“作为学者，要研究经济，对经济活动进行总结；但作为官员，需要把理论变成实践，在实践中扎实推进。做官员和学者的区别就像下围棋和写围棋书一样，下围棋的可以通过赢得比赛一段一段往上升；而写围棋书的就是教人下哪一步是对的。学者是懂经济的人，而官员是要尽心尽责把经济搞好。”唐杰这样对记者说。

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9年工人生涯后，唐杰进入南开大学学习经济学，并在相关领域耕耘了16年。其间，唐杰作为富布莱特项目教授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合作进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与著名空间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合作展开中国空间经济均衡研究。之后，他南下深圳，进入市政府，先后从事研究与领导工作。2015年从副市长任上退休后，又“躲进学术小楼看问题”，担任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的教授、博导。30多年来，不论身份怎样转换，深圳都是他关注、研究、实践的核心对象。而集官、学、研多重身份于一身，唐杰始终秉持着理性、客观的态度，以多维的视角对深圳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在全国很多城市学深圳的大背景下，他也成了介绍深圳经验的最佳人选，不断出现在全国各城市的讲坛上。连日来，结合自己的经历，围绕“深圳发展的核心特质”“应当向深圳学习什么”，唐杰与本报记者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

“初来深圳，

学会的第一个当地词是‘拉长’”

“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有深圳这样40年的沧桑巨变。当然，迪拜比深圳富得快，它比深圳晚开发10年，但它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唐杰告诉记者。

他特别愿意分享他所见证的“深圳奇迹”。“我初来深圳，学会的第一个当地词是‘拉长’。起初我以为是粤语，后来才知道这是个职位，是车间一条流水线的负责人。每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个片段的工作，而拉长是全能的，任何一个工人有情况无法完工，他都能顶上，确保工序的完整。”唐杰说，这个词投射出的正是深圳工业化、城市化的前进脚步。

“从过去40年增长的情况看，深圳是从超高速向高速、中速，最后向全国平均增长率靠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深圳每10年会出现一个因转型而产生衰退的周期。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大量产业外迁的过程。”唐杰说。

他把深圳的发展精确划分为五个阶段——1985年至1995年，对深圳来说是一个工业化开始的过程，靠OEM（代工生产）模块化分工体系加上廉价劳动力，提出全球分工体系，以低端生产支持超高速增长；1995年至2000年，当大规模的“三来一补”向生产要素更廉价的东莞转移，出现了大规模模仿性生产制造的现象；2000年至2010年，开始向深圳制造转变，形成具有核心技术能力的分工协同产业链体系；2010年至2020年，从深圳速度走向深圳质量，从深圳制造转向深圳创造；大规模结构调整之后，深圳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了竞争优势。2000年以来，深圳全面进入科学引领创新时期，更多地从专利技术走向原发性科学研究，这个过程显著提升了企业和产业竞争中的科学含量。“跨越了农业、工业化到创新，这是个一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过程，是在摸索中走出的从数量型转向创新驱动的道路。”唐杰说。

对“转向”带来的变化，唐杰如数家珍。他常在演讲中展示“最爱的一组照片”——同一位女工，白天在装配线上插件，晚上到夜校读书。“起初，深圳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小学四五年级。现在1000万的深圳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达到了大学一年级。没有40年的积累，不可能有这样的变化。而实现这个变化，美国用了100年。”

“我们讲‘模仿创新’，有人说，这不就是山寨吗？深圳过去有很多类似的负面评价。其实，模仿本身没有任何原则可讲。但这座城市是座不断攀登的城市。在深圳之前，全球没有一座城市从如此之低走到如此之高。”唐杰说。

市场是块湿地，

政府的责任是保护湿地

深圳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城市的代表。其他城市要向深圳学习什么？

对此，唐杰曾有过回答——“深圳经验”有难以复制的地方，一是它的唯一性，移民是唯一性，靠近香港是唯一性；二是，深圳的改革，从一个改革带来另外一个改革，带来雪崩式的效应，滚雪球般地越搞越大，这就是改革创造改革。“我们现在总觉得是政府推动改革，事实上是政府要按照企业的要求来，政府发现不了这么多问题，是大量的市场需求在深圳演化成了深度改革。我觉得这是各地不太具备的，要怎么复制？”

话虽这么说，在此次采访中，唐杰还是给出了解题思路：最核心的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持之以恒，专业细化，进入操作流程而不是流于口号；同时，还要强化法治，政府要以法治化退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转身建立优质公共服务体系。

“有问题找市长”和“有问题找市场”差异巨大。唐杰又进一步解释，在深圳，大多数企业可能不知道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哪里，但大多数企业知道税务局、法院的位置。

“深圳还喊出了‘湿地效应’的口号——市场是块湿地，政府的责任是保护湿地，湿地的存在，在于千分之三的盐分，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证这千分之三，不多不少。”唐杰说，“鸟吃鱼，鱼吃虾，都与政府无关，这是市场竞争。企业竞争，政府不管，有问题找法院。这是公开透明，尊重市场规则。”

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大疆”的故事——2006年汪滔在深圳莲花北小区的一个单元里创办了这家无人机公司，至2020年，大疆已占据全球细分化无人机市场80%以上的份额。2014年年初，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到访大疆公司，问了三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在大疆公司创业中做了什么？深圳做了什么？大疆会不会到香港发展？

汪滔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对此他的回答是，香港科技大学在公司创办发展中充当辅导者角色。不知道深圳干了什么，但大疆公司不可能到香港发展。因为深圳在信息产业制造领域具有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优势，深圳发达的产业链配套能力表现为企业分工优势，更表现为人才优势，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聚集这样大规模的多元化工程技术人才。这使得大疆公司可以专注于创新研发。大疆公司在网上竞标的不是生产一款航拍无人机，而是一个组件、一个模块、一个零部件，甚至是一个螺丝钉。每一次竞标都会有5个、10个或是更多制造公司参与，结果是质量会更优，价格会更低。

“汪滔的话很耐人寻味，大疆公司上市的IPO是香港公司做的，大疆公司的公共关系和法律部在香港，大疆公司的知识产权部在香港。由此可见，大疆创新科技公司以及中国著名的一大批民营创新公司能够生长在深圳，深圳能够转型为国际著名的创新城市，关键在于一个核心因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汪滔的创业地是香港科技大学在深圳的孵化点，地、楼都是深圳市政府提供和建设的，但深圳市政府没直接给予汪滔资金。但如果当初深圳市政府直接给资金，他就成长不起来了。这就是深圳市政府和其他一些地方政府的区别。深圳市政府通过创造良好的市场机制、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实现有所作为。”唐杰表示。

“要做到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政府部门还要强化公开公平的政务服务，不要给少数企业吃偏饭，更不要给企业增添麻烦。”唐杰表示，这些内容都很简单，但做到“真不容易”。“政府官员愿意服务吗？能够服务好吗？政府部门愿意放下行政管理权转身去做公务服务吗？长江三角洲做得很好，既有强政府的特点，也有做好服务的理念。而深圳走向法治的市场化比较早，其他城市生硬对标深圳可能不是一个好策略。”

引入沃尔玛没带来“洪水猛兽”

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带来更有效率的增长？唐杰在所著的《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一书中，巧妙地用“三个和尚和一个方丈”演绎“制度创新”。寺庙的方丈立下一个规矩，鼓励三个和尚都能抢着去挑水。为了奖勤罚懒，方丈规定，三个和尚各自挑水，到吃晚饭的时候，谁挑的水多，就奖给谁一盘炒豆腐，谁挑的水少就吃白饭。三个和尚因此都抢着挑水，展开了挑水竞赛。通过这种制度创新，寺庙里的和尚不断增多，再也不会没水吃了。改革开放不仅会产生激励机制，也会因激励机制带来技术创新的效果。由于住的寺庙离河边实在是太远，和尚挑一趟水下来就疲惫不堪，越挑越慢，挑来的水还是赶不上和尚数量的增长。和尚共同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挖一条渠，装一个辘轳，有的和尚负责摇辘轳，有的和尚负责把水倒入水缸，“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给和尚带来的福利”。

敢为天下先，令深圳跑出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创新也已经深入深圳的“肌理”，不论是机制体制方面，还是法治、市场经济方面。唐杰为记者介绍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典型案例——1997年，深圳想引入零售业巨子沃尔玛到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对者众多，视沃尔玛如洪水猛兽，担心其会对中国的商业进行垄断，中国超市会因此垮掉。深圳还是把沃尔玛带进了中国，一些人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而深圳学习沃尔玛全球采购体系的热情反倒被大大激发出来。深圳还帮助其举办了全球采购大会。值得一提的是，引进一年后，招商银行还找到沃尔玛，建议他们引入会员卡制，即由招行来帮做消费卡。此法实施后，就令中国人从信用卡时代进入了消费卡时代。

“一线城市不是看是否富有，而是看创新能力。”唐杰同时坦言，目前我国城市科学产业技术创新性不高。依据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了全球前100个创新中心的数据，把国家创新体系放在实证角度来观察(纵轴是论文数量，横轴是专利的对数)，2018年深圳和香港居全国专利数量并列第一位。我们用数据观察中国的一线城市，中国进入全球前十的创新城市里，深圳、香港、广州合为一个创新体，即深港穗一体化，还有北京、上海。如果以专利技术或者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条约)来看，可以发现，中国一线城市如今都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前十名，其中深港穗一体为全球创新中心的第二名，所以一线城市同时也是国家创新体系里的领先者。中国还有很多二三线城市，在全球前100名创新城市集群排名中只能位于第二、第三梯队，尽管其中不少城市已经聚集了数量较多的大学与科研机构。他认为，我国过去40年的城市化、工业化处于一个跟跑阶段，在向并跑阶段过渡，要在部分领域真正实现领跑，转换增长的方式就需要从工匠精神转到专利技术。同时要从简单的工匠精神走向科学发现、产业发展。在这样的增长框架下，未来要发生的变化推动着大学与产业的结合，推动人力资本、科研成果的市场化。

“产学研结合就是要走‘基础——前沿基础——产业升级’的路子。高校有人经常发论文，鼓励他们好不好？很多论文的发布是并没有多少创业性的。部分大学聚集的城市，处在科学发现和产业创新能力中低端。假如我们就在这儿解析，包括济南、哈尔滨、长春、南京、武汉、杭州这些大学密集的城市都可以走近这个概念。而走向创新，我们还要进一步解决问题。实际就是“十四五”规划谈到的问题：要解决基础研究和产业不一致的问题，要让大学、企业、政府三种力量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而在实践中最重要的，一是政府支持做大做强基础研究，少干预、不干预科学家，多投入，持续投入；二是鼓励发展VCPE(私募股权)，给科研成果定价，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技术，转化成一代又一代创新企业。”唐杰说。

2012年至2015年，深圳市科创委为近800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总支出达40亿元的补贴，促使中小微企业贡献给深圳的产业增加值增加1200亿元，其中7000多家中小微企业的贡献超过700亿元，发明专利占全市总量的比重由4.7%上升到11.5%。“可以说，政府有效的创新资助政策对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收益是有利的，也可以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他表示。

转型快的城市，

都是飞鸟愿投林的地方

2020年，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人类的共同危机，我国向世界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求变、应变。目前，国家正在抓紧编制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作为第三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话题，他结合深圳的做法也有很多感悟。过去十年，深圳通过创新驱动、绿色导向的发展模式和产业转型升级，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实现了更有质量、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增长，全市碳排放呈现总量增长趋缓、碳强度持续快速下降、结构减排效应显著增强的特点。“十四五”时期，深圳产业将持续转型升级，产业高级化、结构高端化仍将是降低碳强度和碳排放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高产出低碳排放行业占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上升，低碳强度的新兴制造业占比明显上升，预计制造业碳排放量基本保持稳定。深圳具有2022年至2023年碳排放达峰的可能性。

然而，放眼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加，用新能源替代旧能源的困难程度很大。同时，传统制造产业需要大规模调整，过程近似于脱胎换骨。一边是碳达峰、碳中和，一边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如何齐头并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关键在于，它是个长期的发展方式，是转型问题，我们要认识到转型的迫切性、复杂性、持续性。”唐杰表示，“能耗和能效水平或者叫能源弹性消费系数是要不断变化的，能耗的单位产出是要提高的，这不就是要去达峰了吗？还要搞中低端产品吗？这是中国经济整体转型的问题。这里面还蕴含着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要不要产业升级。可以采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光伏在最近10年经历的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摩尔定律的速度，这是个机会。煤炭一直被认为是低成本的资源，当光伏比煤炭还便宜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采用？会带来多大的新增长点？这都是要着重思考的。”

唐杰说，最近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煤炭占能源的比例已经从75%降到60%左右。假如持续这样做，它会产生新一轮的投资，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此外，当我们看到汽车都是使用可再生能源或者是用可再生能源制氢，然后变成汽车动力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年年进口这么多石油吗？”

而“能源减碳”与“蓝天保卫战”要协同推进。唐杰告诉记者，碳排放其实和蓝天没关系，但只要是化石能源燃烧，一定伴生有害气体。所以，要深挖节能提效的潜力，加快推进电力行业、交通行业和工业减排。深圳也曾经历过严重的雾霾，2004年是最严重的，全年雾霾天数为180多天，严重到百米多宽的街道两边的楼房都看不清楚。以2008年为拐点，6年后深圳的雾霾天数已经回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70天。深圳连续几年名列全国空气质量指数前10名，在全国超过千万人口大城市中位列第1。现在深圳的空气质量指数就从70多下降到了19。当地采取的措施就是限制火力发电。“有一个很大的火力发电厂，采取了超临界技术，但我们还是逐渐把它变成一个备用电厂。这就有极大的决心在里面。”他举例说。

“与此同时，还要改变生活方式，要发展公共交通，当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承载率超过70%的时候，碳排放就大大下降了，变成一个能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深圳在全国最早推行公交车全电动化，深圳的出租车全电动化，路面很少能够看到青烟在飘。老百姓看到了，支持了，转型就成功了。”唐杰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转向递增的经济发展转换过程并没有直接的感受，最直接的感受是经济发展了，空气、土壤、水污染改善了，就是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了。当然，这样的标志可能不严谨，但具有高感知度，也是容易达成共识的。所以，要改善污染状况，就要付出增长率的代价，就是要下大力气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低端产业，要加快淘汰过剩的产能。“现在看来，凡是转型快的城市，都是飞鸟愿投林的地方。事实上，愿不愿意付出转型的代价是个问题，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转型路子也是个问题，最成问题的是，不能再复制简单的以GDP为宗、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要以空气、土壤和水污染的动态变化，作为经济发展前行的直接可观测的标准。”唐杰说，深圳为转型付出了应当付出的代价。经济增速或是增长率下降换来了经济质量显著上升，空气质量和环境污染显著改善，深圳蓝，成了这座年轻城市的标志，是市民最大的骄傲与自豪。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黄慧敏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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