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

文化之窗丨“文学生活”就是“对话”

大众日报记者 于国鹏

2022-12-07 07:25:00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丛新强学术新著《世俗与神圣之间》,日前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山东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策划,并列入山东大学双一流建设暨学科高峰计划资助项目。

在此之前,丛新强已经出版《当代中国文学的宗教维度》《莫言长篇小说研究》《新时期文学视野中的“新生代”小说与文化延伸》等专著。从《世俗与神圣之间》一书中,可以了解到作者近期的文学研究最新成果与学术观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丛新强说:“收到本书中的文章代表了我的几个学术关注点。”

“文学生活”并非一个日常术语

除了持续进行的既往研究,丛新强的学术关注点近期聚焦温儒敏先生提出并论证的“文学生活”命题,并且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活研究”。

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文学生活”有其特定指向。相对于传统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文学生活”侧重强调“普通国民的文学活动”,充分意识到文学与各种媒体间的渗透和互动。丛新强说:“这一全新的概念,并非通常所意会的字面意义的表达,而是具有哲学意义的思辨性和逻辑展开,否则不过是一个日常术语而已。”

他认为,面对“全球化”本质存在的“全球对话主义”“文学生活”至少关涉三个问题,“第一,文学生活处理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第二,文学生活是一种‘文学对话’;第三,文学生活是一种‘文学行动’。”

丛新强以“对话”与“行动”为两个关键词,对“文学生活”的内涵进行细致阐释。他说,“文学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发生、发展的,它是一种永远开放性的研究,而且是一种无法预料结果的研究,甚至“我们”不能准确把握研究的过程,所以其创造的“生长点”和产生的“思考”或许大于研究本身。“文学生活”意义上的“对话”,本质上说是一种没有“前提”的对话,如果说非要有什么对话的“前提”的话,那就是对“自我”存在的反思和对“他者”身份的尊重。而在这种情况下,又再次构成“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和“展开”。

他认为,“文学生活”研究从根本上就处在“对话”之中,其间涉及的每一个“主体”都互为对话者,“‘对话’赋予‘他者’以主体性的维度,从而使得‘主体’之间得以相互改变的承认。”

丛新强举例,文学与影视的互动关系,就是“文学生活”中的互为主体性的对话。影视吸收文学的能量以激活自身,而文学则借助影视的传播获得扩展的机会。在影视发展中,文学著作往往成为影视工作者改编拍摄的首选。文学何以成为影视最需借助的资源?因为它所提供的故事、人物及其语言构成其中的核心要素。张艺谋导演就曾说过:“我们研究中国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从文本到剧本的历程无论如何,文学对影视的基础性作用迄今为止都是其他因素和资源无法取代的。

反过来说,影视对于文学的影响又大致具有负面和正面的两种表现。从负面效应来说,由于改编带来的对原著和原著作者的宣传效应和经济效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心态,也就出现了作为影视改编备选作品或脚本的小说,影视化痕迹明显。评论家胡平先生在《视听时代文学与影视关系如何重构》一文中曾概括,影视化痕迹明显的表现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是:“主题健康而肤浅;注重故事情节,而故事又好不到哪儿去;忽视生活的丰富质感,忽视细节描写,忽视闲笔,真把小说写成了单线的单纯结构;取消了细腻的心理刻画;对话过多等。”

丛新强认为,说到底,“文学生活”就是“对话”,这个“对话”没有终点。通过不同层面的不间断的“对话”,文学的现时经验和过去经验得以不断交流,文学的“外循环”得以形成。

勾勒莫言小说新作的精神特征

丛新强教授在学术领域还有一个产生影响的方面,就是关于莫言文学的研究。目前,他还担任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山东省莫言研究会副会长。他说:“围绕这一领域我发表了系列论文,还出版了专著《莫言长篇小说研究》。收入本书的几篇文章较有代表性,虽然莫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目共睹,但我还想在其‘中短篇小说’文本解读和作家主体意识及文学思想研究等方面有所建树。”

在莫言小说新作的精神特征方面,丛新强进行了深入思考。诺奖之后,莫言公开发表的代表性新作主要在于短篇小说,包括《天下太平》和以“故乡人事”命名的《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及《等待摩西》《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等,这些作品后来收入了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

丛新强认为,尽管这一系列的创作依然来自那个广义的“故乡”,却呈现了新的精神特征,并通过真实两难的时代境遇、善恶难辨的人性面相、恩仇并泯的精神旨归等方面生动体现。

他举例说,在莫言的创作历程中,对“打铁”情有独钟。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老铁匠和小铁匠的“打铁”场景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姑妈的宝刀》的开篇“民歌”也正是从“铁匠”入手演绎出“宝刀”的故事。《丰乳肥臀》中作为铁匠妻子的上官吕氏,实际上打铁的技术比丈夫要强许多,只要看到铁与火就热血沸腾,创造了女人打铁的先河。《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第一次生命转换形态是“驴折腾”。小说中写到单干户蓝脸带着西门驴上蹄铁之时,面对的还是铁匠铺。

到了新近的《左镰》,莫言开篇“小引”就是“打铁”。每年的麦收时节,铁匠老韩一行三人便来到村头,不仅为乡民打造出实用的铁具,更塑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旋即形成三锤轮打的热烈的劳动场面。本来和谐而妙趣横生的渲染到位的“打铁”画面,因为田千亩提出的一把“左镰”而被打破,从而引发一段牵肠挂肚的恩怨人生。

在《左镰》中,莫言写道:“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透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

丛新强说,在《左镰》中,人生的恩怨纠葛,就在这样的结局中得到释放。看起来是锻打一把左镰,本质上也就是修炼一种人生。面对生命本身的残酷,生命的过程却可以选择温柔,正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莫言一贯的残酷叙事无论程度如何,终究是为了实现恩仇并泯的精神旨归。

莫言的小说集《晚熟的人》,收入他2020年上半年创作的《晚熟的人》《贼指花》《火把与口哨》《红唇绿嘴》等。对于小说集中的这些作品,丛新强通过单篇笔记的方式,逐一进行了解读。关于《红唇绿嘴》,丛新强认为,小说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乡》,人物之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小说中,“我”由京返乡看望病中的父亲,遇见当年的覃桂英、如今的“高参”。“高参”的确不一般,已经不是传统乡间的农民形象了。莫言发现了互联网时代的农村中的“新人”。只不过,这类“新人”所谓的深谙网络之道,所谓的充分利用“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有宽阔的缝隙”,所谓的“卖谣言”,又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

丛新强说:“莫言的创作总是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中的人性特质,尤其注重人类文明思想和终极文学精神的借鉴与吸收,同步成就并展现出独树一帜的主体自觉意识。”(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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