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缘何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凯恩斯”

“相桓公霸春秋一匡天下名千古，富民众强家国九合诸侯顺八方。”淄博市临淄区管仲纪念馆大门的楹联，道出了治国奇才管仲的人生成就。他以四十年相业为笔，以齐国疆域为纸，写下了一部富国强兵的鸿篇巨著。这位“中华第一相”还被今人誉为“贸易战鼻祖”“中国古代的凯恩斯”。

对于经济规律的探索，古今中外从未停止。两千多年前，管仲一系列经济举措，植根齐地土壤、兼顾理想与务实的治国智慧，不仅让齐国崛起，更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治理的典范，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镜鉴。

“利出一孔”，为国聚财

秋染牛山，重阳庙会的喧嚣，唤醒了临淄的古老记忆。这座不起眼的小山，每逢农历三月三、九月九，总是游人如潮。人们至此登高祈福，在商贸集市间寻觅烟火，于书画展演中触摸文脉。

牛山北麓，正是齐相管仲的长眠之处。管仲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两千六百多年过去，他仿佛还在守护着百业兴旺、齐地安康，他的传奇谋略也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着“化学反应”。

时间回到春秋时期，中国处在转型关键节点。诸侯为争夺土地、人口和资源，展开白热化竞争。社会结构也剧烈变动，原来的宗族管理体系失效，新兴地主和商人地位上升，小手工业者、小土地私有者越来越多，“工商食官”制度名存实亡。

齐国的金属冶炼、制陶、纺织、酿造等技艺闻名天下。管仲接手相位后，将姜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国策发扬光大，形成了系统化的国家治理策略，其中的经济学思想，被梁启超称作“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

想成就霸业，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春秋时期，粮食是国家财富的基本衡量标准。然而，在管仲的认知里，财富从来不止于粮食。他将山林薮泽、土地矿山、铁制农具、水利设施乃至货币，都纳入了财富体系。他明确提出“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将货币视为一般等价物。

如何积聚力量？管仲的核心经济主张是“利出一孔”，即国家必须掌控核心资源分配权，“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在他看来，粮食是“万物之主”，是治国根本；盐铁是民生刚需，是财政命脉。粮食储备制度、盐铁专卖制度应运而生。

“以丰补歉”的国家储备体系建立起来。丰收之年，粮食价格下跌，国家以平价大量收购余粮，避免谷贱伤农；灾荒之年，粮食短缺，国家再以平价抛售储备粮，平抑物价，阻止商人囤积居奇。他还通过适度提高粮食价格，吸引周边国家的粮食流入齐国，让“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盐铁专卖则是管仲的“财政利器”。齐地出产盐铁，管仲推行“官山”“官海”之策，将盐铁开采、生产、销售大权收归国家。铁矿开采“官有民营”：官府严禁私人开采，违者重罚，但允许百姓在官府监督下劳作，收益按“民七君三”分配，此举既调动了劳动者积极性，又保证了国家收入。盐业则由国家完全垄断，将食盐高价出口到缺盐的晋、宋、卫等国，“得成金万一千余斤”，积累了巨额财富。

难得的是，管仲居然有货币调控意识，根据供求变化，利用“轻重之术”调控市场价格，“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他的“币有轨”思想，认识到货币流通有客观规律，国家应根据人口、土地、粮食产量等因素，计算货币流通的必要量，确保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社会财富的创造，根本靠人。为让蓝图变成现实，管仲决心重塑社会组织架构，充分释放人的活力。

春秋初期，“国”“野”制度崩坏，人口流动频繁，社会秩序混乱，不仅影响生产，也危及国防。管仲推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区划改革与“四民分业定居”的职业管理制度。

一方面，他将齐国疆域重新划分：都城及周边的“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士农之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由齐桓公与国子、高子分别管理；偏远的“野”“鄙”地区则分为五个属，设立各级官吏层层管辖。这一改革打破了贵族与庶人之间的阶层壁垒，将社会控制权从宗族体系转移到行政体系，强化了国君集权，也稳定了经济环境。

另一方面，他将民众按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要求他们“群萃而州处”，且职业世代相袭。同业聚居便于子弟耳濡目染，通过父兄言传身教传承技艺；同业者朝夕相处，利于经验分享与技术创新；职业固定则减少了人口流动带来的动荡，保证了劳动力与国家兵源的稳定。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

产业布局，事关长远。管仲立足齐国的产业基础，将工商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做强“长板”。他提高了工商业者地位，将士、农、工、商并列为“国之四民”，打破了“士贵商贱”的传统偏见。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在都城设置“工商之乡六”，任命“工正”“工师”“铁官”等官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与技术指导。

管仲意识到，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决定产业发展上限。因此，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将人口与人才视为国家富强的根本。他推出了一套务实的“增人”政策：宽政、薄赋、弛刑，为百姓创造安定环境；鼓励生育，“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对多子家庭减免赋税；关爱弱势群体，设立救济机构，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这些措施使得齐国人口快速增长，劳动力日益充沛。

他当然知道，人力并不等于人才。为吸引和培育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管仲提出重奖农业、畜牧业、林业、园艺、医药、蚕桑等领域的人才，明确规定“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还免除他们的兵役，鼓励专心钻研技术、推广经验。同时，他主张聘请民间工匠与国外“良工”，促进技术交流，提升齐国手工业水平。

除了做强实体经济外，管仲还把对外贸易当作重头戏。他遵循“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的原则，紧缺物资通过抬高价格吸引流入，富余物资则适度降价扩大出口。为鼓励商贸，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关税与市税只征一项，甚至为外国商人免费提供食宿、运输便利，出现了“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盛况。同时，以临淄为中心，打造商业城市群，齐国成为天下商贸中心。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政策也需要动态调整。后来，齐国实力逐渐壮大，通过军事扩张，疆域已“方五百里”。一边是耕地增加，另一边是“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失。此时，周边国家灾害频繁，粮食外援断绝，隐患重重。管仲及时调整了政策，从注重工商转向以农为主、兼顾工商。设置“司田”“司空”等农官，加强农业管理；强调“不夺民时”，保障农业生产；提高谷物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推广施肥、土壤改良技术；支持农田水利建设……通过这些措施，有效稳住了国民经济基本盘。

快速发展中，难免会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管仲敏锐地提出“贫富有度”的治理原则，主张通过行政、经济手段进行控制。信贷上，设立“环乘之币”作为公用基金，农忙或灾荒时，向农民提供种粮贷款，收获后偿还，使得农民免遭高利贷剥削。财税上，实行差额征税，推行弹性税率，减轻农民负担。行政上，通过准入限制，禁止富豪与民争利，保障贫民就业权利。甚至还出台了提振消费措施，鼓励富人“修宫室台榭”，创造就业机会，促进财富再分配。

在制度创新方面，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堪称土地税制的划时代变革，最为后世称道。

西周实行井田制下的劳役地租制度。农民需先耕种贵族的“公田”，再打理自己的“私田”。到了春秋时期，农民对“公田”劳作消极怠工，导致“公田不治”，而贵族通过开垦“私田”积累财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同时，“赋”“税”不分，剥削沉重，引发农民逃亡、社会动荡。

针对弊病，管仲精准施策。“相地”即考察土地的肥瘠、地势高低、水源深浅等自然条件，将土地划分为上、中、下三等；“衰征”指根据土地等级，征收不等额的实物地租。

这是“一箭三雕”之举。一是废除劳役地租，实行实物地租，减轻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可以自主安排耕作时间，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二是体现了公平原则，土地优劣与赋税轻重挂钩，避免“取民无度”。三是释放了农民开垦荒地的积极性，耕地面积扩大，国家财政收入随之增加。

在此基础上，他实行弹性税率，减免养老育幼家庭、孤儿收养家庭的赋税，合理确定征税期限。主张“寓税于价”，通过盐铁专卖、提高粮食价格等方式，将赋税隐蔽地纳入商品价格中，实现“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减少了社会矛盾。

管仲还拥有朴素的生态智慧。他提出“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规定春夏万物生长之际，“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禁止过度开采；设立“火宪”防范山火，根据生物生长规律合理利用资源。

这些措施看似多元，核心却只有一个：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发展，调和社会矛盾，实现稳定。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管仲所有经济举措，都植根齐国现实，不固守教条，始终以解决实际问题、实现国家富强为目标，体现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务实精神。他“因民俗，顺民心”，力求政策能落地、见实效。

管仲经济学不局限于单一学派，而是兼容诸子各家。他既强调以农为本，又重视工商发展；既主张国家集权调控，又兼顾民众利益；既重视法治规范，又强调道德教化，体现了“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这让齐国经济更加全面、更具韧性，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形势。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是管仲经济学的精髓。他的变革并非激进的颠覆，而是循序渐进的改良。比如，土地税制上，先实行“案田而税”，再过渡到“相地而衰征”；权力分配上，保留国子、高子等世卿的地位，逐步强化国君集权。这种渐进式变革，避免了社会动荡，实现了平稳过渡。

管仲经济学的直接成效，是让齐国成为春秋首霸。但它的影响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走势。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中的重农抑商、郡县制、什伍连坐等措施，借鉴了管仲的“以农为本”“叁其国而伍其鄙”等思想；荀子的开源节流、重本抑末思想，与管仲的财富积累和产业调控理念一脉相承。汉代，桑弘羊推行的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政策，几乎全盘复制了管仲的经验。唐代“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利”的政策，则延续了管仲的“四民分业”思想。宋代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与管仲的调控理念异曲同工。管仲经济学中以人为本、重视民生、义利并重的理念，更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四梁八柱”。

现代经济学中许多思想、假设、结论，管子都有朴素认知和实战经验，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可由于语言文化隔阂，这些宝贵观点的学术价值没有被充分认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将管仲经济学与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理论、凯恩斯的政府宏观调控理论、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等进行比较研究，推动着现代经济学发展。

在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管仲经济学同样闪耀着实用的光芒。管仲垄断核心资源、运用价格杠杆调控市场、建立储备制度的主张，对宏观调控具有启示意义。管仲农工商并重、因时调整产业重心的经验，提醒今人要注意产业协调发展。管仲重视对外贸易、灵活运用“高下之策”的做法，可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应对贸易摩擦提供借鉴。在共同富裕、保障民生、人才强国、生态环保等领域，管仲经济学也有闪光点。

念兹在兹，长眠于斯。除了思想精神，一代贤相给齐地，还留下了许多更为具象生动的“宝藏”。

苍松翠柏间，管仲纪念馆如一块沉埋千年的璞玉，依托管仲墓的古脉而生。这座串联起田齐王陵、太公湖等胜景的场馆，将齐文化的根脉与山水灵秀熔铸，让春秋贤相的风骨跨越千年而来。

馆前广场的巨大雕像，堪称点睛之笔。管仲左手仗剑镇山河，右手执书藏丘壑，眉宇间凝着“一匡天下”的英气，仿佛仍在推演富国强兵的良策。

拾级而入，五座展厅循着管仲生平，徐徐铺展。序厅“管鲍之交”以江南砖石庭院为韵，淡黄石材映着砖雕壁画，将二人患难与共的知己情、胸怀天下的鸿鹄志定格其间。穿廊桥南行，“桓公拜相”厅仿廷场景，再现了管仲从阶下囚到辅国相的跌宕传奇，光影流转间，仿佛能听见君臣相得的千古佳话。“管仲治齐”厅以田园外景为衬，两道过门似通古今，将改革内政的波澜壮阔、管子思想的博大精深铺陈开。“首霸春秋”厅一边是经济改革的富国之策，一边是尊王攘夷的盟会盛景。最后的“光照千古”厅，石质回廊绕着病榻论相的铸像，仿古竹简上的箴言字字经典。

出展厅过管仲祠，尽头处，冢墓巍然。高大的封土被青松翠柏环抱，牌坊静立。碑刻上，“齐相管夷吾之墓”赫然入目。风穿林叶，如闻春秋古音……

高台教化，有形又无形。在这座建筑里，“探齐之旅”剧本杀让玩家化身历史角色，于谜题中解锁齐文化密码；古法蹴鞠的非遗体验，让人们在酣畅淋漓中，体悟着齐风意气。

凭栏而望，牛山庙会的烟火气，与管仲纪念馆的历史厚重相融共生。秋光中，齐文化的务实与开放，代代相传。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蔡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