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教师换和谐不长久，要为教师敢管学生“撑腰”

一场40分钟的直播连麦，引来两个月的举报风波。

近日，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发视频称，因在直播连麦中指出一名家长对“孩子遭受校园霸凌，老师处理不公”的认知有误，她遭到了长达两个月的举报，该家长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她反复写说明材料、配合调查，直到复旦大学完成调查，认为她不存在侵权、失职等问题，未对其作出任何处分。

从结果看，这是一次学校对教师的正名。多想一层，则不乐观：一位有声望的高校学者，仅仅在网上的回答不合家长的心意，就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教师，面对类似情况又该如何应对？

近期在网络引起热议的多起校园事件，则从另外的角度，指向相同的困境：

浙江瑞安，一小学英语老师在课间劝阻两名六年级学生打架后，被打架的女生用金属镊子戳伤右眼，经法医鉴定为轻伤二级，而伤人者因未成年，免予行政处罚；（点击查看此前报道）

河北某职校，一名男生回答不出问题，将老师抬手扶眼镜的动作理解为“竖中指”，大闹课堂要求老师当众道歉。

学校教育是孩子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关键衔接，对人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教师既要教书，也要育人。而教书育人，维持教育场所的秩序是基本前提。传统意义上，教师之于学生，代表成人社会和知识权威，有传道授业之责，也有管理教化之职。而在这几起事件中，老师反而成了弱势者，“不敢管学生”不是偶发抱怨，而是正在发展的趋势。

当下的教育生态里，教师处在一个复杂的位置：上面，有学校、教育局，握有考核处分权，督促教师教学的同时，又层层传导着“不出事”的压力；下面，学生身后站着各种各样的家长，拥有监督投诉的权利。教师处于教育系统的权力末端，却是教育现场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最直接的压力。

近年来，家长对教育的监督投诉权利有被滥用异化的趋势。有媒体曾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不属实的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

极端案例同样存在。2020年，广州一位家长在网上发布信息称女儿遭到老师体罚致吐血，并配上带血迹的校服照片，引发大量网民转发声讨。警方调查后发现，衣服上的血迹系化妆品伪造，家长被追责。但在真相大白之前，涉事教师已遭到严重网暴。

极端案例毕竟罕见，更多一线教师面对的是那些不至于对簿公堂的日常投诉，被投诉的频遭调查，乱投诉的没有代价，如此拉扯，严重消耗一个人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上要应对考核问责，下要直面师生、学生冲突，外要应付家长审视，内又缺少压力化解分担渠道，职业倦怠等问题便由此滋生。

当然，也要承认，部分教师师德不修，欺凌体罚学生的情况同样存在。不敢管和乱施威并存，现象矛盾但病根同源，都是教育权力缺乏明确边界。边界模糊时，有教师因怕事而放弃管教，也有教师因缺乏约束越界施暴。两种极端又相互催化，后者的每一次曝光，都会加剧家长对教师的不信任和对立情绪，而前者每一次放任的不良行为，又可能积压成更严重的问题。

一些地方已在纠偏。近日，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破解管教困境的建议》作出答复。

济南市教育局表示，下一步将区分正常教育行为与失范行为，学校需承担“第一责任人”角色，主动为教师提供支持，而非简单“牺牲教师换和谐”，让教师“敢管”。

2021年，教育部就针对教师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问题，制定并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2024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提出，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态度已经明确，关键还在落实。面对家长举报，学校、教育部门要做的不是息事宁人，而是厘清是非，当教师因为正常的管教行为陷入旋涡，更要以担当核查事实，保护教师，为认真教学的教师撑腰。

“撑腰”不是偏袒。划清惩戒边界，是对师生双方的共同爱护。

未成年人处于人格发育期，早期的不当行为如果缺乏及时有效引导，就会随着年龄增长发展得更加极端。近期发生的在不同学段的几起事件，可以视作“不敢管”的后果在链条上不同位置的爆发。

如果学生在一个不允许教师正常管教的机制里长大，耳濡目染的不是对规则的敬畏，而是“闹就有理”的逻辑，这种逻辑不会停留在某个年龄段、停留在校园里、停留在一代人身上，最终会由整个社会来埋单。

我们需要的不是“管还是不管”的二元选择，而是清晰的权责边界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师生双方的身心健康与人格尊严都得到守护，管教才能成为育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