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鼓

　　□ 本报记者 张春宇
　　本报实习生 霍芷婷
　　2021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榜上有名。岗上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早期社会的分化，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岗上遗址发掘出的这件陶鼓，便是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时期，中华大地就已出现早期礼乐制度的鲜明代表。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鼓，出土于岗上遗址北区二次葬大墓，乐器，通高29厘米，口径约17厘米，最大腹径19.6厘米，底径9.6厘米。夹砂红褐陶，长筒深腹，大口微敛，口沿下外侧一周贴塑11个圆锥形革丁，腹中、下部各对穿两个小圆孔，小平底，底部中心一孔，有四个凿形矮足。其中圆锥形革丁用于固定鼓皮，鼓身腹部或底部的小圆孔，则是为了与散音产生共鸣，以及让敲击时产生的气流逸出，防止韧性差的陶质鼓因敲击碎裂而特意设置的。
　　陶鼓，也称土鼓，从已经发表的大汶口文化资料来看，陶鼓的分布范围主要在鲁中南地区和江苏北部一带，是鲁南苏北地区先民首先发明并开始使用的一种打击乐器。而这种古老的打击乐器在后世文献中也不难寻其踪迹。《礼记·明堂位》载有“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陶鼓在原始先民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作为乐器，可在庆祝丰收、鼓舞军士时演奏，也可作为发出巨响的器具，在狩猎传信、报时发令时使用。另一方面，陶鼓也活跃在祭祀等活动中，先民配以乐舞，向上天传达愿望，并以祭礼教化人伦，突出个体的地位。后一种作用，让陶鼓成为了早期文明的典型礼器。
　　据考古材料，早期的礼器，往往诞生在社会等级分化的时期，其功用和形式逐渐脱离日用品，并被赋予特殊用途与意义，如用于祭祀仪式，或彰显持有者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大汶口文化时期所发现的陶鼓，多有缸、杯、罐等陶质器皿的形制，能够看出其从日用品向礼器转化的痕迹。这个陶鼓出土的北区二次葬大墓，除出土大量陶器和较多玉器外，另有鹿角锄、鹿角叉形杖、鳄鱼骨板、骨杖形器、龟甲器等礼制随葬品。同样证实了在那个时期，陶鼓等礼器已经成为区分人身份地位的象征。换句话说，陶鼓在大型墓葬中的出土、在中小型墓葬中的消失，即代表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等级制度已经出现，礼乐制度等礼制已初具雏形这一重要事实。
　　礼，国之干也。礼制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息息相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礼制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存在的有力佐证。祖先制作出陶鼓，皮革与鼓腔共鸣的隆隆声究竟承载了他们怎样的心愿，今人难以得知。但存留至今的陶鼓让我们知道，在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就已经具备了礼制这一独特的内核，已经发出了自己强有力的心跳声，向世人宣告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