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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张春宇
　　 本报实习生 霍芷婷
　　 本报通讯员 侯 真
　　“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康有为曾如此评价漕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为京杭大运河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漕运对维持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经历了众多朝代，漕运的历史也如江河波涛般起落兴衰。
　　现存于东平县博物馆的这枚清代漕运官印（上图）在1956年由原衙署差役上交，青铜材质，橛纽，通高12厘米，印面长8厘米、宽4厘米、纽高5厘米，印面为九叠篆“管理漕运事务关防”及对应满文，印台上有“管理漕运事务关防”“礼部”“顺治二年七月”等汉字和满文。“关防”，为临时派遣的官员所用长方形阔边朱文官印，由礼部制定，不同官级所用关防的材质、印泥颜色均有所区分。由此可见，这枚青铜漕运官印极有可能是运河东平段负责管理漕运事务的临时派遣官吏用于加盖文书通牒之物。
　　泰安东平段运河开凿于元代，起自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安山西南，经张秋、过东昌、至临清，抵达御河，全长二百五十里，被元世祖忽必烈赐名“会通河”。而后，东平段运河经历了元明两代的修建，构建起华北海河水系与黄淮水系的直接联系，到清代前期已形成相当规模的运输能力，成为清朝漕运体系的重要枢纽。
　　漕运的兴盛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形态密不可分。漕运自隋唐运河开通之初兴起，随着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南北分离，漕运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清朝建都北京，所需粮食物资绝大部分要从东南地区调配，流通主要依靠水运，清朝前期更是以河运为主。相关学者据史料保守推算，道光四年以前，内河漕运兴盛时期，平均每年通过漕船附带的南北货物便可达四百二十万石。而为了把征收的漕粮等物资运往北方，清朝沿袭前朝制度设置了一套完整的漕运管理执行机构。《漕运议单》中记载：“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漕运之官尤为详备，诚重之也。如总握七省之纲维，持筹全漕之要领，提文衡、司派兑、盘粮督运……各有责成焉。”清代东平段运河河道便分上下“汛”设管河州同、管河州判管理，由知州佐官担任，运河东西岸设官堤与民堰，其闸关、驿站均有官员民夫管理运营。
　　庞杂的人员架构也成为后期漕弊滋生的隐患之一。清朝前期还能凭借严格的管理和充足的国库维持，而随着财政压力增大，吏治腐败，漕政混乱，国库已难以应付河道与漕运的双重压力，多省出现停漕。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切断了运河北上之路；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横穿运河经大清河入海，而清政府已无暇他顾，于是漕船开始纷纷选择走海路北上。1901年，光绪帝下旨“漕政日久弊生，层层剥蚀，上耗国帑，下朘民生。当此时势艰难，财用匮乏，亟宜力除糜费，切实整顿，著自本年为始，各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将漕粮改为现钱征收。1905年，漕运总督撤废，漕运也随之在历史舞台上落下了帷幕。
　　纵观历史，京杭大运河凝聚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成果与智慧，积累的文明技术和治水经验让当代人民受用至今，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诞生了漕运这一独特的政治经济形态，为各朝各代的经济交流、社会变迁也带来了深远影响，让我们能够从漕运的兴衰中去体悟历史，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