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学泽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省政府颁发的全省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奖，第三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共评选出298项获奖成果，从5月7日起，山东省社科联官方微信公众号对特等奖、一等奖作品集中进行宣介。其中，发表于201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的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江昌林的文章《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九歌〉的形成》荣获一等奖。
　　《九歌》是《楚辞》的篇名，原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战国时期楚人屈原（约公元前340一前278年）对其进行了重新创作。《九歌》共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九歌》的来源问题，是两千多年来《楚辞》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众说纷纭。江昌林利用民俗学等资料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考古新资料建立起的完整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对屈原《九歌》的“地域文化来源”有了新的考证和论断，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九歌”创作基础
有“海岱东夷”要素
　　长期以来，《九歌》被认为是屈原在楚地文化基础上加工形成的。如，王逸《楚辞章句》认为，《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祀乐曲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屈原放逐”，窜伏于“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通用教材，大多采用此说。
　　但江昌林提出了《九歌》创作的“多地起源说”。蒙文通先生在1933年出版的《古史甄微》中认为，我国古代民族分为三族，即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中国古代部族可以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徐旭生还认为，蒙文通所说的江汉民族“大致等于我们说的苗蛮集团”，河洛民族“大致等于我们所说的华夏集团”，海岱民族“大致等于东夷集团”(《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61页注解1)。
　　江昌林认为，《九歌》各篇的族属及其形成流变，空间上正好处于海岱东夷集团、河洛华夏集团、江汉苗蛮集团所对应分布的山东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和长江中游区，而时间上又恰在五帝至夏商周三代之间。传统关于《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祀乐曲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认识并不全面。《九歌》中有海岱东夷族虞舜时代的《韶》乐、中原华夏族禹启时代的《虬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以及流传于楚地的山川祭歌等。
　　江昌林对《九歌》文本所隐含的文化基因进行深入考证分析得出结论：《东皇太一》《东君》两篇源于五帝时代海岱地区东夷部族的祭歌史诗；《河伯》《云中君》两篇源于夏代中原地区夏部族的祭歌史诗；《大司命》《少司命》两篇源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湘君》《湘夫人》《山鬼》《国殇》《礼魂》五篇才是楚地民歌。
　　这个结论为《楚辞》学界两千多年来第一次提出的新见解，可谓“大胆”。考古学把山东厚重的人文积淀称之为海岱文化，即在泰山与箭镞形岸线之间发展起来的陆象文化与海洋文化相匹配的中国区域文明。山东一带古称“海岱”。“海岱”一词始见于《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又云：“海、岱及淮惟徐州”。海岱指自黄海西岸至泰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海岱文化区的概念是高广仁和邵望平两位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主要以泰山为中心，包括山东省、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和江苏北部的广大地区，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因此，江昌林的这个新观点，使《九歌》这一传统被认为是楚辞的作品，第一次和“山东”发生了联系，《九歌》里边有“山东古代的歌”，这是一种新认识新观点。
屈原来过古代的山东
　　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确实，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创作的源头和灵感，屈原《九歌》是在民间祭祀乐曲基础上创作而成，他创作前肯定是看过和听过这些祭祀乐曲。
　　单纯的乐词可以通过文字传递，但古代没有录制视频和音频的可能，而且地方性祭祀乐曲，异地的人要传唱也是比较困难的，屈原创作前接触到原始的民间祭祀乐曲，最大的可能是在异地看到和听到有关祭祀乐曲。
　　如果说《九歌》中《东皇太一》《东君》两篇源于五帝时代海岱地区东夷部族的祭歌史诗；《河伯》《云中君》两篇源于夏代中原地区夏部族的祭歌史诗，那么屈原到过这些地方吗？
　　屈原原籍今湖北秭归，其行吟所经之地，如江汉之间、沅湘流域诸地，都为人所熟知，但屈原来过山东吗？屈原还真的来过山东。据《史记·屈原列传》，屈原于怀王十八年出使齐国，原文是“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齐的国都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淄。
　　江昌林认为《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东君》与东夷族《韶》乐之间有文化传承关系，而屈原出使齐国，亲眼看见《韶》演奏的可能性相当高。
　　据当今学者考证，“《韶》本东夷之乐”（《齐国〈韶〉乐的形成与发展》《管子学刊》2002年第二期）。《礼记·乐记》郑玄注：“《韶》舜乐名，言能继尧之德。”《孟子》载：“舜，东夷人也。”《汉书·礼乐志》：“舜作《韶》。”
　　屈原之前，春秋时的《论语》曾记载了孔子闻韶的故事。公元前517年，孔子来到齐国，在高昭子家中观赏齐《韶》演奏盛况，不禁心醉神迷，陶醉于音乐的世界里，由衷赞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定公二年（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齐国所带参加大典的乐舞就是俗乐（莱乐）。齐国用俗乐作为外交场合的大典用乐，可见屈原出使齐国观看到《韶》乐的可能性很大。
　　更有意思的是，江昌林论证认为，屈原的远祖溯源的话可能在海岱。商代早中期以前，楚族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阶段则在黄河中下游，且与夷夏两集团有密切关系。在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有两个：颛顼氏与祝融氏。这两个远祖的早期活动范围主要在海岱与中原地区。《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少昊是东夷集团的远祖，活动中心在穷桑，即今曲阜一带，少昊的陵墓至今在曲阜。后来，东夷集团强大，势力范围又向中原发展。颛顼氏族也随之由海岱地区西迁到中原地区的商丘、濮阳一带。
　　《国语·郑语》所记载的颛顼之后，有祝融八姓。李学勤曾据新出资料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等与传世文献互证，得出结论：“推本溯源，(祝融)八姓的原始分布都是中原及其周围。”而楚族芈姓正是祝融族八姓之一，而据《离骚》《史记》及清华简《楚居》等可知，屈原的远祖与楚王的先祖属同姓共祖。
　　屈原远祖溯源可能在海岱，而且来过齐国，从这个基础上说，江昌林最终判定“东夷集团《韶》乐、华夏集团《虬歌》，为楚族所熟悉，并为屈原整理《九歌》时有所保存，是完全合乎史实的”就有了更大的可信性。
“小心求证”，证据较为可信
　　值得称道的是，江昌林考证“《东皇太一》《东君》是源于五帝晚期海岱地区东夷集团虞舜族的《韶》乐”，旁证充分。
　　《九歌》十一篇篇幅都不长，江昌林的论证方法是以篇名和歌词内容为本源，然后和史料、考古相结合，可谓“小心求证”，有理有据。
　　他认为，《东皇太一》实际是“东皇”与“太一”的同义词叠用。在金文中，“皇”字作光芒四射的太阳出于土上之形(如函皇父匜、史兽鼎)。所谓“东皇”，即东升的太阳。“太一”一词在先秦两汉典籍中常见，本义为太阳神。《吕氏春秋·大乐》中所谓“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所谓“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都是指太阳东升，分开天地、昼夜、阴阳，化生万物。“东皇”与“太一”叠用，旨在表达族众对太阳神至高无上的神威之敬意。
　　《东君》接着写祭祀夜间太阳神：“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辔兮高驼翔，杳冥冥兮以东行。”这里的“天狼”“北斗”均为星名。“矢”“弧”是太阳光芒的象征，而诗中将它们与星星连在一起，说“射天狼”“援北斗”，自然是指白天的太阳光芒转换成夜间的星星，暗示太阳的西下，所以说是“反沦降”。
　　江昌林总结：《东皇太一》是白天祭祀太阳神的歌舞仪式，《东君》是夜间祭祀太阳神的歌舞仪式。两者合在一起刚好成了组歌。由此，江昌林联想到《东皇太一》《东君》的太阳神话与海岱东夷集团的“太阳崇拜”应有联系。
　　在海岱地区，东夷先民存在太阳崇拜，这已经为考古学所证明。东夷先民先后创造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商周文化，在这些考古学文化序列遗址中，不断出现丰富的有关太阳崇拜的遗物。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陶尊上的日月山刻纹和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代表太阳鸟图腾的陶鬶和鸟足陶鼎。而在文献记载中，东夷集团的先祖太昊、少昊、帝舜、后羿、伯益等，都以太阳鸟为图腾。
　　江昌林将东夷集团崇拜太阳的地理环境特色与《东皇太一》《东君》中有关太阳神的“东升西落”“日出扶桑”“太阳化阳鸟”“太阳作弓箭”四个要素正相吻合，推测《东皇太一》《东君》的祭太阳颂歌与东夷习俗有内在联系，这就使屈原的《九歌》创作源头“多地起源说”有了新的论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