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淘书
2022-05-22
大众日报 06版
□ 介子平
前尘轶话
任何一位学者，一旦到了北京，摩崖碑版、钟鼓鼎彝、砖瓦陶壁、甲骨权量之外，都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作字甚敬，读书便佳，逛书摊淘旧书，已然学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鲁迅在京的十四年间，逛琉璃厂的次数竟达480次之多，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成就《中国小说史略》《后汉书》《嵇康集》等著作，与之在琉璃厂书肆搜集的书籍有着密切关系。据1914年1月31日的日记载：“午后同朱吉轩游厂甸，遇钱中季（钱玄同）、沈君默。”2月8日记又载：“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者甚多。”若遇周末，一条不长的街上，王国维、陈衡恪、吴虞、周作人、沈君默、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等等大牌文人，会时空重叠，集中出现。
聚百工之货而列于市者，谓之商，商者，实利人而又利己之业也。凡是看上的书，其一律加码加价，商人有商人的生财之道，虽不学无术，但善观风色，好在置身于云端的大牌教授，丰俭由人，多寡随意，不差这几个小钱。
《蒋廷黻回忆录》载：“起初，我常去琉璃厂旧书店找我所需要的资料。渐渐的，书店老板把我当作好顾客，开始到清华来找我。在这段时期，我按计划购买书籍。每届周三，从上午九时到十二时，我接待琉璃厂的书商。他们到图书馆中我的书房来，每人先给我一张作者及书名的目录，我可以从目录中找出我有兴趣的书籍。如果某一本书可能对我有价值，我把它送到图书馆当局审查、估价。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有时他们知道我所需要的书而他们自己又没有，他们就写信通知全国有往来的同行，代我去搜求。”
书商的目标读者清晰，其也辛苦，从城内跑到城外，耗时耗车费，多赚几钱，其也不枉。平生无他好，一专于书，作为学人，阅读习惯保持终生，买书习惯自也保持终生，对书的占有欲近乎贪婪。俗商与雅士，二者既非朋友，也非冤家，却能互为依存，互为成就，多数时候各让一步，保持着相当距离。
钱穆也有如此待遇，也有集中大量购书的经历。
据《师友杂忆》载：“余自一九三○年秋去北平，至三七年冬离平南下，先后住北平凡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地，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图书馆，余转少去。每星期日各书肆派人送书来者，逾十数家，所送皆每部开首一两册。余书斋中特放一大长桌，书估放书桌上即去。下星期日来，余所欲，即下次携全书来，其他每星期相易。凡宋元版高价书，余绝不要。然亦得许多珍本孤籍。书估初不知，余率以廉价得之。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嘉庆刻本，即其一例。……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
掌故有趣味，从中也可窥得当年那个阶层人士的生活状态，堪称一个时代的注脚。
但有好书，书商还会采取竞拍式销售。晚清以降，山西钱庄票号衰败。此时，琉璃厂书商遂成群结队而来，专事搜求流于晋中各县的小说、戏曲秘本，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当数张修德于介休发现的明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书记录了胡适于1961年6月12日对该书的追述。说书是大字本，计20册。当初只以五六块银圆收购，一转手就卖三百块，再转手到了玻璃厂索古堂书店，就要一千元了，真就奇货可居，贪天之欲。且厚颜放话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徐森玉，说日本人有意高价买去，情急之下，不知是托儿，遂决定收购之。
“索古堂老板看见我去了，削价五十元，就以九百五十元买来了”，忍无可忍，还是忍了，老板以爱国旗号做成了这笔划算的生意。但图书馆因以高价买一部“淫书”而无法报销，于是包括胡适在内的二十人出资将其影印了144部，并照编号分送预约之人，以售书之款替图书馆购得此书。另有说法是那家收购店名“文友堂”，老板素与日本文化人交往密切，每遇善本便高价售予日人。京城学人得知文友堂隐匿该书，并欲奇货可居出售时，激起公愤，有人将炸弹置于店门前，又贴“爱国锄奸”标语以示警告。同时，郑振铎、孙楷第、赵万里等人也接踵而至，与之洽商。此事遂成为全国文化界的轰动新闻。如此，文友堂才被迫以高价数千元将该书售予北京图书馆。但北图无力付款，遂有了影印出版之事，影印数字为120部。后一种说法有诸多可疑，演绎成分明显，料是非当事人的描述。
出价虽高，且不犹豫，却也有购书不得的遗憾。
《蒋廷黻回忆录》载：“我获悉他（郭嵩焘）有很多未公开的日记。因为郭是湖南人，所以我在写家信时，就常提到这件事，希望弄到他的日记。有一天，家兄写信告诉我他遇到一个湘潭杂货商，他是郭的孙子。我立即写信要他去查问，看看他家是否还存有他祖父的日记。我哥哥回信说日记就在那个杂货商的手里，而且他愿以一千元代价出售。这简直是天大好消息。我立即打电报给家兄，要他尽快把它买下。不幸，好多郭家的人都要分沾利益，有些反对出卖这份遗产，结果，买卖不成，日记仍存郭家，后来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又有一回，“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撤退后，我在汉口有一天获悉有三百封曾氏亲笔函在坊间出售，索价每封三元。我立即表示如果对方愿将三百封全都出售给我，我愿每封出价五元，但是，此一消息迅即在汉口湖南名人圈中传布出去，他们都想保存一些伟大同乡的墨宝，以致我功败垂成”。
淘书如淘宝，于满坑满谷霉味堆放中，不经意间，觅得搜寻已久的书，这份欣喜，不足为外人道也。淘书识理趣，诚如钱穆所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
前尘轶话
任何一位学者，一旦到了北京，摩崖碑版、钟鼓鼎彝、砖瓦陶壁、甲骨权量之外，都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作字甚敬，读书便佳，逛书摊淘旧书，已然学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鲁迅在京的十四年间，逛琉璃厂的次数竟达480次之多，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成就《中国小说史略》《后汉书》《嵇康集》等著作，与之在琉璃厂书肆搜集的书籍有着密切关系。据1914年1月31日的日记载：“午后同朱吉轩游厂甸，遇钱中季（钱玄同）、沈君默。”2月8日记又载：“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者甚多。”若遇周末，一条不长的街上，王国维、陈衡恪、吴虞、周作人、沈君默、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等等大牌文人，会时空重叠，集中出现。
聚百工之货而列于市者，谓之商，商者，实利人而又利己之业也。凡是看上的书，其一律加码加价，商人有商人的生财之道，虽不学无术，但善观风色，好在置身于云端的大牌教授，丰俭由人，多寡随意，不差这几个小钱。
《蒋廷黻回忆录》载：“起初，我常去琉璃厂旧书店找我所需要的资料。渐渐的，书店老板把我当作好顾客，开始到清华来找我。在这段时期，我按计划购买书籍。每届周三，从上午九时到十二时，我接待琉璃厂的书商。他们到图书馆中我的书房来，每人先给我一张作者及书名的目录，我可以从目录中找出我有兴趣的书籍。如果某一本书可能对我有价值，我把它送到图书馆当局审查、估价。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有时他们知道我所需要的书而他们自己又没有，他们就写信通知全国有往来的同行，代我去搜求。”
书商的目标读者清晰，其也辛苦，从城内跑到城外，耗时耗车费，多赚几钱，其也不枉。平生无他好，一专于书，作为学人，阅读习惯保持终生，买书习惯自也保持终生，对书的占有欲近乎贪婪。俗商与雅士，二者既非朋友，也非冤家，却能互为依存，互为成就，多数时候各让一步，保持着相当距离。
钱穆也有如此待遇，也有集中大量购书的经历。
据《师友杂忆》载：“余自一九三○年秋去北平，至三七年冬离平南下，先后住北平凡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地，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图书馆，余转少去。每星期日各书肆派人送书来者，逾十数家，所送皆每部开首一两册。余书斋中特放一大长桌，书估放书桌上即去。下星期日来，余所欲，即下次携全书来，其他每星期相易。凡宋元版高价书，余绝不要。然亦得许多珍本孤籍。书估初不知，余率以廉价得之。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嘉庆刻本，即其一例。……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
掌故有趣味，从中也可窥得当年那个阶层人士的生活状态，堪称一个时代的注脚。
但有好书，书商还会采取竞拍式销售。晚清以降，山西钱庄票号衰败。此时，琉璃厂书商遂成群结队而来，专事搜求流于晋中各县的小说、戏曲秘本，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当数张修德于介休发现的明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书记录了胡适于1961年6月12日对该书的追述。说书是大字本，计20册。当初只以五六块银圆收购，一转手就卖三百块，再转手到了玻璃厂索古堂书店，就要一千元了，真就奇货可居，贪天之欲。且厚颜放话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徐森玉，说日本人有意高价买去，情急之下，不知是托儿，遂决定收购之。
“索古堂老板看见我去了，削价五十元，就以九百五十元买来了”，忍无可忍，还是忍了，老板以爱国旗号做成了这笔划算的生意。但图书馆因以高价买一部“淫书”而无法报销，于是包括胡适在内的二十人出资将其影印了144部，并照编号分送预约之人，以售书之款替图书馆购得此书。另有说法是那家收购店名“文友堂”，老板素与日本文化人交往密切，每遇善本便高价售予日人。京城学人得知文友堂隐匿该书，并欲奇货可居出售时，激起公愤，有人将炸弹置于店门前，又贴“爱国锄奸”标语以示警告。同时，郑振铎、孙楷第、赵万里等人也接踵而至，与之洽商。此事遂成为全国文化界的轰动新闻。如此，文友堂才被迫以高价数千元将该书售予北京图书馆。但北图无力付款，遂有了影印出版之事，影印数字为120部。后一种说法有诸多可疑，演绎成分明显，料是非当事人的描述。
出价虽高，且不犹豫，却也有购书不得的遗憾。
《蒋廷黻回忆录》载：“我获悉他（郭嵩焘）有很多未公开的日记。因为郭是湖南人，所以我在写家信时，就常提到这件事，希望弄到他的日记。有一天，家兄写信告诉我他遇到一个湘潭杂货商，他是郭的孙子。我立即写信要他去查问，看看他家是否还存有他祖父的日记。我哥哥回信说日记就在那个杂货商的手里，而且他愿以一千元代价出售。这简直是天大好消息。我立即打电报给家兄，要他尽快把它买下。不幸，好多郭家的人都要分沾利益，有些反对出卖这份遗产，结果，买卖不成，日记仍存郭家，后来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又有一回，“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撤退后，我在汉口有一天获悉有三百封曾氏亲笔函在坊间出售，索价每封三元。我立即表示如果对方愿将三百封全都出售给我，我愿每封出价五元，但是，此一消息迅即在汉口湖南名人圈中传布出去，他们都想保存一些伟大同乡的墨宝，以致我功败垂成”。
淘书如淘宝，于满坑满谷霉味堆放中，不经意间，觅得搜寻已久的书，这份欣喜，不足为外人道也。淘书识理趣，诚如钱穆所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