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 军
　　孙犁先生与报纸副刊结缘，最早是从阅读副刊起始的。他在《报纸的故事》一文中回忆自己早年的阅读经历，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最吸引我的还是它（指《大公报》）的副刊，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登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他在家里生活蹇迫的情况下，请求父亲给订一份《大公报》。父亲犹豫许久，最后还是爱子心切，给他订了一个月。一个月看完了，孙犁还舍不得把报纸丢掉，他用旧报纸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见《乡里旧闻》第77页、80页。）喜爱副刊的读者从来都不在少数，但像孙犁这样痴迷副刊的读者，大概世间罕见吧。
　　从读到写，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依照孙老的回忆，他之所以执意要订报纸，也有向副刊投稿的意思。但是，他的“投石问路”似乎并不顺利，在《写作漫谈》一文中他是这样回忆的：“我也给报纸投稿。那时北京有《世界日报》《晨报》，天津有《大公报》《益世报》等。我开始是写诗和小说，但很长时间，一篇也没有被采用刊登……不久我又后退一步，开始写电影评介、新书评介，哪里开展览会、游艺会，我就买门票参观，回来就写介绍。报纸大概需要这样的东西，竟然被选登了几篇。”
　　这段“夫子自道”很值得玩味：孙犁的投稿，原本是冲着副刊去的，但是没能“一蹴而就”；此后，他就“退了一步”，开始写影评、书评、画评之类文章，也就是类似我们现今常见的“文化记者”的活儿了。只不过，这时的“文化记者”还是业余的。当他参加抗日工作后，才在晋察冀边区的通讯社和报社当上了正式的记者。由此可见，就时间先后而言，“记者孙犁”确实要比“作家孙犁”先行了一步。
　　不过，孙犁当记者的时间并不很长，主要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因此很快就转行做了编辑。孙犁的编辑生涯真是丰富多彩，依照《善闇室纪年》的记载，他最先是在晋察冀通讯社编一份油印刊物《文艺通讯》（1939年）。一年后，他被调到晋察冀边区文联，负责编期刊《山》（油印），同时还负责编晋察冀日报副刊《鼓》。我分析，这是一个兼职性质的工作。早年的报纸经常把副刊编辑工作“外包”给他人，孙犁人在文联，编杂志是其主业，顺带手帮着报纸编副刊，能者多劳，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应该算是孙犁与报纸副刊结缘之始。
　　1941年，孙犁在冀中总部帮助王林编辑《冀中一日》。《冀中一日》是一次大型的民众参与的征文活动，也可以说是当时文坛比较时兴的一项文化活动。高尔基曾发起组织《世界一日》，茅盾曾发起组织《中国一日》，晋察冀边区随即搞起了《冀中一日》。边区军民来稿非常踊跃，但文字水平参差不齐，孙犁承担了从看稿选稿到文字润色的大部分编辑任务。同时，他还要给投稿者写回信，讲解和普及文学知识。据《善闇室纪年》记载：“工作告竣，利用材料，写《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一册，此书后在各抗日根据地翻印，即后来铅印本《文艺学习》也。”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年冬天，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干部就全部下乡去了，“田间到了孟平县当宣传部长，康濯到农会，邓康到合作社。我也要求下去，但沙可夫同志叫我到晋察冀日报去编副刊，并不许讨价还价。”（见孙犁《两个问题》载天津日报1982年5月20日“文艺周刊”。） 这应该是孙犁先生正式担任报纸副刊编辑的最早记载。由此算来，距今已经整整80年了。
　　此后，孙犁先生因革命工作需要，曾辗转多地，当过教员，打过游击，在延安鲁艺任过教，在山西五台山遇过险，曾挂职宣传部副部长，也曾下乡搞过土改……无论身在何处司职何事，他手中的那支笔却从未停歇，陆续写出了《荷花淀》《芦花荡》《山地回忆》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而这些作品无一不是投给报纸副刊的，如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以及《冀中导报》等。
　　孙犁先生作为副刊编辑最为辉煌的时期，当属1949年后，他参与创办天津日报，以及此后长期主管该报副刊的这段时期。对这段影响深远的编辑生涯，已有不少回忆文章多有涉及，显然无须我再赘言。在此，我只想引述一段滕云先生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天津日报二副”——副刊科副科长，成为编委。他参与《文艺周刊》编务，有即有离亦断亦续，却始终不可分。他为《文艺周刊》写的编者启事、说明、按语，他为《文艺周刊》的作者作品所写的评论文字，他总结《文艺周刊》办刊经验的文章，就有二三十篇。他回忆自己编过的其他刊物写编辑工作体会，为兄弟报刊写关于自己编辑生涯的文字，也有数十篇。孙犁编辑经历久长，编辑思想丰富，编辑体验深厚，编辑见解精到，一般的编辑家、编辑学家，未必能臻其境。
　　不愧是文学评论家，言简意赅，精准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