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金龙
　　1984年七月的一天，我骑着车子从黄河大堤上下到村口，远远看见当街站着的母亲，她好像在那里站了很久，也朝村口眺望了很久，盼望着我手里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年，我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家乡在黄河下游，地图上很好找，黄河北岸大堤与京九铁路交叉点上即是。在下游黄河边长大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那长长的、与河道一同弯弯曲曲的黄河大堤。
　　大堤的功能当然是防洪束水，每到夏秋雨季，千军万马在大堤上和坝头上严阵以待。但对生活在河滩的我们来说，这大堤还是进进出出的交通干道，也是瞭望远处的制高点。村里的人去镇上去县城，都要走黄河大堤。我小时候逢年过节走姥姥家，就是沿着大堤顺着河流往东走，经过十几个护堤屋就到了。护堤屋是供护堤员休息和存放防洪物料的小屋，在大堤上每一华里建一个，屋子上写有醒目的序号，是我们掌握路程距离的最好参照。
　　我们村距镇上不到5华里，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上初中要去镇上的中学，那几年从村里到镇上的那段黄河大堤几乎被我们这些学生踩破，早上天不亮就沿着大堤去上早自习，冬天夜长有时候还要上晚自习，从大堤上走回家都八九点钟了。那时村里没有通电，大堤上没有路灯，那黑夜真是“黢黑黢黑”，也就是仗着一同上学的人多，吵吵闹闹相互壮胆，也就不觉得害怕。白天上学放学走在大堤上，大家叽叽喳喳，无忧无虑，一点也不寂寞。那时我家有一台收音机，每天吃饭时都播放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那段时间，我们在大堤上一边走，一边由我“重播”一遍刘兰芳讲的桥段，然后大家热烈地讨论甚至激烈地争论岳飞父子的命运。冬天里走在大堤上，两边的杨树上结起了冰挂，偶尔还能看到美妙的雾凇；春天里堤坡上的青草如铺了一层毯被，上面还开着各种各样的小花。记得我们当时还懵懵懂懂地在堤边的杨树上刻了一些有关远大理想的字句，并约定将来验证。
　　也曾经历过孤身一人走大堤的时候。记得十岁左右吧，舅舅到我们家来拉木头，因车子过重，父亲就从生产队借了一头牛来拉车，给我的任务是跟着舅舅去送木头，送到了，再把牛牵回来。我和舅舅沿着黄河大堤走了十来里，把木头送到，记得妗子还给我包水饺，吃了可真解馋。回来时，我一人牵牛走在大堤上，牛走得慢，拿树枝赶它仍是慢条斯理，大堤上没别的行人，安静得可怕，天傍黑时才到村口，远远看见爷爷站在大堤上等我。我的神经绷了一路，见了爷爷才松下来，才想起了害怕。
　　大堤是生活在附近的乡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很重要的、离不了的一部分。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家乡也有余震，人们不敢在房里睡觉，有好几天都跑到大堤上席地而睡。有几次黄河发大水进了村子，我们一家和邻居们都在大堤上搭起简易窝棚，吃住在堤上，但不放心家里的粮食，怕让黄河水给泡了。我们上小学是在村小，每年夏天，教室里热得受不了时，我们都叫三奶奶的姜老师就带着我们来到大堤下坝头平地草坡上露天上课，这是我们最惬意的时刻，说是上课，其实是一半玩闹一半上课，而且是玩闹的成分居多，天籁般的蝉鸣、扑扑棱棱的蝴蝶、不远处的河水，都充满了诱惑。三奶奶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前年我们村从滩区迁建到了社区，她和我父母成了对门的邻居。今年春节后我给母亲通电话，她给我说，前几天你三奶奶在睡梦中老了，高寿。
　　家乡一带的黄河大堤其实很有名，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就是从家乡孙口那一带越过黄河大堤，渡过的黄河。那时候黄河从花园口“归故”不久，共产党的队伍一边与敌军战斗，一边动员群众抢修加固黄河大堤，附近的群众把砖头、石头甚至石碑都献出来了。这紧靠黄河的大堤往北，还有一道大堤，叫金堤，取固若金汤的意思，说是为了形成防洪双保险。这金堤据说始建于秦朝，当时是与秦长城齐名的重点工程，东汉王景治河继续培修金堤，到清光绪十年这道金堤仍是华北平原重要的防洪屏障。家乡一带长约百里的金堤是古河堤的遗存，里面有说不完的故事。
　　前几日家乡来人，我们几位在省城见面，七八个人，年龄也参差，说起黄河大堤，都不约而同地亮起了眼睛，这个说我家就在大堤跟下，那个说俺家离大堤不到500米；这个说我家离大堤远一点，但经常沿着大堤走亲戚，那个说我家住在县城里，但去大堤上看过枪毙犯人。说着说着，这黄河大堤渐渐成了共同的乡愁和心结。
　　其实，千百年来，黄河下游河道不断摇摆变迁，而且幅度很大，从天津到江苏不少省市都曾有它的下游流域，因而给这些地方遗下了许许多多的黄河河道与故道，有河道就有防控河道的大堤。生活在大堤附近的人或者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就对大堤有了依靠。每个从黄河边走出来的人，都在心中有一条自己的黄河大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