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 杰
　　1962年，耶鲁大学的乔治·库布勒教授写了一本叫作《时间的形状》（The Shape of Time 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书。书中一个主要提议是对美术史的“形状”进行反思。在他看来，“滥觞期——成熟期——衰落期”这种轴状箭头式历史叙事方式太过简单幼稚，只是代表美术史学科刚开始系统化时的思想水平，新一代历史学者应该以更复杂、更严密的历史叙事取而代之。
　　库布勒教授的著作发表以来，一个甲子过去了，更好的“时间的形状”（历史叙事方式）找到了吗？可能暂时还没有。但是至少他的这个观点可以启发我们，历史还有别的读法吗？比如，除了形状之外，历史会有味道吗？
　　夏商周，是不是有淡淡的青铜器的神秘气味；雄秦盛唐，扑面而来的分明是黄土高原的朔方“霸气”和异域“胡气”（鲁迅：“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辽金元清，那草原绿洲新翻泥土的万物生长的气息有没有、那茫茫林海骏马驰骋的蓬勃偾张的荷尔蒙味道有没有；至于说那鸦片的怪味和男人肮脏发辫、女人小脚混杂出的令人作呕的封建王朝垂死气息，晚清则当之无愧……
　　但是，北宋的味道却是香的。
　　那是词人的书香，是书家的墨香，是红袖的暗香，是汴河两岸的茶香酒香……
　　闻香不只可识美人，循香探去，亦可辨政之美恶。
　　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是享有美誉的。在这个重文轻武的朝代，“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统治集团形成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格局。元朝官修《宋史·文苑传》序称：“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公元965年（宋太祖乾德三年），因为年号惹出来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赵匡胤大骂后周时期就并肩战斗的老战友、陈桥兵变的总导演之一、如今的宰相、一直以兄弟相称三天两头晚上凑一块儿喝酒的铁哥们儿赵普。骂还不解恨，皇帝一边骂一边抄起御笔蘸满墨汁，给赵普画了个大花脸。
　　事情很简单，赵匡胤偶然从一两个读书人大臣那里知道，自己用的“乾德”这个年号，竟然是人家前蜀后主王衍用剩下的。而此前征询赵普，这个睁眼瞎宰相答复的是历史上没谁用过这个年号。
　　宋太祖痛骂宰相，嫌他无知还不读书，吓得赵普赶紧回家找书读。赵匡胤自己更是率先垂范，平常无事，手不释卷；晚上失眠，也总是手执一卷。东京汴梁开始兴起读书热，崇文之风吹遍神州。
　　在之后宋太宗、宋真宗的继续倡导下，大宋王朝读书氛围愈加浓厚。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这是宋真宗赵恒的大作《励学篇》。他还亲笔为当时号称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题赠匾额。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北宋文人汪洙编纂的《神童诗》，是当时读书风气臻于极盛的缩影。
　　“宰相当用读书人”“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这是宋太祖定的国策。
　　苏东坡卷入“乌台诗案”，那可是涉嫌诽谤朝廷的大案，多亏有“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让他能多活几年，多留下一点佳作让我们欣赏感怀。
　　美男词家周邦彦跟宋徽宗为一个李师师争风吃醋，宋徽宗忍了；周邦彦躲在宋徽宗和李师师的床下偷听，皇帝也忍了；偷听之后还把皇帝与妓女的情话写进词里，满大街去唱；满大街唱也罢了，还唱进大内，唱进皇帝耳朵里，这就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不可忍怎么办，太祖遗训在，也不能杀了他啊，最多就是叫他滚蛋离开京城少来烦人啦。可没过几天皇帝又念叨他，觉得还是他的词好，谁也比不了，于是咽口窝囊气又把他召回来做官，分管艺术。谁叫大家都是读书人都是搞艺术的呢！如此宜居宜业的生存环境，大宋朝的文人艺术家怎么可能会不论斤批发？
　　当然，这是对文人，对武人可就蛮不是那么回事了。不管您人气多高功劳多大，不管咱理由多么站不住脚、社会效果风险评估有多严重，也不管哪怕您还会写《满江红》《小重山》，照杀不误，日防夜防……
　　大宋王朝这股难得的香味里，也是有血腥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