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活着，我作证”
2022-08-21
大众日报 07版
□ 张宗涛
文荟
城市日趋过密，乡村日渐过疏。米寿之年的阎纲先生却决然由首都回到家乡礼泉，在距出生地阎家什字数千米的一家颐养中心安营扎寨，并宣言：“老汉不走了！”
初闻戚戚。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孑然一身，远辞儿孙，所为何来？顿生挂念。
先生于我有恩。1996年炎夏，我选编十二卷本《中国当代小说精品》时，为请盛名如炽的先生作序，特去求助先生的堂弟阎庆生老师。阎老师是我的授业恩师，闻言说他正好赴京，可以当面陈情，但阎纲先生轻易不给人写序，能不能成不敢肯定。未期盛夏刚过，他便转给我一篇洋洋洒洒六千余言的长序，并告我这是阎纲先生冒了酷暑，接连好多天深入图书馆倾心倾力撰写的。
捧读之下，心竟怦然。那无疑是诗与评论的融汇！先生不独以著名评论家的恢宏和缜密，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时状鞭辟入里，高屋建瓴，情深意长；更以别具一格的思想者视角、诗人气质、散文家胸怀，慈悲而乐观、深情而隽永地表达着他对文学的赤诚热爱和殷切希望。
此前，大约是1983年，还是中文系学生的我就拜读过他一篇为陕西作家把脉疗疾的评论——《走出潼关去》，直触腠理，深入膏肓，发聋振聩，无疑成为后来陕军东征的著名战书，催生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浮躁》等一批优秀作品。许多年后拜读阎纲先生文集，当读至“我自己暗里使劲，试图把评论和散文嫁接起来，把评论和政论嫁接起来，甚至和杂文、相声嫁接起来，造就一种精短的、散文化的评论文体”，顿然想到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那本《金蔷薇》，它一经译介，迅即蹿红，火遍了大江南北。
2019年11月23日，我同刘明琪老师相约，一起赴礼泉看望先生。
寒风凛冽，大地萧索。走进永康颐养中心先生的寓所时，他正一头扎在书堆里敲击着键盘。我知道先生这几年身体欠安，诸疾缠身，却未料到竟会如此形销骨立，让我联想到了杜甫，联想到了鲁迅，联想到了闻一多。
坐定之后，先生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跟我们谈起他的文学主张、生活感悟、世事判评。他的眼睛不大，眼球甚至有些昏黄，但目光如炬如电。清癯的脸上浮一层微笑，儒雅，笃定，即便谈起饱受折磨的苦难岁月亦云淡风轻，唯热爱、赤诚、深思、忧患扑面而来，可体可感。“历史在悲剧中推进。”这是先生签在他四卷本文集上的话，言约意丰，话短情长。感铭于心的，是先生谈生论死的一句话。他说：“我不怕死，但我更喜欢活着。活着真好！”先生说这话时，目光是深情的，声音柔软而又沧桑，似乎要穿透时空，又仿佛在打通着生死，在我心里引起一阵波澜。
作为“文坛重量级人物”（蒋子龙），阎纲先生“是新时期具有标志性的、重要代表性的评论家”（李敬泽），他“以感性表达理性，以简洁诠释复杂”（白烨），“他的高亢、激情和诗性，不仅展示了他个人的批评风采，而且也成为那个时代风采的一部分”（孟繁华）。“如果说，他的评论是从心灵的净水中喷出的火，那么，他的散文就是从心灵的圣火中生出的莲”（李建军）。读他的《美丽的夭亡》《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写亲情而不囿，发哀怜而不伤，一腔炽爱，关乎众生，直抵心底的是生命的怆痛、慈悲、优雅、圣洁。
作别先生，挂念萦怀，怎奈疫情连绵，唯藉微信问候。
2020年12月29日，我同妻子小潘前去礼泉拜望先生。进门后先生正伏案写作，米色毛衣上套件黑色羽绒马甲，花发微乱，形容憔悴，胯上赫然挂着一个尿袋，把我们招呼进厅，去闭门更衣整理。
小厅地上、几上、沙发上、圈椅上，堆满众多文坛大腕、骁将、新秀寄来的著作。茶几一角摆放着几样吃剩的饭食，极简素，且凌乱。小潘拿一本书翻翻，放下，又拿一本书翻翻，又放下。返回途中她才说，那一刻她真想帮先生归整归整，像女儿帮父亲整理那样。
先生一身焕然走岀来，见我们都还站着，赶紧热情让座，侃侃而谈。那天我们谈了很多，问工作，问生活，问健康，完了叮嘱小潘多支持我的创作；又谆谆教诲我，要多关心，多体贴，多疼爱。一腔慈父情怀。
时间不觉到了中午，怕太打扰先生，又疼惜他的身体，我们便想告辞。不料先生却断不让走，又约了几人一起去吃他钟爱的那家羊肉泡。饭后告别，不容分说，硬把别人精心给他烙的锅盔塞进小潘手里，且执意站在寒风中，目送我们离开。
望着后视镜中频频挥手的先生，我止不住眼眶湿润。
先生幼承祖德，颖敏伶俐；又蒙父祐，在战乱频冗、民不聊生的时局中过着康乐生活，听着父亲专门买给他们的留声机长大。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协，从此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然人到中年，事业渐佳，却遭遇不测，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折磨。新时期以来方东山再起，叱咤文坛，一手为文学鼓与呼，一手发现并扶助了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怎奈如日中天时又逢婚变，诸多不堪，尤其耳顺之年爱女病夭，这对一个慈父而言，无异于地陷天塌。
半年之后的2021年6月29日，我又一次见到了阎纲先生。
93岁的阎景翰（笔名侯雁北）先生驾鹤，择日安葬故里，作为阎门弟子，我们戴孝扶柩。刚一回到阎家什字，89岁高龄的阎纲先生同他96岁的胞兄阎振维先生就由颐养中心赶来了，身穿孝服，头戴孝布，来送他们最后一位堂叔父。感人尤深的是，追悼仪式上，阎振维、阎纲先生不听众人劝阻，执意同大家一道行跪拜礼，艰艰难难跪下，艰艰难难起拜，不让人扶，拒绝人搀。
恩师侯雁北先生归西后，我一面陷于精神上的茫然，一面陷于肉身上的俗杂，久久不能进入状态。2022年2月底的一天，楼下闷走时遇上阎庆生老师，自然聊起了阎纲先生，便提议趁正月未过，一起去礼泉给先生拜年。
阎纲先生气色很好。一番寒暄之后，见我们带了礼物，显然不大高兴，不便直说，便以讲故事的方式批评，说有位故人来看他，带了礼品，告别时他叫把礼物带走，故人不肯，他生气了，说东西要不带走，朋友就不做了。先生年已九十，阎庆生老师也已七十有八，我和画家刘星堪堪到了耳顺之年，四人加起来超过二百八十，话题自然扯到了养老上。阎纲先生自有高论，说养老有主动养老和被动养老。被动养老者养花、种草、打拳、跳操，唯以长度为要，不求生命宽度；而主动养老则是和时间赛跑，要追求质量，创造价值，充当榜样，涵养后人，要不就真正“老而不死是谓贼了”。
告别先生，一路上我都在想，乡绅文化曾经非常深远地滋润了乡村，涵养出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乡村文化；而发达的乡绅文化同社会贤达告老还乡的制度又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阎纲先生于城市过密、乡村过疏境况下的返乡养老之举，其功其德，其当下价值和长远意义，还不重要？
“我还活着，我作证！”阎纲先生如是说，语重，心长，旨远！
文荟
城市日趋过密，乡村日渐过疏。米寿之年的阎纲先生却决然由首都回到家乡礼泉，在距出生地阎家什字数千米的一家颐养中心安营扎寨，并宣言：“老汉不走了！”
初闻戚戚。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孑然一身，远辞儿孙，所为何来？顿生挂念。
先生于我有恩。1996年炎夏，我选编十二卷本《中国当代小说精品》时，为请盛名如炽的先生作序，特去求助先生的堂弟阎庆生老师。阎老师是我的授业恩师，闻言说他正好赴京，可以当面陈情，但阎纲先生轻易不给人写序，能不能成不敢肯定。未期盛夏刚过，他便转给我一篇洋洋洒洒六千余言的长序，并告我这是阎纲先生冒了酷暑，接连好多天深入图书馆倾心倾力撰写的。
捧读之下，心竟怦然。那无疑是诗与评论的融汇！先生不独以著名评论家的恢宏和缜密，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时状鞭辟入里，高屋建瓴，情深意长；更以别具一格的思想者视角、诗人气质、散文家胸怀，慈悲而乐观、深情而隽永地表达着他对文学的赤诚热爱和殷切希望。
此前，大约是1983年，还是中文系学生的我就拜读过他一篇为陕西作家把脉疗疾的评论——《走出潼关去》，直触腠理，深入膏肓，发聋振聩，无疑成为后来陕军东征的著名战书，催生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浮躁》等一批优秀作品。许多年后拜读阎纲先生文集，当读至“我自己暗里使劲，试图把评论和散文嫁接起来，把评论和政论嫁接起来，甚至和杂文、相声嫁接起来，造就一种精短的、散文化的评论文体”，顿然想到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那本《金蔷薇》，它一经译介，迅即蹿红，火遍了大江南北。
2019年11月23日，我同刘明琪老师相约，一起赴礼泉看望先生。
寒风凛冽，大地萧索。走进永康颐养中心先生的寓所时，他正一头扎在书堆里敲击着键盘。我知道先生这几年身体欠安，诸疾缠身，却未料到竟会如此形销骨立，让我联想到了杜甫，联想到了鲁迅，联想到了闻一多。
坐定之后，先生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跟我们谈起他的文学主张、生活感悟、世事判评。他的眼睛不大，眼球甚至有些昏黄，但目光如炬如电。清癯的脸上浮一层微笑，儒雅，笃定，即便谈起饱受折磨的苦难岁月亦云淡风轻，唯热爱、赤诚、深思、忧患扑面而来，可体可感。“历史在悲剧中推进。”这是先生签在他四卷本文集上的话，言约意丰，话短情长。感铭于心的，是先生谈生论死的一句话。他说：“我不怕死，但我更喜欢活着。活着真好！”先生说这话时，目光是深情的，声音柔软而又沧桑，似乎要穿透时空，又仿佛在打通着生死，在我心里引起一阵波澜。
作为“文坛重量级人物”（蒋子龙），阎纲先生“是新时期具有标志性的、重要代表性的评论家”（李敬泽），他“以感性表达理性，以简洁诠释复杂”（白烨），“他的高亢、激情和诗性，不仅展示了他个人的批评风采，而且也成为那个时代风采的一部分”（孟繁华）。“如果说，他的评论是从心灵的净水中喷出的火，那么，他的散文就是从心灵的圣火中生出的莲”（李建军）。读他的《美丽的夭亡》《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写亲情而不囿，发哀怜而不伤，一腔炽爱，关乎众生，直抵心底的是生命的怆痛、慈悲、优雅、圣洁。
作别先生，挂念萦怀，怎奈疫情连绵，唯藉微信问候。
2020年12月29日，我同妻子小潘前去礼泉拜望先生。进门后先生正伏案写作，米色毛衣上套件黑色羽绒马甲，花发微乱，形容憔悴，胯上赫然挂着一个尿袋，把我们招呼进厅，去闭门更衣整理。
小厅地上、几上、沙发上、圈椅上，堆满众多文坛大腕、骁将、新秀寄来的著作。茶几一角摆放着几样吃剩的饭食，极简素，且凌乱。小潘拿一本书翻翻，放下，又拿一本书翻翻，又放下。返回途中她才说，那一刻她真想帮先生归整归整，像女儿帮父亲整理那样。
先生一身焕然走岀来，见我们都还站着，赶紧热情让座，侃侃而谈。那天我们谈了很多，问工作，问生活，问健康，完了叮嘱小潘多支持我的创作；又谆谆教诲我，要多关心，多体贴，多疼爱。一腔慈父情怀。
时间不觉到了中午，怕太打扰先生，又疼惜他的身体，我们便想告辞。不料先生却断不让走，又约了几人一起去吃他钟爱的那家羊肉泡。饭后告别，不容分说，硬把别人精心给他烙的锅盔塞进小潘手里，且执意站在寒风中，目送我们离开。
望着后视镜中频频挥手的先生，我止不住眼眶湿润。
先生幼承祖德，颖敏伶俐；又蒙父祐，在战乱频冗、民不聊生的时局中过着康乐生活，听着父亲专门买给他们的留声机长大。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协，从此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然人到中年，事业渐佳，却遭遇不测，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折磨。新时期以来方东山再起，叱咤文坛，一手为文学鼓与呼，一手发现并扶助了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怎奈如日中天时又逢婚变，诸多不堪，尤其耳顺之年爱女病夭，这对一个慈父而言，无异于地陷天塌。
半年之后的2021年6月29日，我又一次见到了阎纲先生。
93岁的阎景翰（笔名侯雁北）先生驾鹤，择日安葬故里，作为阎门弟子，我们戴孝扶柩。刚一回到阎家什字，89岁高龄的阎纲先生同他96岁的胞兄阎振维先生就由颐养中心赶来了，身穿孝服，头戴孝布，来送他们最后一位堂叔父。感人尤深的是，追悼仪式上，阎振维、阎纲先生不听众人劝阻，执意同大家一道行跪拜礼，艰艰难难跪下，艰艰难难起拜，不让人扶，拒绝人搀。
恩师侯雁北先生归西后，我一面陷于精神上的茫然，一面陷于肉身上的俗杂，久久不能进入状态。2022年2月底的一天，楼下闷走时遇上阎庆生老师，自然聊起了阎纲先生，便提议趁正月未过，一起去礼泉给先生拜年。
阎纲先生气色很好。一番寒暄之后，见我们带了礼物，显然不大高兴，不便直说，便以讲故事的方式批评，说有位故人来看他，带了礼品，告别时他叫把礼物带走，故人不肯，他生气了，说东西要不带走，朋友就不做了。先生年已九十，阎庆生老师也已七十有八，我和画家刘星堪堪到了耳顺之年，四人加起来超过二百八十，话题自然扯到了养老上。阎纲先生自有高论，说养老有主动养老和被动养老。被动养老者养花、种草、打拳、跳操，唯以长度为要，不求生命宽度；而主动养老则是和时间赛跑，要追求质量，创造价值，充当榜样，涵养后人，要不就真正“老而不死是谓贼了”。
告别先生，一路上我都在想，乡绅文化曾经非常深远地滋润了乡村，涵养出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乡村文化；而发达的乡绅文化同社会贤达告老还乡的制度又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阎纲先生于城市过密、乡村过疏境况下的返乡养老之举，其功其德，其当下价值和长远意义，还不重要？
“我还活着，我作证！”阎纲先生如是说，语重，心长，旨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