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上的陶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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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胡素娟
　　在山东博物馆近期展出的滕州岗上遗址考古发现成果展上，有一种别具一格的“鸟形”器具——陶鬶。崇鸟文化是如何影响史前东夷地区居民的生活的，它能告诉你答案！
　　“夷”字，在甲骨文写作中是一个会意字，意为弓背的一个人。东夷，指的便是东边的夷人。《后汉书·东夷列传》载：“东方曰夷”，《大戴礼记·千乘》中也提及：“东辟之民曰夷”。东夷作为名词最早见于周朝，周朝时为了记述历史，将中原以东的众部落称作东夷，因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也有东夷的称谓。东夷文化是中国古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分支之一，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山东和江苏北部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都应当是远古夷人的文化。”
　　崇鸟文化是东夷文化中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山海经》中记载：“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毕方鸟在其东，青水西，其为鸟人面一脚。一曰在二八神东。”“东入于海，有五彩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可明显看出，中国古代与鸟类相关的传说和神话几乎都来自东夷。鸟意象在东夷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鸟也是众多东夷部落的图腾，例如少昊部落设立了以鸟名为氏族名和执掌官名的“二十四鸟官”制。
　　岗上遗址作为东夷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都邑性聚落址，这种广泛存在于东夷文化中的崇鸟文化在已发现的一些器物中就有鲜明体现。
　　陶鬶是史前东夷人创造的饮煮器，造型别致且实用。《说文》载：“鬶，三足釜也。有柄喙。”从中便可大致看出鬶的形制，空心三足，有把柄，还有鸟喙状的流，颈有长有短，整器造型类似于鸟类。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主要从事制陶生产的明显分工，因而陶鬶也就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开始出现，并广泛见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
　　作为一种具有文化特征的日常生活器物，陶鬶从出现到兴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大汶口文化早中期是陶鬶的形成期。此时陶鬶形制尚未完备，虽然只是个雏形，但也具备了基本特征：实心三足，腹部如壶，颈口捏扁成流和简易鋬把。这些早期的实足陶鬶非常原始化，胎体笨拙，胎壁很厚，单调且原始，但也能鲜明看出鸟的形状。
　　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期，是陶鬶演变的第二阶段，发展期。此时陶鬶形制上出现了一些鲜明变化：空心足和乳形袋状足代替实足；绞索状鋬把渐少，转而以半环状鋬把代之；颈下部收敛，流口鸟喙形上翘，出现向上突出的鸭嘴状敞口流；腹部由扁向圆发展，多锯齿附加堆纹一周。到陶鬶发展的第三阶段，兴盛期时，冲天流出现，脖颈和腹部的连接线被弱化，二者逐渐融为一体，此时大致是龙山文化时期。而后陶鬶随着东夷人向中原迁徙逐渐扩散，后期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封口盉与《礼记·明堂位》中记载的夏后氏的灌尊——鸡夷（彝），其祖型都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鬶。
　　在充满饥饿和生命危险的穴居捕猎生活时代，人们生活在自然界带来的惶恐不安中。为了繁衍和生存，那些能成为食物维持生命的鸟兽植物，或者能帮助获取食物的工具，大多被人们赋予“神性”，成为人们的生命意识、愿望、感情的寄托物，例如一些原始礼仪装束或部落图腾等等。而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农业、畜牧业发达，气候也温和，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人们生活不安感随之降低，于是他们便开始充满兴致地观察身边这些被赋予神性的自然事物，并将这些自然事物在脑海中的印象刻画进生活工具，拟鸟形态的陶鬶正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当物质生活逐渐丰富时，东夷文化中鸟图腾的神性也就逐渐褪色，于是东夷人将他们脑海中鸟的形象置于陶器之上，各式各样活泼、生动的鸟形陶鬶随之诞生。所以陶鬶即便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且各个阶段各有特点，但不论经历怎样发展变化，造型上都始终在或抽象或逼真地描绘鸟的形态，有的似展翅如飞的鸟，有的像仰首高歌的雄鸡，造型生动，形象美观，这种器物造型的基础就是东夷崇鸟文化进入现实后的物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