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国鹏
　　
　　9月4日，央视一套推出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第二期。这期节目的内容板块之一，是解读清代画家任伯年的《公孙大娘舞剑图》。主持人撒贝宁介绍，通过专家对这幅传世名作的解读和演绎，能够让大家领略作品诗情画意的艺术魅力，也能体悟不同门类艺术借鉴融合而实现艺术创新的道理。
　　任伯年的《公孙大娘舞剑图》轴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任伯年创作这幅画的灵感，来自杜甫的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画中国》第二期选中这幅画来解读，再加之与杜诗有关的特殊背景，十分吻合“诗画合璧”的节目特色。
　　公孙大娘应该算是历史上名气最大的一位大娘了。还有哪位被称作大娘的女子，能像她一样名动千载？思来想去，古往今来还真找不出。公孙大娘在唐代就已经声名远播。晚唐郑嵎在《津阳门诗》中说：“公孙剑伎皆神奇”，并自注：“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为雄妙。”足以为证。
　　不可否认的是，公孙大娘至今还能为人所熟知，她的技艺至今还能让人津津乐道，与杜甫的诗当有极大关系。若无杜甫的名气，若无杜诗的优秀，公孙大娘的事迹恐怕不会流传如此久远，很可能随着人物去世就渐渐湮灭了。因为有了这首杜诗，再加上后来任伯年的这幅名画，公孙大娘的传奇故事肯定还会继续流传下去，她的超群技艺也必然还会继续为后世倾慕和向往。
　　与公孙大娘的关系，杜甫在诗中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第一次看公孙大娘跳剑器舞，杜甫还是一个孩童。那个场面让杜甫大受震撼，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首诗的短序里，杜甫写道：“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开元五年是公元717年，杜甫生于公元712年，也就是说，杜甫看公孙大娘跳剑器舞时只有6岁。这个年龄的一些美好经历，往往会记一辈子，杜甫就是如此。所以，大历二年，杜甫正流落夔州，到夔州都督府别驾元持家里作客时，看到临颍李十二娘跳剑器舞，感觉非常眼熟，于是试探问她是跟谁学的？李十二娘答，是公孙大娘的学生。杜甫闻听此言十分惊喜，眼前的场景一下子勾起了他的童年记忆。大历二年是公元767年，此时杜甫已经年过半百。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杜甫提笔写下这首诗。
　　杜甫在诗中是怎样描写记忆中的公孙大娘的呢？“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同那些武林高手一出手就是飞沙走石、地动山摇，杜甫的诗也自有这种不同凡响的气势。如此开头四句，若非功底深厚者，着实难以写出这种力道来。接下来，杜甫以连续四个“如”作比喻，即所谓“四如句”，描绘自己对公孙大娘舞蹈的印象。由此，他又进一步展开联想，感叹公孙大娘还有一位这么好的学生李十二娘，不仅传承了老师的舞蹈技艺，而且艺术水平堪与老师媲美，让人颇感欣慰。写到这里，杜甫突然来了个转折，以“先帝侍女八千人”开头，开始回忆开元初年的盛世光景，由此自然而然沉浸到吊古伤今的情绪中，叹惋安史之乱带来的混乱与衰落。
　　对于杜甫的这首诗，明代王嗣奭曾评价：“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
　　关于明代王嗣奭的这段评价，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廖仲安教授提出不同观点。他认为，“这一段评语，分析全诗的层次、中心，说得相当中肯。但是，他说‘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并不符合杜甫本来的思想，杜甫是十分重视和热爱艺术的。”
　　如前所述，公孙大娘的剑器舞，给杜甫留下的印象是极深刻的，而且是其童年的美好记忆，就这份记忆而言，足以让杜甫“摇动笔端”。王嗣奭之“一舞女耳”的评价，当是并未设身处地去体会杜甫的真情实感。另外，正如廖仲安所言，杜甫是十分重视和热爱艺术的。
　　杜甫精通艺术的这个观点并非推测，而是实有充分的证据。杜甫的书法水平很高，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杜甫“于楷、隶、行、草无不工者”。杜甫对画也很有研究，曾写过很多题画诗。如年轻时曾写过《画鹰》一诗：“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㩳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擿，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按照专家解读，这首诗是“通过对画鹰的描绘，抒发了他那嫉恶如仇的激情和凌云的壮志”，而诗中尤其中间四句，把画鹰描绘得栩栩如生。再如，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杜甫写道：“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通过这句话来说明王宰画技之高超，表现出卓越的艺术眼光。
　　因此，杜甫对于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描写，之所以能写得如此生动传神，一是有深情寄托于此，一是对艺术有着丰富的见解和独到的感悟。至于他又因此联想到历史的兴衰，把这首诗写出“诗史”的气度来，实属必然——他的思想已达到如此深度，他的写诗功夫已经达到如此高度，不自觉地就会上升到这么高的境界。这是没法掩饰的事，也没必要掩饰。话又说回来，不能因为他思想上和诗歌造诣上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就忽视了他身上那些人间烟火味。好像一提到杜甫，就是那种“三吏”“三别”的愤懑，就是“诗史”的高大上，就是一张苦大仇深的苦瓜脸，那确实片面了。
　　细细读一读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确实能体会到杜诗的高妙。例如，在短序及诗文中，杜甫并未细细描摹舞姿。短序及诗的正文中，其实只用了“浏漓顿挫”四个字而已。诗人主要还是靠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在对社会生活本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写成这首沉郁悲壮、意境雄浑的佳作。
　　任伯年又以这首诗为依据，再度展开想象和联想，画成《公孙大娘舞剑图》。在央视的节目中，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郁文韬这样介绍：“对于动作，实际上（杜甫）诗里没说多少，描绘具体舞姿就用了‘浏漓顿挫’四个字。任伯年凭想象画成这幅画，今天看起来，依然是非常时尚前卫、非常现代的一个作品。”
　　对于《公孙大娘舞剑图》，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如此赏析：“任伯年创作这件作品，不仅仅是想讲一个历史故事，还想充分施展他在线条表现上的天分。从画面上看，满幅飞动，浑然一体：人物舞出了各种剑影，展现了像长袖舞、长绸舞这样的动态，就连后边作为背景的松柏，似也受剑气卷起来的旋风吹动。”这“满幅飞动，浑然一体”八个字，确实是极生动又极准确地概括出任伯年此幅画作的最突出特点。
　　杜甫这首诗是好诗，任伯年这幅画是好画，都无可争议，也为大家广泛认可。杜甫这首诗之所以流传极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诗的短序末尾写到的一句话：“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这句话意思是说，大书法家张旭，正是因为观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使草书水平大为长进，更添豪荡感激之气。这句话的立足点，当然还是赞美公孙大娘的，但这句话也阐述了一个观点，即不同艺术门类之间能够通过相互借鉴融合而获得创新与发展，获得艺术家、评论家的普遍赞同。直到今天，这段话在艺术家、评论家谈及艺术创作时会经常被引用。这又大大提升了这首诗的流传度与公孙大娘的知名度。
　　艺术家和评论家们赞同“张旭看剑舞而提高了书法水平”是有文化渊源的，也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比如，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之一，是仓颉造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那么，造字时又是如何依类象形的呢？主要还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俗地说，仓颉造字，灵感或者依据就是来自观察和模仿周围万物。既然字是这么创造出来的，那么练习书法时继续从周围万物包括舞蹈艺术中获取灵感和启示，岂不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而且也是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诸多书法家曾就此撰文阐述过自己的心得体会，提出很多极精辟的艺术见解。
　　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书画都通于舞。”今天也仍然有很多艺术家、学者继续从不同角度探讨书法与舞蹈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二者如何相通相融。事实上，艺术都是相通的，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要想通过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相互借鉴融合而实现创新，关键还是要考虑清楚借鉴什么和怎样融合。在这方面，“诗圣”杜甫用诗告诉我们一个方法，“草圣”张旭则用草书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