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薮
□ 郝永勃
　　年轻的时候，喜欢读外国诗歌，“是菜就往篮子里放”，也不问是谁翻译的；年龄大了，还喜欢读；但是，更看重译者是谁了。
　　从书架上，找出一部好的译本，重温一首好诗的过程，就像重温一场美梦。诗歌比起散文、小说，大概更难翻译好。同样是外国文学，好的诗歌集也远没有散文集、小说集那么多。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最难的是将其译成艺术品。通过诗歌译本，谈论某个外国诗人的时候，也是在谈论某个译者。翻译谁很关键，谁翻译也很关键。
　　多少年来，知道不少外国诗人，但记住的译者不多。诗人翻译的诗歌，往往比自己写作的诗歌影响要大，因为被翻译的作品影响大。译者是纽带和桥梁。有人翻译出了佳作，但诗歌创作并未达到预期的水准。
　　同一首诗歌，由不同的人翻译：有的能唤起共鸣，带来美感；有的终隔一层，不知所云。读一读袁可嘉译叶芝的《当你老了》，文字干净、凝练，出神入化；其他人也翻译过《当你老了》，对比着看，不如袁可嘉先生的译文自然、贴切，有韵律。别的版本，不是火候不到，就是过犹不及。当赵照谱曲，李健、莫文蔚等歌手不断地翻唱《当你老了》时，更多的人由此听说了爱尔兰诗人叶芝。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歌词源自袁可嘉先生的译本？
　　诗歌创作需要灵感，翻译（再创作）也需要灵感。但是，翻译的过程中，灵感不可能伴随着每一首诗歌。穆旦（查良铮）先生无疑是翻译普希金最好的诗人。他译的《青铜骑士》，铿锵有力，气势恢宏。其他的译者，缺少那种气势、节奏、语感。我收集穆旦不同时期的译本：几乎篇篇精彩；过去爱好，现在还爱好。他译过普希金26岁时的即兴之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但就这一首诗歌来说，最恰到好处的翻译，却不是来自穆旦先生，而是出自戈宝权先生。我手里有一本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文集》（20世纪50年代精装版），戈宝权先生负责编辑。他翻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浑然天成；叙事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读起来，一波三折，荡气回肠。
　　发现译诗的闪光点，寻找乐趣。戴望舒，诗歌写得好，译得也好：《雨巷》是现代诗中的经典；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最佳译作，非戴望舒莫属。戴望舒与洛尔迦的相似之处：越朴素，越单纯，越充满诗意。像《海螺》《哑孩子》，洛尔迦如果没有一颗童心（赤子之心），能写出来吗？戴望舒如果没有感同身受，能译出来吗？还有那首《梦游人谣》，多少诗人，从“船在海上，马在山中”的诗句中得到启示，由此，生发出自己的诗歌。
　　艾青，因为诗歌的影响力太大，以致遮盖了他作为译者、画家的名声。读他翻译的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的诗歌，更深地了解了他创作的背景。将他的译诗《原野》《城市》《寒冷》，与他原创的诗歌《旷野》《城市人》《解冻》排列在一起：“你中有他，他中有你”；相互映照，诗意盎然；甚至，分不清哪是维尔哈伦的诗歌，哪是他的诗歌。当然，艾青的创作个性极其鲜明：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吹号者》《黎明》《时代》等，识别度很高。
　　不论是创作，还是翻译（再创作），都是生命力的体现。诗歌是天空中闪耀的星辰，是城市的广场、路灯的亮光、田野的庄稼、放牧的牛羊、沉静的冰山、葳蕤的森林、奔流不息的江河……诗人的灵感，真实的感受，诗内诗外的功夫。
　　泰戈尔的散文诗：对比着看，还是郑振铎、冰心的译本好。郑振铎先生是诗人、编辑家、藏书家、文学史家、翻译家、文物鉴定专家……他与鲁迅先生一起编辑的《北平笺谱》，是真正的艺术品。无疑，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是，很可惜，他只活到了“耳顺之年”。他翻译的《新月集》《飞鸟集》，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园丁集》，说是炉火纯青，并不过分。
　　这些年，每当去书店，翻开外国文学的书，尤其是诗歌集，首先看是谁翻译的，译得好不好。首选有定评的名家译本。当然，选择好的出版社，也很重要。要是选了不好的版本，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不要“贵耳贱目”，只听别人怎么说；要睁大眼睛去看，自己下判断：做一个好读者，从选择好的版本开始。
　　里尔克的书，译本比较多。很早就喜欢上了冯至译里尔克的诗歌、散文。像《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是常读常新的。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评价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先生诗写得好，译得好，学问也做得好。他的《杜甫传》出版七十年了，依旧耐读。还有绿原先生，他译里尔克的《预感》《孤独》《秋日》等，与冯至先生一脉相传。但就某一首诗歌来说，陈敬容译的《严重的时刻》，感觉更真切。
　　总之，知人论诗，知诗论人。选一本好书，就像选一件好的艺术品。同样情况下，互为映照：因欣赏人，而欣赏译作；因欣赏译作，而欣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