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实习生 张梦圆 刘凤仪
　　矗立在济南大明湖畔的超然楼（上图），历史悠久。登临超然楼，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大有超然物外之感。据《历乘》记载：“超然楼，水面亭。楼头一望，十里湖光，尽在目中，真一大观也。”
　　超然楼源起于700年前，其最早的建设者为元代著名大学士李泂。李泂，字溉之，济南人，才华横溢，下笔成章，《元史》中记载，“其为文章，奋笔挥洒，迅飞疾动，汩汩滔滔，思态叠出，纵横奇变，若纷错而有条理，意之所至，臻极神妙。”李泂常以李太白自比，素有谪仙之称。“白皙眉目，秀髯鬒且美，类神仙中人。后又得所述，飘逸有新意。”是张养浩在《送李溉之序》中对李泂的描述。
　　约在元武宗、仁宗时期（1307年—1320年），不晚于元至治元年（1321年），李泂在大明湖畔修建了湖上别业，以供回乡时居住。别业包括居室与亭园，居室即超然楼，亭园则为楼北的天心水面亭。
　　超然楼楼名，效仿自苏轼修葺的超然台。其弟苏辙听说苏轼在密州的困顿生活和修葺旧台之事，作《超然台赋》称赞兄长，取“虽有容观、燕处超然”之意，命名其台曰“超然”，意指苏轼超然物外、性情豁达。后苏轼作《超然台记》，言“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而天心水面亭的亭名，则取自北宋理学家邵雍《清夜吟》中的句子“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
　　超然楼同超然台一样，它的超然之意吸引着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停留于此，逐渐成为“名士文化”的代表地。自建立之后每个朝代都有一批名士闻其名来此聚会、雅集，结诗社、著名篇。
　　同为济南人的张养浩，与李泂联系颇深。他观李泂湖上别业，曾作《过李溉之天心亭》二首。其一云：“久别天心水面亭，风生吟袖喜重登。谪仙将月游何处，揖遍云山问不应。”其二云：“放眼乾坤独倚阑，古今如梦水云閒。南山也解留连客，直送岚光到坐间。”
　　李泂在世时，湖上别业十分兴盛，时常扩建，从虞集《题李溉之学士湖上诸亭》中可知，超然楼周边的景观有烟萝境、金潭云日、漏舟、紫霞沧洲、秋水观、无倪舟、红云岛、萧闲堂、松关、大千豪发、观心等。元末时，湖上别业的建筑遭到破坏，天心水面亭被毁。明代初年，超然楼及天心水面亭又得以修复。据清康熙《山东通志》记载：“明建文时，铁铉尝犒军于此。”可见明代人对李泂湖上别业的推崇。天心水面亭还被明代人列为“历下十六景”之一，称为“荷香北渚”。可惜的是，据《明史》记载，崇祯十二年初，清军攻克济南城，城内建筑多被焚毁，超然楼毁于战火。
　　清军撤出济南后，地方官及士绅仍想重建超然楼，但因频发的战乱，一直未能完成。清初，济南的士绅在超然楼旧址附近新建“水面亭”和“超然楼”，但规模远不如元代和明代。此后，超然楼成为客舍，为来济南的学生、举子提供居住的场所。清乾隆、嘉庆年间的诗人廖炳奎在《水面亭怀元学士李溉之》中写道“故亭渺何处，怀古发高歌”，新建的水面亭则成为文人墨客的追忆之所。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也与超然楼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蒲松龄曾多次到过济南，在济南结识了许多师友。在超然楼居住时，蒲松龄作下许多诗篇，记录了自己在此生活的情景。康熙三十六年，蒲松龄写下《稷门客邸》一诗：“年年作客芰菱乡，又是初秋送晚凉。露带新寒花落缓，风催急雨燕归忙。浅沙丛蓼红堆岸，野水浮荷绿满塘。意气平生消半尽，惟余白发与天长。”由此可见，蒲松龄对超然楼的深厚情感。
　　超然楼不仅是登高观景和追忆之所，其中还有丰富的藏品，包括名人诗作、匾额、楹联等。超然楼中有蒲松龄的七言绝句《夏客稷门僦居湖楼》两首诗作的雕刻，此诗是蒲松龄应好友之邀来济南，居住在超然楼时所写。
　　超然楼中藏有大量的匾额和楹联，内涵深厚，寓意深远。“水心还有拂云堆，日日应须把酒杯。杨柳巧含烟景合，芙蓉争带露华开。城头山色相围出，檐底波声四面来。谁信瀛洲未归去，两州俱得小蓬莱。”这是宋代诗人曾巩对大明湖环波亭的描写，其中的两句“杨柳巧含烟景合，芙蓉争带露华开”被刻作楹联。
　　时节正好，秋色正酣，登楼俯瞰，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