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郢:读不完的泰山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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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郢:读不完的泰山石书

2022-10-28 大众日报 07版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朱子钰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郭沫若先生认为,泰山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
  季羡林先生表示,泰山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弘扬泰山文化,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浩如烟海的泰山文献中,撑一只船不难,难的是编织一张怎样的网,打捞起更多的吉光片羽。
  日前,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山东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泰山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周郢携《泰山编年通史》而来,给出了一种参考答案。
  10月25日,周郢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探讨如何“阅读”泰山——“一本读不完的石书”。
“每逢年底,看自己攒了多少字”
  《泰山编年通史》《泰山历史纪年》《明代名臣萧大亨》,采访中,周郢从书架上先后抽出了这三本书。恰若三点坐标,连点成线,勾勒出周郢“行走”在泰山文化中的足迹。
  “全景式泰山文化镜像。”这是周郢对《泰山编年通史》的概括。以往泰山文化研究,多从一个侧面、一个视角切入,比如泰山石刻艺术、泰山封禅文化等。而周郢选择用“编年体”这种体式,梳理泰山文献,对泰山进行系统画像。这在泰山文化研究著作中较为罕见。因此,《泰山编年通史》被业界评价为中国山岳首部编年通史。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对此评价,即使“编年体”这种体式,周郢先生也进行了改良,巧妙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长处,记述事件时兼及后世影响,力求前后连贯,随时夹叙来龙去脉、相关背景、意义评说,弥补了“不知原委”的缺憾。例如记录光绪年间民间发起重修碧霞祠,书中特别作了注解:碧霞祠自明代纳入皇家祭祀体制后,其祠宇悉由朝廷掌控,每次兴修皆颁诏发帑以行。入清后更由皇帝亲遣内府大员,督工办理。民间资金只能投掷殿内,作为岁修补助。清后期由于国衰财拮,庙工已渐募民间资金。本年由民众主导发起重修祠像,并立碑庙庭。
  “《通史》不仅是一部以时间为序、详述历史大事的编年史,也是一部兼记朝野、视角多元、雅俗共赏的文化全史。”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汉学家雷德侯教授如是评价。他说,我们可以见到,周郢先生“将大历史与泰山区域史丝丝相扣,既是一山之史,又是中国通史的‘局部缩影’”。除了帝王登临、名臣擘画、文士吟咏,我们也从中可以见到市井小民、艺人、僧道的活动以及挑山工的生活印迹。且女性活动也被记录其中,如唐人墓志中的“宫女助祭”与清人日记中的“女合山会”等。此种总体治史使泰山历史文化栩栩如生地映现在读者眼前。
  “古代的作品只关注上层社会对泰山文化的认知,而我在作品中从平民视角进行了补充,力求立体全面地呈现泰山文化。”周郢以一个“不值得记载”的历史细节为例,泰山上的公厕首次出现在清朝嘉庆年间,而且只有女士厕所,“这说明了什么?”他分析,这表明当时女香客越来越多,如厕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还能反映出古人卫生意识的增强”。书中记录了不少类似的“看似无意义、实则有意思”的事情,为泰山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泰山历史文化“五期说”,是《泰山编年通史》中最为精彩的观点,也是其内在思路。“还没有学者从宏观视野上提出过这一观点,算是我个人的新创见。”周郢说,先秦至汉,泰山从一座自然山,渐同国家政权发生关系,发展为帝王封禅告祭的政治舞台,可称之为“政治山”形成期;从魏晋以迄南北朝,佛教、道教“进军”泰山,促使泰山固有信仰与宗教相互融合,可称之为“宗教山”形成期;唐宋金元时期,两度出现了泰山文学创作的高峰,泰山学派更在文化史上意义深远,可称之为“文化山”(此文化系专指文艺与学术)形成期;泰山民间信仰起源甚早,明清时期,随着碧霞元君信仰在域内广泛传播,一时涌现出泰山进香的高潮,可称之为“民俗山”形成期;近代以来,大家对泰山文化的内涵与精神特质,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和更加深入的揭示,可称之为“精神山”彰显期。
  这部150万字的巨著,分为三部分。其中“编纂大旨”详述作品的体例、特色和创新,“导论”历述泰山文化的发展变迁,“编年”逐条诠释泰山历史。“泰山文化随着朝代更迭、疆域开拓,从东方一域逐渐波及全国,最后融入中华文化主流,并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产生一定影响。所以,泰山文化已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历史上重大的治乱兴亡、社会变革,均在这座山上有所体现。”周郢说,“我在编年纪事中,对史料进行剪裁组织,使之与历史大势相扣合,从而凸显泰山文化的这一特点。”
  一部巨作,非一蹴而就。“现在,它是150多万字。1988年,它出生的时候,只有10万字;2012年,它长到60多万字;2019年底,提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材料时,它长到了110多万字。”周郢笑说,30多年来,每逢年底,就会看看自己攒了多少字,在最初的框架上“镶”了多少新的“珠宝”。
  《泰山历史纪年》就是那本10万字的书,也是周郢送给自己的“18岁成人礼”,可算作其第一部学术研究小结。1986年初,周郢参与《泰山志》编写工作。一干就是3年。这期间,他天天整理、阅读泰山文献。“我发现关于泰山文化的著作,都是分专题来写,要么依景区划块,要么按内容分类。”自幼喜爱历史的周郢敏锐捕捉到这一学术空白:没有作品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以时间为轴梳理泰山文化。“那时,我就萌生了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
  于是,周郢积极承担《泰山志》大事记的编写。“但是我越捋(线索),发现材料越多。于是,写书的念头更坚定了。”他从《资治通鉴》寻借鉴,一点一点摸索,历时一年,完成了《泰山历史纪年》。“当时交泰安市档案局内部出版,虽内容十分浅陋,但对我而言却意义非凡。这就是我未来开展学术研究的那条路。”周郢时常感慨,如今掌握的材料越来越繁杂,如果当年没有把框架搭起来,现在反而无从下手。
  为什么要为泰山写文化通史?周郢回答说,因为从小在泰山脚下转悠,承了泰山的福泽,所以想为泰山“做点事”。
  至于如何做?那要从周郢参观一处陵墓说起……
从村民家里,找到一卷“圣旨”
  1984年10月的一天,周郢随家长来到泰山脚下的萧家林。
  绵延的青山拥抱着一片安详清幽的土地,一条小河在西边静静流淌,满目所及皆是气势恢宏、建造精美的石雕,这里便是明朝著名历史人物萧大亨的墓葬。
  年少的周郢被眼前壮观的石刻群所震撼,不禁细细打量着神道两边肃立的华表、石虎、石羊……斯人已逝,断碑残趺犹存,沧海桑田展露无遗。“但我在史书上没有查到萧大亨,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好学的周郢开始翻阅大量资料,寻找萧大亨的蛛丝马迹。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做法’,如何围绕泰山文化开展学术研究。”周郢说,自己从地方志入手,学习研究泰山文化。
  搜集史料是最基础的工作。即便没有系统接受过古代汉语学习,但周郢的父母都是老师,受家庭影响,十几岁大的周郢便能通读部分古书,这为他扫清了一些障碍。受条件限制,许多文献资料买不到,也无法复印,周郢就用最笨的办法——去图书馆借阅抄写。看似枯燥的工作,周郢却从中找到了乐趣。
  “那时候,研究的痛苦是缺少材料。为了查阅一份材料,有时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周郢回忆,自己曾去北京图书馆(现名中国国家图书馆)抄录资料。去一趟北京,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为了尽量赶时间,我只能马不停蹄地多抄录。”他告诉记者,有些古籍很珍贵,图书馆不展示原版,而是提供微缩胶片供读者查阅。
  整整一天,周郢一边摇动胶卷轴,一边看并快速誊抄。“每次出图书馆,我都以为是晚上。其实,是因长时间在强光下看胶卷,眼睛受不了了。”
  做学术研究,仅靠图书馆中的材料显然不够。坐在屋子里查阅资料,拿到的也是二手信息。要去田野里,寻找更多鲜活的资料。带着线索,一支笔、一个本子以及一些简单的补给,周郢就出发了。“那时候,大家打交道更直接。我开口请教,他们大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989年5月,他下乡寻找清初泰安名臣王度的踪迹,来到夏张南寨村,看见一位村民正在地里劳作,便走上前问:“您知道,这里曾出了一位王侍郎吗?”村民听了颇有意味地答道:“我就是他的后代。”周郢没想到会如此凑巧,便追问,家里是否有祖上流传下来的“东西”。村民很热情地说,家里确实“有一块布”,可以随他回家看看。
  村民进家后,拿出一个沾满灰的布包,拆开之后,一个黄色的卷轴出现在眼前。它由黄绢制成,展开长158厘米、宽25厘米。右端有“奉天敕命”四字,正文分别用满汉文书写。“原来这是授青阳知县王枢(王度之子)为文林郎的圣旨!”周郢激动地喊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后来,村民将“家传”文物捐给了泰安市档案馆。
  凭借丰富的史料积累和深入的田野调查,周郢稳扎稳打,摸索出做学问的“方法论”。以研究萧大亨为起点,经过十数年的积累,周郢在1999年出版了《明代名臣萧大亨》。
  周郢说,《泰山编年通史》出版后,他就开始整理这些年来收集的关于萧大亨的资料,希望不久能够出版一本内容更加丰富详实的萧大亨传记。
作研究,要有一只“学术眼”
  曾有学者建议周郢,最好选一个大学科作研究。毕竟泰山是区域文化,可能研究一段时间后,“就没有内容可做,那么学术研究便无法发展”。
  对此,周郢并不赞同。“就我当时掌握的材料情况而言,我坚信泰山文化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他直言不讳,研究狭义的泰山也许会材料穷尽,但将泰山和大文化作比较研究或者联系研究,相关学术成果便会源源不断地涌现——从这个角度看,泰山文化绝对研究不完。
  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个广阔的学术视野,宗教、农业、天文、民俗、科技等领域都能和泰山文化研究摩擦出火花。“知识范围越广,碰撞的火花就越大。”周郢说,自己研究泰山文化第一个大收获与《红楼梦》有关。由于小时候爱读《红楼梦》,长久的浸润,周郢积累了不少红学知识,因此有了“红楼”视角。
  周郢回忆,那时,红学界刚发现了一件曹雪芹家世的资料,证明曹家的败落是因为曹雪芹的父亲在泰安发生了一件骚扰驿站的事件。一接触到消息,周郢立刻联想到,既然此事发生在泰安,会不会在历史文献上留下痕迹?
  带着疑问,周郢开始查找泰安地方文献,最后在泰安府志和泰安县志上找到了相关详细记录,这为研究曹雪芹家族败落的历史真相提供了第一手史料。“这份资料公布后,红学界非常震动,很多学刊发表了专门的报道。”周郢说,自己一直在摸索泰山与中华大文化的联系。用泰山文献研究红楼梦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过去,很少有学者有过相关尝试。
  事实上,周郢的众多学术成果都来源于不同学术领域的碰撞。比方说,元代农学家王祯,除所著《王祯农书》之外,传世资料极少。1990年,周郢在泰山文献中发现“王祯三碑”,并以此请教元史专家邱树森教授。邱教授通过乡贯、时代比勘,基本上认定泰山碑石中的“奉高晚生王祯”与“(泰安)州教授王祯”,便是《王祯农书》的作者王祯。但周郢心中仍有疑惑,这一考证无法排除同乡且同名的可能性。随着元《王氏葬茔之铭》碑拓等一系列新线索浮出水面,周郢进一步研究确定,王祯确为泰安州人,并曾出任泰安学正,而《王祯农书》中提到的泰山“淳于泊”,就在今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淳于村。基于此,王祯早期事迹得以明晰,填补了一个农史研究的空白。
  “是否具备‘学术眼’,决定学术研究的成败。”周郢补充了一个例子。
  坐落于泰山西北麓的灵岩寺,始建于东晋,群山环抱、树木葱茏之中,历代碑刻林立。在古刹的台阶上,摆放着几块普通的石碑。有一次,周郢看到一位朋友抄录的碑文,“出现‘奉使暹罗’四个字,我忽然意识到,这块碑的价值一定非同一般!”周郢解释说,“借兵暹罗”发生在明朝,是军事机密,素为中外史学家所关注,但一直以来争议颇多。
  周郢调查研究发现,此石碑为明人程鹏起所刊,正是“借兵暹罗”案的关键人物,石刻中也多次出现事件相关文字。基于这一判断,他在《历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明万历壬辰之役“借兵暹罗”发覆》,为重新解读“借兵暹罗”史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为后人了解四百年前那幕风谲云诡的枢廷密议,掀开了幕帘。
  在周郢“学术眼”中,这块石碑的价值不在于研究灵岩寺或者泰山本身,而是研究当时东南亚的政治格局以及明廷的军事、外交政策。“学术眼就如同二郎神的第三只眼,拥有了它,就能抵达层次更高的学术境界。”他说。
  近年来,周郢在《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红楼梦学刊》《光明日报》等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来源于这只“学术眼”。
  “周郢先生研究泰山,眼界极为开阔,举凡泰山主体、泰山支脉徂徕山等,泰山文化遗存如建筑、石刻等,泰山相关历史如人物文献、宗教、传说、行政区划等,无所不包,最能引起关注的则是泰山与朝政、国运,泰山与中华文化,这样一些涉及国家全局的问题,周郢先生往往发人所未发,言人所不能言,令人叹服,这都缘于把泰山研究和中国通史研究的紧密结合。”杜泽逊如此评价。
“他不问,我可能绝对想不到”
  “我给你们展示一件利器。”说着,周郢从书桌旁拿出一个长约1.5米的牛皮纸圆筒,从中拔出一把“剑”。他饶有兴致地挥舞了几下,才让我们定睛细看。
  原来是一个灯管。“这是此前,雷德侯教授团队来泰山考察时,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周郢说,由于历经风化、冲刷,古代石刻往往漫漶不清。但打开这个灯管,贴近石壁,一些残存的笔画都能显现出来。“我们也用过手机、强光手电,但效果都不如它好。”周郢说,与外国学者一同研究泰山文化,不仅研究工具升级,更被对方治学严谨的态度所打动。
  “周郢,请教一下,这块石碑下部为什么只有一行题名,后面则全为空白呢?”一次同行中,泰山红门宫旁登山主盘道东侧墙内的一块石碑,引起雷德侯教授的关注。周郢不知如何回答。他坦诚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会抓紧查证。”
  经过一段时间查阅资料,周郢得出了答案。万历初年,白宗哲担任红门验单亭官,负责泰山门票的查验工作,并在此处立了《红门验单亭题名记碑》。“很可能是红门验单亭主管一职被撤销,白宗哲是这一职务的最后一任官员,所以他立的《题名记碑》后继无人。”周郢说。
  “如果不是雷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考虑到这个事儿。”周郢说,德国学者心细如发、目光如炬,在细节的研究上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一行孤零零的题名,原来反映了一个官职的变迁。
  周郢与雷德侯教授因泰山文化研究结识,并成为好友。受雷德侯教授邀请,周郢两次赴德国海德堡科学院进行学术访问与交流。“泰山文化影响深远,在许多外国学者作品中都有体现。于是,我请德国朋友帮我搜集了许多相关材料,并带回国内,请朋友帮助翻译。”周郢说,果真收获颇丰。他举例说,奥地利环球旅行家海司在《山东与德国在中国属地:1898年从胶州到中国圣地以及从扬子江到北京》著作中,附有岱庙大殿神像照片,其背后呈现的壁画与今貌有明显差异;《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开篇为山河景象,我们现在看到的图为殿阁;北墙持旗将校上方布景也与今画不同。“这说明岱庙壁画清末重绘中不仅掺入补笔,且整体构图也有若干改变。”周郢说。
  学术交流因合作而丰富多彩,也因交锋碰撞出火花。不久前,周郢登上央视12频道《社会与法·法律讲堂(文史版)》,专题讲述泰山奇案。其中一集为《乾隆封泰山之谜》,而这一集的灵感就是来自与美国“加州学派”一位学者的一场“笔墨官司”。
  2006年,美国学者作了一场关于碧霞元君信仰的专题讲演,后来讲稿刊发。周郢读后,认为文章结合了性别理论和宗教学理论来解析泰山信仰的起落盛衰富有新意,但同时感到,该学者关于清代中后期的碧霞元君“论”与“祭”的评说,核之史实似可商榷。“这除了这位学者所掌握的资料有所缺略,对相关史料也存有误读。”于是,周郢在《史学汇刊》发表《明清之际的碧霞元君论》,与美国学者展开论辩。
  “美国学者认为,乾隆本人从未到过碧霞祠,也未曾感谢碧霞元君对国家的保佑。这肯定有失偏颇。”周郢说。据他考证,比起前代帝王,乾隆皇帝对碧霞元君的尊崇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巡视泰安十几次,六次登上泰山极顶,到碧霞祠拈香叩拜。在位期间,多次下诏颁金重修碧霞祠,并赐以碑刻、匾联,其中以“赞化东皇”的御匾,高度礼赞了碧霞元君的神恩。乾隆皇帝还开创了一项重大典礼,即碧霞祠致祭制度,即每年四月十八日(传说中的碧霞元君圣诞),遣使至泰山祭祀元君的礼仪。这一制度延续150多年,影响深远。
  周郢还将这一研究通俗化,在央视录制讲座,讲述了乾隆帝、后登泰山祭祀碧霞元君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
  周郢不仅深耕在学术研究领域,还致力于普及泰山文化。截至目前,他已走进几十个中小学的教室,为近万名孩子讲述了有趣的泰山文化故事,成为不少中小学生口中“很懂泰山的周叔叔”。
  “给孩子们讲泰山故事,得有童趣。”周郢也有一颗童心。采访结束后,他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好朋友。
  走进屋外的小院,周郢指着一只小白兔说,这就是我的好朋友。“要不时喂它饭,我不得不从书桌旁挪开,因此,写完这部作品,我的腰板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