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逄春阶
　　走远、走深，贴近、贴紧；求真、求实。自觉走向受众罕闻的人群和人迹罕至的领域，寻找“冰点”。有想法的报告文学作家在行动。
　　杨牧原和杨文学的目光盯上了“麻风”。“麻风”？过去听到这个词都心悸。如今，这个词基本消失了。不是这个词消失了，是得这种病的人几乎消失了。怎么消失的？是国家组织几代“麻医”（治疗麻风病医生）治的。在杨牧原、杨文学刚出版的报告文学《国家行动》里，我看到了让我震惊的“治麻”细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麻风肆虐，真可谓谈“麻”色变。一人得病，全家遭殃。患者王某治好了，兴冲冲地回家，父母见他回来，吓哭了。全村人恐惧不已，都躲着他们全家。绝望了，最后一家人不堪忍受侮辱而服毒自尽。郑大有大夫第一次去诸城出诊，寻找麻风病人，几个病人偷偷摸摸把他领到墓地。“坟墓前的小石桌子就成了郑大有的工作台，他就这样在阴森森的坟墓前给麻风病人检查病情，采集血液样本，发放药物。”墓地没人，对歧视的恐惧压过了对死亡的恐惧。每个“麻医”都有被歧视的经历，到患者家里，患者家属不承认家里有麻风病人。住县委招待所都被赶出来，1964年，“麻医”潘玉林到安丘行医，招待所服务人员看到介绍信上有“麻风”二字，明明有房子，也不让他住。
　　更让人心寒的是，“麻医”的亲人也被歧视，亲戚跟他们断绝了往来，孩子上学没有玩伴。“人传染上麻风病不可怕，也好治。传染上麻风恐惧症最可怕，最难治。一个人得了麻风，毁掉的是一个肉体，一个社会得了麻风恐惧症，毁掉的是人间亲情和温暖，带来的是信任的危机和道德底线的突破。”《国家行动》中如此表述。
　　忍辱负重，擦干眼泪再出发，把委屈藏在心里，一点点地感化病人，感化病人家属，把一个个病人收治到麻风村。经过几代人的泪水、汗水，甚至血水的巨大付出，这种可怕的疾病基本消除，杨牧原、杨文学没有忘记他们，饱含深情地为医者唱了一曲赞歌。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马海德、尤家骏，以及孙昭水、马桂臻、张立彬、张基瑞、郑大有……随后跟上的是马天恩、张福仁等新一代。他们有的已经去世，背影渐渐模糊，但是在共和国“治麻”史上永远抹不去。
　　我说的温暖的背影，还包括麻风病患者，他们是无辜的，除了忍受身体被病毒侵害的折磨，还忍受着心灵上被隔离在常人之外的煎熬。杨牧原、杨文学在写医生的同时，把笔触伸向了患者的内心，其中的思考，很有价值。作家韩石山说：“文学的能力，不仅是一种技能，实际上是一种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一种深究的能力。”深究，从看得见的病毒的外在表现，到看不见的心灵病毒，从麻木的眼神，到蹒跚的步履，一点点地深究，这样才有了厚度和深度。
　　盯着这些与麻风搏斗的医生的背影，我想起了一个意象——“井”。宋代学者杨简在《慈湖易传》中谈到井卦，说：“‘井’赡养润泽之功无穷，而实寂然不动。”井，风吹不走，日晒不干。它养人是无穷的，井里的水，你打了之后，还有，不见少。这些医生长期执着在“治麻”最前沿，是大地上一眼一眼最清澈的“井”。他们有“井”的品格，他们身上蕴藏的汩汩之水，让世界变得清澈透明。
　　功不唐捐。《国家行动》里说，到2018年，我国新发麻风病患者只有1600人，发病率只有0.1/100000。世界范围内，麻风病还在猖獗，其中印度的新发病人占全球新发病人的59%，每年高达10万多人。《国家行动》生动描述了中国为世界贡献的麻风病防治中可以借鉴的科学模式。一部国家麻风病防治史，彰显着执政党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打捞沉睡的记忆，需要持久的耐心。我们的先辈付出了，脚踏实地地做了，做得感天动地。我们的作家还不能被感动吗？感动了，那就写出来，尽量写清晰。我欣慰地看到，《国家行动》占有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因为有了现代意识的观照，把普通人身上的光泽擦亮了。
　　事是人做出来的，故事是人讲出来的。两位作家面对“麻风”，没有拔高，没有煽情和滥情，没有避实就虚，写得比较结实、朴实，是真实的报告文学。他们的追求，鲜活地证明报告文学讲好中国故事，有其独特优势。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