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 新
　　老家管做馍叫“揍馍”，馍就是馒头，若听到有人说“揍馍”，不是要打架，更不是问打谁，大可放心。真要打架，不说揍，说“裂”，要有人大喝一声：“裂你个熊孩子！”就要拔腿跑了。
　　在老家，过年是从“揍馍”开始的。
　　一般来说，“揍馍”从腊月下旬开始。该“揍馍”了，就该过年了。家家支起地锅，下面烧柴，上面放锅，盛半锅凉水，再架上竹编的蒸笼，铺上笼布，就等着往里放馍了。
　　过年的馍要做好多种：白面馒头叫“蒸馍”；带馅的大包子叫“菜馍”。“菜馍”的馅儿里通常包括虾皮、鸡蛋、粉条和切成丁的炸豆腐，除此之外，还要有菜：有时是韭菜，有时是萝卜，有时候还可以放春天晒干的槐花，或是腊菜。当然，“菜馍”也有肉馅儿，牛肉大葱，或者羊肉胡萝卜，我小时候，最爱吃猪肉粉条馅儿的，五花肉切成丁，放五香粉，和剁碎的粉条一起，咬一口满嘴油，过年的味道在嘴里就爆发了。
　　除了“蒸馍”和“菜馍”，还要做“小馍”。“小馍”又叫“提饼子”，分咸甜两种，甜的用芝麻和红糖做馅，咸的馅比较特别：葱姜在油里炝锅，放入面粉炒软。油最好是猪油，馅儿才更香。做“小馍”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是定型，把包成一团的“小馍”放到模子里，每个模子有四个凹进去的口，每个口里刻着一种花纹，春夏秋冬或梅兰竹菊，“小馍”根据不同的馅放到不同的口里，拍出来，就是一件件精美的面塑。
　　“小馍”里一般没有豆沙馅儿，因为还要专门做一种“豆馅子馍”，要用红豆、红枣、红薯剁碎，搅匀做馅，又大又圆，又称“团子”，有团圆的寓意。过年，不光要吃味道，还要吃个吉祥。
　　那时候，谁家的生活水平如何，一个“豆馅子馍”就能吃出来。家境好的，馅儿里的红豆和红枣很多；家境差些的，馅儿里大部分都是红薯，而且是白瓤的“干面”红薯。贫富差距本来也不大，不过是家家的豆馅儿不同而已。
　　最考验“揍馍”技巧的，要数“花馍”了，也叫“花糕”，与其说是馍，更像是用面和红枣做出来的雕塑。大的要有一个面拍子那么大，像一朵朵盛开的牡丹花。每家根据情况，以及最后剩余的面的多少，还会做一些形状特别的，比如蛇，比如桃等等。
　　“花馍”的产生和祭祀有关。家家过年祭祖时，会摆上“花馍”，再加饺子和几个蒸碗。老家有个桃源乡（现已并入庄寨镇），每年正月初七要举办“花供”，家家把自己做的花馍拿出来，拿到外面扎好的彩棚里，给火神爷庆生。
　　各种“花馍”琳琅满目，七里八乡的人都会过来观赏。前些年，有一次我专门过去，约好同去的朋友虽然也在现场，但根本见不着，人山人海，路边的车停了一两公里。
　　桃源乡的“花供”早就列入了省非遗，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属于国家级非遗了。其实，是不是非遗倒没有那么重要，只要一直能够这样下去，一年又一年，花谢了又开，花供散了又摆，永存的是信仰，不败的是热爱。
　　过年做那么多种馍，确实要费不少工夫。家家都会把“揍馍”当成过年的第一件大事来办，要一家人齐上阵，和面的和面，烧水的烧水，还要有总指挥，掌控馍的总数以及馅儿的甜咸，嫁出去的女儿也会回娘家帮忙，娘家的馍做好了，再做婆家的。
　　刚出蒸笼的馍最好吃，就是什么馅儿也没有的大白“蒸馍”，也能嚼出股甜味儿，要是再就着根剥好的葱，一气儿就能吃两三个。曾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三十年前，他上初中，住校，有一年放寒假回家，家里刚做好了过年的馍，他一口气吃了六个“蒸馍”，吃得爷爷在一旁掉泪：“这孩子在学校咋饿成这样啊！”
　　那时春节期间，所有商店都会关门，所以，要用这些馍去保证一家人过年的口粮。家里人多，老人、孩子，还有来串门的亲戚，年前做好的馍，至少要吃到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没有冰箱的年代，要把做好的馍放在缸里、菜橱里。这个年若天气冷，馍便不会变质；若天气热，过了年，馍就开始生出霉点。人们把斑斑点点的皮剥去，馍依然可以吃，没有人会把馍扔掉。霉点产生的早晚对应着春节的冷暖。但不管怎样，正月初十之后，馍就要剥皮了，有时剥了皮，依然有一种微微的酸味，那也是过年独特的味道。
　　后来，再快到过年时，给家里打电话，都会嘱咐母亲少做些馍，现在春节到处都有新鲜的蔬菜和肉蛋，馍更好买了。但母亲总还会少做上几种，仿佛不做馍，就不像过年，只要过年，就必须做馍。
　　用普通的面粉和食材，把馍做出那么多的花样，也是祖祖辈辈积累的智慧。在那些漫长的冬天里，他们没听说过什么“匠心”和“初心”，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把枯燥的生活打造出乐趣，他们一直认为理所当然。
　　看到一个十年前的过年视频，在姥娘家走亲戚，表弟负责扣蒸碗。姥娘家那个小院一晃也拆了好几年了，扣蒸碗的表弟自称从谢霆锋长成了谢贤，年依然会过，却没人会像当初那样“揍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