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延安曾经出现过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在缺医少药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坚持以西医为主体的医疗机构，团结中医能手，将公共卫生等西医防治组织措施，与中医诊治、中药汤剂相结合，综合施策，群防群治，取得抗击疫情战斗胜利。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郊区农村出现传染病疫情。五个月时间里，疫情导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人数总计742人，一时间人心为之惶恐。

经卫生部门统计显示，各地传染病病情大致相同，发病之初多为心痛头昏，上吐下泻，短则两三小时，长则两三天就死去。临死前呼吸困难，神志清醒。死亡者大多是妇女、儿童。从延安各大医院抽调下乡参与疫情防治的西医诊断认为：“病的来源主要是饮水不净，在发病区域内，很多水井旁边的水坑，猪即躺卧其中，水内杂菌很多，加之群众日常喝水并不煮开，因之更易得病。其次因群众不常洗衣，虱子繁生，得斑疹伤寒者亦众。”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成立防疫委员会，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其主要措施有五：

其一，组织流动医疗队，由各医务机关、医院，分别组织，划定区域负责治疗。在发生瘟疫地方以急治为主，未发生的地区以防疫为主。凡医务所所在地皆负责为群众治疗。

其二，各机关、学校、部队，进行防疫紧急动员，并发动各机关团体帮助所在地区之居民进行大扫除、挖厕所、挖垃圾坑，宣传清洁、消灭虱子、喝煮开的水等防疫知识。县、区、乡负责同志，切实负责防疫，组织疫病区的隔离，勿使疾病蔓延。修理水井，以防病菌传流。

其三，边区医院增设床位，收容群众病人。并用拨款炮制大宗药品，救治病员。

其四，由文协制卫生图画，及编写秧歌及剧本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提倡如延安市创办之民办公助综合性(中西医、兽医，既门诊又收住院)的卫生合作社，于乡间试办，使其成为今后医务、卫生进行工作之中心。

其五，发动医务人员工作竞赛，使医生下乡为群众解决问题，工作优良者得到奖励与表扬。

为解决延安疫病流行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

在这次疫情危难面前，中医发挥了特殊有效的诊断救治作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同时也是陕北中医名家李鼎铭，邀请延安中医名家毕光斗等人一起研究疫情。他们从中医病理诊治立场出发，因时因地制宜，确定了针对此次疫情的中医药方，简便而有效，再经防疫委员会委员讨论同意，作为下乡医疗救治方法。实践证明，中医药方在救治传染病疫情上效果显著。据中国医科大学医疗队统计，“在川口区三乡，未经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仅一人未死)，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

其实，战争年代受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制约，中国革命队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医、相信西医的观念;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始终接受中医中药，从而形成一种“西医为体，中医为用”的医疗体系。大约在延安疫情暴发的前两年，就是李鼎铭先生用中医诊治痊愈了毛泽东的肩周炎。毛泽东在与李鼎铭交往过程中，征询李鼎铭意见：“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充分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针对如何防控疫情，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曾强调指出：“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下，大批培养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干部，以便在最近三五年以内，具体实现毛主席指示，做到每个乡都有医务所，都有医生。”这表明，“中西医合作”已成为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

延安时期先后出现过鼠疫、伤寒、霍乱等传染性疫情，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共产党采用“中西医合作”，防患于未然，是逐渐形成的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的有效良策和成功经验。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朱鸿召/《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 陈衍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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