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上颇流行“第一课”之说，小学、中学、大学各有不同，但它们方向大体一致，那就是讲究修身。学生的开学“第一课”学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明礼、诚信、正直、宽容、真诚、奉献等，以这个角度来看古代贤官的“为政第一课”，可以发现，其“为政第一课”在这些东西之外，还得加上一种最关键的东西：悯民之心。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生做的主要是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左拾遗、刺史之类的职位，大抵是在县处级与地厅级之间徘徊。古代的官员跟文学家往往二位一体，白居易就同时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一生写了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歌。白居易早年做陕西盩厔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时写过一首《观刈麦》，这首诗一方面描述了农业劳动的艰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同时借贫妇拾穗，表达了对农民悲惨遭遇的深深同情：“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作为底层官员，白居易的“为政第一课”上得不错。

在这方面，北宋的王禹偁也是个优等生。雍熙元年(984年)下半年，王禹偁被派到长洲做知县。当时，他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长洲是七年前才归宋，百多年来土地兼并极其严重，政府一点儿也不体恤老百姓，贫者耕种的土地虽然低劣，仍然要缴很重的赋税，一遇灾荒，老百姓就得吃草根、树叶甚至卖儿卖女。

还有一件事同样要命，长洲人缴纳皇粮时，得将本县钱粮转运到他州，押运的劳役、运费等等概由本人负责。雍熙二年(985年)，北宋王朝准备第二次北伐，向全国州县摊派军费，长洲自然也在其中。这一年长洲遭灾，庄稼普遍歉收，缴纳正常的赋税尚且极其困难，何况多出来的军费。赋税是层层压下来的，上面千根线，知县一根针，县里的差役习惯地按早年的法规行事，一是强行收税，二是将不能交税的农民抓进县衙，每天都要抓数百人，抓了就严刑拷打，许多人被打得血肉模糊、目不忍睹。得知此情，出身寒门的王禹偁内心非常不是滋味。

他当即作出两个决定：一是向上级申请将本县钱粮就近运往本州，此事顺利办成了；二是大力制止小吏们抓人、打人。接着王禹偁做了一个工作，他让小吏统计本县全年钱粮赋税任务及亏欠情况，得知本县总共亏欠17000贯(约合人民币340万元)。摸清了底数，王禹偁告诉民众：自己将以知县的名义去找长洲富商借低息贷款，希望民众用心种地，来年再好好归还。历尽艰难，王禹偁最后借到了这笔钱，他立即购买白米，组织民众将其运到了指定地。顿时，长洲民众感动得涕泪满脸。

我们熟知的《牡丹亭》作者明代杰出戏曲家汤显祖，一生仕途不顺，做京官，止于主事；做外官，停于知县，都是七品芝麻官。但他的“为政第一课”也是成绩斐然。主政浙江遂昌时，他极力推行“仁政”，每年开春，都会准备好酒、执牛鞭下乡劝农，使当地风气为之一变；他努力减轻百姓徭役，抵制朝廷搜括民脂民膏的矿税。古代的知县同时也是一县最高的司法长官，汤显祖对囚犯，一样显出了非同寻常的悲悯情怀。某年除夕，他决定将遂昌狱中30多名犯人全部放回家过年，并由其家人具结作保，在正月初四回狱服刑。汤显祖知道：这些犯人真正十恶不赦的很少，他们大都是遭受各种灾害，没有得到及时救助，铤而走险为匪为盗的农民。此举得到民众的高度评价，节后，所有囚犯都自觉地回到了监狱。

人生来都是渴望幸福、快乐的，官也好，民也罢，概无例外。若官员认真上了“为政第一课”，有足够的悯民之心，看到民众日子过得舒适，手舞足蹈；了解到民众度日艰难、脸有戚色，伤心难过，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就会呈现出某种为一般人不及的担当。还是拿王禹偁、汤显祖说事吧。在皇权社会，他们只要不贪不占，将上面规定的公事办完，就是一个称职的官员，不会受到上级的责备，但他们宁愿给自己增加麻烦，也要去做一些“自选动作”，温暖老百姓。正是这种高洁的“自选动作”，体现出了他们对民众的柔情。

官员认真上“为政第一课”，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民众一般都是讲理的，官员为政一方，是否真心为他们着想，是否干了实事，他们一清二楚，官民关系好不好，从来不是取决于老百姓是否刁钻，而是决定于官员在关系民众基本权利和正当利益的事情上是否守住了正道，体现出了应有的人性温度。回答是否定的，官民关系就坏，社会就不稳定；回答是肯定的，官民关系就好，社会就会太平。

(游宇明/《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 陈衍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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