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指导思想。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朱子学一直以来都在受到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在儒家思想文化史上，有两个集大成的人物：如果说孔子是上古文化集大成的代表，那么，宋代的朱熹就可以说是近古文化集大成的代表。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大学者，后人称其学术为“致广大、尽精微、宗罗百代”，在南宋以后，朱熹的思想成为近世思想的主流，对中国乃至东亚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山东省尼山书院举行的“朱子学公开课”上，复旦大学教授吴震对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承与创新进行了详细解读。十二世纪中国朱子学在东亚地域得以迅速传播，形成了“东亚朱子学”的现象。朝鲜大儒李退溪、日本江户大儒山崎暗斋分别开创了朝鲜和日本的朱子学，这就表明朱子学在近世东亚的存在是一重要历史文化现象。近现代以来，海外朱子学研究更有重要创获。
　　朱子学在东亚异域文化传统中丰富多彩的理论形态，一方面表明朱子学是开放性的理论系统而具有进一步推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说明中国哲学思想资源的丰富性，可以在异域文化当中得到新的开拓与发展。
日本朱子学的“异调趣向”
　　在日本近世儒学史上，有一位重要人物叫藤原惺窝。他出身僧侣，笃信佛教，逐渐接触到一些儒家的经典著作，被儒家思想所吸引，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
　　藤原惺窝生于1561年，1619年去世。在他生活的年代，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1592年到1598年，日本的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中国明朝派军队支援朝鲜，联军最终打败了日军，一直打到今天首尔附近，日本军队退出朝鲜半岛。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联军并没有彻底取胜，战争陷入僵局后，由于丰臣秀吉病逝，战争不得不停止，然后日本撤退战事告终。对于战争的具体过程这里不作过多探究，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跟日本近世儒学思想的发展以及藤原惺窝都有直接关系。
　　一个什么小插曲？原来，日本要撤退的时候，一方面要把掠取的大量朝鲜的儒家典籍、文物等全部带回日本，另一方面，还抓获了大批劳工也要带到日本去。抓获的这些人中，包括一位朝鲜著名的儒家学者姜沆。姜沆被带到日本后，关押在京都。藤原惺窝早闻姜沆大名，于是专门前往见面。结果，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并结为好友。后来两人多次相见，姜沆就把朝鲜的儒家思想研究情况，以及研究朱子学代表人物李退溪的“退溪学”，都介绍给了藤原惺窝。
　　藤原惺窝听后，对朱子学的兴趣更为浓厚，于是开始研究朱子学，思想也慢慢地从佛教向儒学转变，经历了一场弃佛归儒的思想大转变。
　　过了若干年之后，藤原惺窝被德川家康召见。德川家康是谁？是德川幕府的第一位将军。德川幕府于1603年在江户建立，因此，这一年也标志着日本江户时代的开始。一直到1868年，江户时代即幕府时代正式结束。在这一时期，国家政事由将军把持。
　　藤原惺窝去见德川家康时，既没有穿传统的日本服装，也没有穿佛教的袈裟，而是特意依中国儒家士人的礼制，穿戴儒冠前往。这样一个举动，在日本近代的思想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意味着藤原惺窝对儒学的一种尊重和认同。事实上，他也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提醒德川家康应当重视儒学。
　　这里再多介绍一下藤原惺窝。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藤原惺窝在儒家思想上并没有太大的理论建树，而且，他的思想依然表现出“儒佛一致”、三教糅合的倾向。但是，正如他穿戴儒冠去见德川家康所表明的，他对儒学是认同的，他对儒学的思想是很佩服的。藤原惺窝还曾一度有过一个想法，自己偷偷坐船到中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自己打造了船只，几次尝试乘坐渡海，都没有成功。这也表明，藤原惺窝确实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倾慕之情。至于藤原惺窝的思想为什么那么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培养了五大弟子，其中大弟子就是林罗山。
　　德川家康与藤原惺窝见面后，对于藤原惺窝的学问、涵养都非常佩服。后来，藤原惺窝又把他的大弟子林罗山，推荐给德川家康。德川家康任命林罗山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大学头”。“大学头”也就是日本最高学府的负责人，类似中国古代的国子监祭酒。在这样的位置上，林罗山对日本社会思想的影响可想而知。不过，林罗山也并非纯粹的朱子学者。在他的思想中，还是想把日本的神道教与中国的儒教结合、糅合起来。朱子学在林罗山的手上就变得味道有点奇怪，里面既有中国传统朱子学的一些思想因素，又夹杂了日本神道教的一些思想因素。
　　但是，这里必须说明一点，朱子学也好，儒教也好，在整个江户时代，并没有成为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占据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位置的，还是神道教和佛教。
　　那么，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儒教处于一种什么地位呢？现在看来，在江户时代，儒家学说是作为一种一般的文化知识来学习的，在日本的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日本三百多个藩属国当中，开设有藩校，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县学，学校里设有儒教的课程。
　　但是，藩校里儒教的课程很杂，不仅仅是一个朱子学，诸子百家的书都读，主要原因是日本没有科举制度，不用局限于读四书五经，读书做学问也不必拘泥于《四书章句集注》的观点。而当时日本社会的特点，是一个武士国家，“马上得天下”而又“马上治天下”，无需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地方的官员，所以日本不需要以儒家或者其他某一种学说作为唯一标准，这也导致了那时日本不需要把某一种思想来固定并作为其国家的意识形态。
　　正是由于没有某一种思想成为固定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又导致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对于外来的所有思想，都可以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感觉什么是好的，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没有什么顾忌，尤其没有政治上的顾忌。
　　所以，日本虽然研究朱子学，但朱子学并未成为其国家意识形态。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很快地就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正是因为那时他们自己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对于外来的新东西都可以采取一种比较自由的、开放的心态。
朱子学与反朱子学交错并行
　　日本朱子学，由藤原惺窝、林罗山为代表的师徒二人，在日本十七世纪初的江户时代开始之初，奠定了基础，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朱子学与反朱子学同时兴起、交错并行。
　　不要以为有了藤原惺窝作为开创者，又有他的大弟子林罗山被德川家康任命为“大学头”，朱子学就一定是一统天下了。事实上绝非如此。
　　比方说，十七世纪的一个人物山鹿素行，是第一个站出来，打出了反朱子学大旗的人。山鹿素行喜欢兵学思想，跟武士道非常接近，因此日本人谈到武士道，追踪溯源的话，近世就是山鹿素行，所以在日本，山鹿素行很受崇拜。不过，在反对朱子学方面，他并没有多少系统的思想和理论。
　　伊藤仁斋继承了山鹿素行反朱子学的思想传统，也是日本近世第一位从理论上全面地颠覆并批判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被称为“古义学”，他的思路很简单，认为儒家的学说，在先秦时代，即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开创了经典的思想，里面存在“古义”这样一种思想的精华。
　　伊藤仁斋认为，到了宋代之后，类似朱子学所讲的那一套儒家思想，已经跟孔孟时代儒家经典中的“古义”发生了某种冲突。伊藤仁斋反对朱子学所谓的天理之学，认为谈“理”的那种形上学，非常令人反感。朱子学所讲的内容，与孔孟原典思想背道而驰，因此他要反朱子学，以反朱子学为自己的使命。伊藤仁斋的反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而是有一套理论，写了《论语的古义》《孟子的古义》等大量的著作。他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后来的荻生徂徕认为，伊藤仁斋反朱子学的火力还不够，批判的力度还不够。因此，荻生徂徕就开创了古文辞学派，实际上“古文辞学”与“古义学”是相近的。古文辞学派认为，汉代之前先秦留下的经典古文辞，里面所保留的文章及其风格、题材，才是最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汉代以后的书则不必看。可想而知，宋代朱熹的书，那就更不必看了。总而言之，他对于孔子之后的儒家没有一个是满意的。
　　荻生徂徕认为应当怎样做呢？应当彻底地推翻孔子之后的所谓心性化的儒学，特别是程朱以来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形上化的儒学，而要返回到《尚书》时代，回归到《仲虺之诰》篇提到的“以礼制心”的传统。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朱子学传到日本去以后，就一统江湖了，这并非事实，相反，在日本的近世，整个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命运多舛，遭遇到很多曲折，受到种种的抵制和批判。
　　但是，日本朱子学有没有自己的特色？对朱子学的理论有没有新的拓展，形成日本化了的特殊形态的朱子学呢？答案是肯定的。
　　比如，山崎暗斋开创的崎门派朱子学。这一门派的朱子学特色在于，一方面，继承了日本中世以来吉田神道的思想，另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朱子学和吉田神道融合起来，开创了一个叫垂加神道的新教派。
韩国朱子学的论争与拓展
　　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韩国朱子学跟日本朱子学，出现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思想文化现象。今天，我们谈到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播与发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日本的朱子学，还有一个就是朝鲜王朝的朱子学，我们称之为韩国朱子学。现在学术界把朝鲜王朝的朱子学称为韩国朱子学。
　　中国的朱子学大约在元朝传到朝鲜王朝。在中国，朱子学在1313年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四书五经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明确地点明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标准答案之一。这些内容传到朝鲜王朝之后，马上就被李氏朝鲜完全接受。
　　朱子学马上就上升为李氏朝鲜的国家意识形态，因为那时他们实行的完全是跟中国一模一样的制度，甚至取年号都是如此，例如，中国明朝嘉靖年间，他们也用嘉靖的年号。另外，他们跟中国一样也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也是以文官来治理天下，他们有一个“两班”，两班就是对士大夫阶层的称呼。他们科举考试也有“教科书”，也有标准答案，通过国家政府下发到各地的府县，由府县再下发到各地的县学，然后再下发给县学的学子们。
　　朱子学一方面成为朝鲜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充满各种各样的思想论争，而且论争非常激烈。这种思想论争甚至延伸到党派的论争，涉入政治权力争斗的漩涡之中。
　　互相论争的过程，也促使他们不断深入对朱子学的研究。事实上，他们对朱子思想的研读非常深刻。例如有一位叫韩元震的学者，还写了《朱子言论同异考》这样一本书。书中，逐字逐句地对《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等进行了详细考证，把版本、观点，甚至文字，都进行了详细考证，对其中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当然，不光是文字，对朱熹思想的发展也作了归纳总结，把朱熹前后思想分成了四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王朝的朱子学者在文献的把握，对朱子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包括思想、义理的辨析方面，应当说是超过中国元明时代朱子学者的。
　　韩国儒学史上有三大论辩“四端七情之辩、道心人心之辩、人物性同异之辩”，而朱子学在韩国争议的焦点是“理的活动性、退溪主理动、栗谷主气动”等方面的问题。从这些论辩与争议中，也能发现一些问题，有时候需要先重回朱子学进行观察，有些模糊的问题就会清晰起来。所以，研究韩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往往掉入到一个陷阱中，不知不觉中总是认为日本朱子学就是日本的朱子学，韩国朱子学就是韩国的朱子学，跟中国朱子学没关系。实际上，要想全面准确地研究朱子学，是不能持这种孤立的观点的，要有一种宏观视野，综合起来观察，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在东亚儒学研究中，一方面要重视朱子学在日本、韩国的传播，重视他们作出的新阐释和创造性发展，另一方面，关注东亚朱子学的研究，也有助于全面观察朱子学的历史发展形态，思考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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