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薄克国

从黑土地的吉林大学出发，南下珠江之畔的暨南大学，北上黄海之滨的中国海洋大学，他执教三尺讲坛四十多载；作为拓荒者，他翻译村上春树作品45部，总发行量超过1420万册；他退而不休，辗转全国各地高校，向青年学生讲授审美忠实的翻译观和开卷有益的心得……他就是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林少华。

三个“三十七岁”赶在一起

记者（以下简称“记”）：林教授您好，请问您是怎样与村上春树先生结缘的？

林少华（以下简称“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广东暨南大学任教时，机缘巧合，翻译了《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开头第一句：“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1952年出生的我翻译这本书时是1989年——三十七岁的我坐在书桌前的座位上，对照日文写下“三十七岁的我……”

村上春树写这本书时，是三十七岁；书中主人公渡边君，也是三十七岁；我是迟了三年翻译的这本书，也是三十七岁。三个“三十七岁”赶在一起，说奇妙也够奇妙的。

然而，不同的是作者、译者写下“三十七岁的我”的处境。先看作者村上：“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张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

再看我这个译者。你别说，我的处境好像还没那么低档。住的是破格提为副教授后分得的两室一厅，桌子不但有，还是新的，请木匠师傅新打的“两头沉”，还煞有介事地配了一把减价转椅，唱机也不是村上那种“随身听”，而是留学回来在友谊商店买的免税组合音响。播放的乐曲也不是西方流行音乐，而是中国古琴曲“高山流水”——知音！

星移斗转，月落日出，现在已经过去了33年。翻译之初，“三十七岁的我”身上还多少带有青春余温，大体满面红光、满头乌发、满怀豪情，而今，即将年满七十岁的我，残阳古道，瘦马西风，“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不过，令人欣慰的事也至少有一桩，那就是我的翻译业绩，迄今为止，厚厚薄薄大大小小加起来，我翻译的书起码有一百本了。翻译过的作家有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小林多喜二、太宰治、川端康成、井上靖和渡边淳一等十几位。以作品言之，《我是猫》《罗生门》《金阁寺》《雪国》《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分外受到认可与好评。

当然，最有影响的是村上作品系列，包括《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和《刺杀骑士团长》在内，由我独立翻译的有四十三本，与人合译的有两本。这四十几本沪版村上，截至2021年12月底，总发行量超过1420万册，读者人数则远大于此。这其中，《挪威的森林》总发行量超过600万册。也就是说，我这支自来水笔涂抹出来的译文，已经摇颤过数千万读者的心弦。用一位读者的话说，如静夜纯美的月光抚慰自己孤独的心灵，像小河虾纤细的触角刺破自己的泪腺，又像远方炊烟袅袅的小木屋引领自己走出青春的荒原，或者像一片长满三叶草的山坡让自己抱着小熊在上面玩了一整天……

美国著名华人学者李欧梵教授在他的散文集《世纪末的反思》中，将《挪威的森林》列为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挪威的森林》入选“金南方·新世纪10年阅读最受读者关注十大翻译图书”之列。

记：中国读者为什么这么青睐村上作品？

林：2018年10月，金庸先生去世时，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而对于村上春树，不妨说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村上。

村上何以这么火呢？据村上自己总结，一是因为故事有趣，二是因为文体具有“普遍性渗透力”。文体，这里主要指笔调、笔触，即文章总体语言风格；普遍性渗透力，用村上的说法，大约就是语言具有“抵达人的心灵”的力量。从翻译角度来看，故事这东西，谁翻译都差不太多，差得多的是文体，是语言。

两次面见村上

记：您曾经去日本任教，其间，曾拜访过村上先生，请谈谈您和他的见面情景。

林：说起来，我见了村上两次，地点是位于日本东京城中心的村上春树事务所。

第一次见面是2003年1月份，那个时候我已经翻译了村上先生十七八本书了。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神交”，通过他的文字，感受到他的所思所想所感，甚至能够看到他的表情，感觉到他的呼吸，看到了字里行间的村上春树。

用钱锺书老先生的话说，鸡蛋好吃，吃鸡蛋就是了，何必见那只下蛋的鸡？话虽这样说，但如果有机会见面，对翻译还是有好处的。但是村上一般不轻易和别人交往，尤其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不喜欢上镜，记者很难采访到他。我对和他见面还是有些自信，就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表达了我想见面的意思，村上很痛快，就约定了2003年1月份见面。

记得尽管当时正值一月寒冬季节，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色T恤，挽着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当粗硕。无论如何也很难让人想到作家两个字。

我们交谈时，村上不大迎面注视我，眼睛更多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沉稳舒缓，颇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尤其像《挪威的森林》里面的渡边君，而且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

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心情上文笔上好像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感，他也是翻译家，翻译美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如果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后来我又采访了他，内容涉及灵魂的自由、孤独和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见面是2008年10月底，借去日本东京大学开“东亚与村上春树”专题研讨会之机，是和别的学者一起去的，聊的内容比较杂。东京大学有位学者说，村上受到鲁迅的影响，尤其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见到村上，我当面向他求证。

村上说，那是巧合，不过他是看过《阿Q正传》的，对此文评价很高。他说，鲁迅描写了与作者截然不同的阿Q形象，使得鲁迅自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底蕴。

这两次见面，我感觉我们两人相似一致的地方，就是都很珍惜时间，不想虚度每一天。

村上与诺贝尔文学奖

记：谈起村上，绕不过去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话题，村上多次提名，却都无果。村上的诺奖缘分，您怎么看？

林：村上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审美标准的“理想主义倾向”。村上表现理想主义，对社会公正、正义方面的诉求，同时对待暴力、集权主义都是采取批判的态度。如他对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生态的个案进击式的扫描；他追问人类终极价值时体现的超我精神；他审视日本“国家性暴力”时表现出的不妥协的战斗姿态和人文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他在拓展现代语境中的人性上面显示的新颖与独到，以及别开生面的文体等。

事实上，村上连续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十几年。同样作为事实，年年入围，年年落得个所谓陪跑下场。个中原因，固然一言难尽。至于究竟为什么没有得到，所有说法都是猜测。

倘若容我大胆假设，村上未获诺奖的原因会不会和翻译有关——英译本会不会未能充分再现村上文体的特色？

我一向认为，一般翻译描摹皮毛转述故事，好的翻译重构原作的文体之美。在我看来，诺贝尔文学奖很看重文体或者语言风格的艺术性，尤其艺术创新性。我觉得，在这方面，村上的语言风格自成一体，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总的说来，村上在中国之所以那么流行，较之故事有趣，更在于文体的别致。他文体的独辟蹊径、独具一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文学影响，从英语文本，有英语腔，有翻译腔，不纯粹是日本传统文学语言，固然是用日语写的，但不是川端康成、川岛由纪夫，走的不是传统文学路子，向西方文学学的东西多。由此村上作品形成了带有西方英文腔调的语言风格，而这种语言风格再翻译回来，译回英文的时候，这种特色就明显消失了。也就是说，这种语言风格，对中国读者新鲜，对日本读者新鲜，但是对英语读者不新鲜了。村上作品在翻译回英文的时候，语言显得新鲜好玩的东西就消失了。

“翻译是把双刃剑。”我引用翻译过《挪威的森林》和《奇鸟行状录》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杰·鲁宾的说法：村上文体那种来自英文的新鲜感在译回英文的时候就消失了。换成我的说法，英译本未能充分译出村上文体特色或语言的独创性，这很可能是村上连续无缘于诺奖的一个原因。

记：您讲到，村上文学的主题之一，在于表达孤独、孤独感——不断叩问现代都市夜空中游移的孤独的灵魂所能达到的可能性。请您解释一下。

林：村上是纯粹的城市人，诉求最多的是城里人的感觉，表达城里人的孤独感、疏离感，纠结和郁闷。尤其是在网络信息时代，村上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我想，提供的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能够在城市的五光十色、光怪陆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声中、嘈杂声中感受到生活的诗意。如今在网络、智能手机的影响下，人们对花花绿绿的碎片信息的追逐，而忽略了身边的大自然，如一声鸟鸣、一缕夕辉、一朵牵牛花、一朵蒲公英，网络、智能化手机钝化了我们对大自然的感受，钝化了生活的诗意。

村上文学，恰恰带来的是这方面的内容，如此高度城市化，甚至后现代、后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如何保持一份心灵的宁静，保留一分对于弱小生命、对于细小寻常风景，敏锐审美的感觉，使自己的心灵充满诗意，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我想，村上通过一种文本，通过中译本，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考方式，一种新的视角。

2017年，我翻译了村上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部小说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花了堪称天价的版权费——那可不止“一掷千金”——买来的。如果仅仅买来一个有趣的故事，那肯定是不值得的。中国会讲故事的人多了，而若买来的是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一种具有“普遍性渗透力”的文体，那么就会给中国读者带来一种异质性审美体验，进而拓展中国文学语言表达的潜能和边界，同时带给中日两国文学和文艺审美交流以新的可能性。果真如此，那么版权费无论天价还是地价都有其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翻译：一般翻译转述内容或故事，非一般翻译重构语言美感、文体美感。这也是文学翻译的旨趣、妙趣和乐趣所在。

记：您是如何看待文学翻译的？

林：文学翻译是艺术，是语言艺术，有灵性的文学翻译翩翩起舞。而对于艺术来说，所谓正确、精确并不总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唤起欣赏者的审美愉悦、重构审美信息。换言之，真正的文学翻译，不是传达杨贵妃的三围数据，而是发掘“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性美感。这也是我的翻译观：“审美忠实”。

翻译和弹钢琴有关。有人说，原文好比乐谱，译者好比钢琴手，乐谱是同一个，但弹起来一人一个样。大家面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曲谱都是一样的，但是十个钢琴家弹奏，就是十个味道。《挪威的森林》，文本是一样的，一百个人翻译，有一百个《挪威的森林》。故事是一样的，主题是一样的，情节人物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语言风格，特别是通过语言给人达成的审美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我爱讲台，舍不得学生的眼神

记：近一二十年，您到全国各地的高校给大学生开讲座，他们提问时比较关注的内容是什么？

林：2018年，中国海洋大学教务处通识教育中心面向大学生开展“名师工程”通识教育讲座，我受聘任后，本着加强美学教育、提高大学生审美素质目的出发，从修辞之美讲起，以文学为主，其中村上春树文学这一块讲得比较多，侧重于他的语言风格和语言特色，和修辞、美育联系在一起。

通识教育，讲的必须是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学生是自愿报名参加。讲村上春树，学生提问时，比较关注村上与诺贝尔文学奖、村上文学翻译、村上印象、孤独等内容。

每次讲座，我非常看重讲稿，即使讲的时候不照稿念，手中也一定要有稿，稿件内容是经过推敲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我听过别人的演讲，有相当一部分人，山东讲完了关东讲，关东讲完了广东讲，一篇稿不知道讲多少次。有的听众说，“那个老师的讲稿我已经听第五次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作为演讲者，告诉自己可不能那样，多不好意思呀。

即使要用旧稿演讲，也要与时俱进，补充新的内容、新的证据。我讲村上文学，除了接触面广之外，我注意要有一点幽默感，甚至自我调侃也好，演讲面对的毕竟不是学者，不是学术研讨会，而是以青年学生为主，有时也有社会各界人士，尽可能用共性话题切入，带出一点学术性来，让演讲既有温度又有深度。

我喜欢用书面语言演讲，还颇受听众欢迎。讲座上，口水话的语言、日常性的语言听多了，突然听到文学性书面化语言，哎，就会有一种新奇感，可能我打了这么个擦边球吧。

我演讲时，向青年学生传递美感，注意用有美感的语言，唤醒大学生对美的感觉，尤其对唐诗宋词之美，唤醒潜在因子。古代文学的基因，毕竟还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只需要进行文学的引发和激活。我告诉他们，一日不可虚度。别老看手机，碎片化的阅读，很容易把自己的语感搞坏了。开卷有益，通过文字审美阅读，有一种快乐感、幸福感。如果这种感觉消失了，是多大的损失啊。

记：与年轻人交流，对您创作有什么帮助？

林：演讲可以获得新的刺激，相当于无偿地占有别人的思想资源、情感资源。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工作一线，我毕竟还在第一线工作着，经常接触年轻人，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感觉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我能够被年轻人所接受，应该是一种幸运。肩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能为社会做点什么且做点什么。我没有感到与年轻人之间有代沟，孩子们很可爱。他们认真看书，认真思考社会、人生和未来。

说到底，我爱讲台，舍不得学生的眼神。

关东、广东和山东

记：关东、广东和山东，在您的心目中，有什么不同的生命体验？

林：今年我即将年满七十岁，从生命的长度来说，目前这三地各占三分之一左右，每个地方大都工作、生活了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如果细说，关东是我的出生地，广东是我的福地，山东则是我的新天地。

我1952年出生在关东，后来跨入东北第一高等学府吉林大学。毕业后南下广东，在暨南大学开始了教书生涯，经历了翻译《挪威的森林》的兴奋和喜悦。我翻译村上春树作品40多本，主要作品是在广东翻译完成的，广东让我走上了翻译之路，奠定了翻译事业的根基。

我祖籍山东蓬莱，古称登州府。1999年，我因缘际会来到青岛海洋大学工作，教授日本文学。当时，村上文学已经开始在中国流行了，因为翻译村上，我也有了知名度。

在中国海洋大学二十多年，我有幸得到了专业内外许许多多学生的喜欢，得到了外国语学院内外许许多多同事的喜欢，同时得到了校长的喜欢。管华诗校长时代，我得以在一无档案二无户口的极端情况下破例调入海大；吴德星校长时代，我在年满六十岁时面临“一刀切”退休的时候破例延聘五年；于志刚校长时期，我接过了学校“名师工程”通识教育讲座教授聘书，也算是破例。校长们的关爱，显示了海洋大学所特有的精神格局、境界和情怀。

好在我是农民出身，关东的黑土地告诉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不得偷懒耍滑投机取巧。目前我翻译了一百本作品，大体二分天下。一半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即沪版村上；另一半在青岛。

看老版连环画重温童年记忆

记：请谈谈您最近的计划，比如翻译、著书、演讲等。

林：常言说，翻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为他人做久了，就想自己做上一件。也是客观上有报刊约写专栏文章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逼着自己每周琢磨一篇。10多年来，写了600多篇散文、杂文、小品文，现在是668篇，150多万字，已经结集出了10本书，给自己做了十件“嫁衣裳”。

这次到关东的故乡度假，计划赶一部书稿，翻译一本书，还有就是把《三国演义》连环画重看一遍：在院子葡萄架下，搬一把藤椅，看《三国演义》连环画，老版的，买了好几年了，一直想坐在葡萄架下，把小时候没有看全的补上。一年忙到头，始终找不出时间来，今年我一定要重看一遍，重温童年的记忆。

我这辈子有两大爱好，或者两大幸运，一个是书，一个是树。教书和种树，也就是树人和树木。碰巧，我的本职工作是教书，我的爱好是种树，喜欢大自然，喜欢花草树木。客观上，我在乡下的房前屋后，种植了一二百棵树。篱笆外面种植散树，院墙里面种植果树。我的快乐，来自阅读，来自花草树木。

尽管住在海边，我去海边的时候很少。我是山民出身，在山沟里长大的，对山、对花草树木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从审美角度看，大海毕竟是宏大叙事，自然有变化，微观上看不清楚，感觉比较单调。山就不同了，一年四季甚至每天都有变化，树叶发芽、长大，一天一个样。颜色上，春天是新绿，夏天是浓绿，秋天是金黄，山的表情要比大海的表情丰富得多。

翻译、著书、讲座……退休了还被认为有“剩余价值”，还被人需要，更是一种幸运。讲座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听者云集，山鸣谷应，掌声笑脸，香茗鲜花，想痴呆都休想，夫复何求！一句话，不是苦了，而是乐了，美了，爽了！

林少华，1952年生，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教于暨南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主要著作有《落花之美》《为了灵魂的自由》《乡愁与良知》《雨夜灯》等，译著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刺杀骑士团长》等村上春树作品，以及《我是猫》《罗生门》《雪国》等日本名家作品一百余部。

责任编辑： 刘君     签审： 于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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