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诚龙

文徵明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号称吴中四才子，这个称呼，要不是最初称的，要不是最后称的；若是名气最盛时候，如此称文公及三人，文公或许一脚飞毛腿，踢你到臭水沟。吴中多大块地儿？居然将闻名全国著名历史的四大名家定位吴中小池，四大家听得这个称号，谦虚时候不作声，脾气来了可能真动脚的。

不论实绩，抑或虚名，皆非吴中所能定位文公，文公文名书名画名诗名，都齐齐著名，尤其是画，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不是什么吴四家，而是明四家，这就对了。

文公诗不必说了，但诗再出名，也卖不了几个钱，有人吹牛，夸其诗歌稿费一行可赚十元二十元，以此稿费标准，文公写一首七绝，赚不到百元；文公画价如何？且举一例：文徵明，辛卯（1531）年作《溪山清远卷》，水墨纸本，三四年前成交价格是7475万元。

这个价格，当然含着时间价值，转回去四五百年，价格不会那么高，但再怎么低，也五六七八万的，这般是常情价，对你对我，才是这个价，对富豪，那可是翻倍的。

然文公不鸟富豪出价。若我等小文人与街头小百姓去求画，他则说慢慢慢，这里不画，等我去工作室再画。这个情谊不重于泰山，至少也重于榔概山。

咱们去求字，不用提酒去，文公喝自家酒，便给你泼墨挥毫，白白送你；顶多，家种南瓜送他一只南瓜，家卖烧饼送他一个烧饼，“人但见其里巷小人持饼饵一箬来索书者，欣然纳之。”那么大的画家书法家，给人写字，一块烧饼便行，掉价哪，掉名家之价哪。文公没感觉这是掉价，没感觉这是扰乱艺术市场，给百姓白送，给百姓白菜价，这才是艺术家之清白，之洁白，之知黑守白。

蛮多矿老板房老板盐老板，听说了文公名气，更听说了文公那么亲和，便不远千里万里，跑到苏州来，求一字一画。文公，咱不差钱，给我来一百字，给我来一百平方。富豪喊买一百平方，好像我们去买一兜白菜。文公听了，也不说话，卷起笔墨纸砚就走人，现场不写字了。有富豪叫唐王者，“曾以黄金数笏，谴一承奉赉捧来苏，求衡山作画”，然“先生坚拒不纳，竟不见其使，书不启封”。不但理都不理他，更是门都不让其进，别说黄金数笏，便是搬来黄金屋，文公也不瞄一眼，再怎么死磨硬蹭，死缠烂打，文公都不给画半笔，“此承奉逡巡数日而去”。

文人见文公，多半心虚，因心虚便不吝实赞，赞文公是真正文人，颂文公骨气铮铮，歌颂文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乃人间大丈夫也。但这赞颂其实并没搔着话题的痒处，文公坚决拒绝富豪以黄金来买文人折腰，背后不仅是骨气在支撑，更有文气为基座。明以来，富豪作为一股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因为是新阶层，钱是多，位却低。朱元璋的国策，向来重农抑商，士貌似不在“重”之中，但地位也是明摆着的，数千年来，士人地位一直居四民之首，即便在老朱时期曾有短暂被打压，地位也是高于他者。因为士人无执法权，然则有话语权。

文徵明那会儿，富豪特别喜欢喊文人搞文化活动，“扬州盐商凡有聚会，辄喜招揽名流以抬身价”，有人翻史书，翻名流传，翻名士行状，发现了一个大现象：当时暴富又大富的商贾堂前，高士满座，名士荟萃，史上有名的，如王昶，如王鸣盛，如钱大昕，如戴震，如全祖望，如杭世骏……一溜溜大士都跑富豪家，互相称兄道弟。

士人与商人靠得那么近，打得那么火热，士子独立性安在？文徵明若是领了盐老板那“黄金数笏”，他便不是文徵明了。文徵明不攀官，“然使吾匍匐求合时好，吾不能也。”文徵明不攀富，“吾老归林下，聊自适耳，岂能供人耳目玩哉？”他不附在官家皮上，也不附在资本家皮上。文徵明不是毛，他自是皮。

也不只是文徵明，当年很多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士子不附官家，当然高尚，士子转附富豪，也绝非独立。郑板桥对士子转附商贾，警惕性很高：“学者当自树其帜，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买米买油，听商人的；做学问弄学术，岂能也听命于商人？

责任编辑：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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