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兆森和他的家庭博物馆——

一个家庭的时代记忆

崔兆森在讲述老物件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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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的崔兆森喜欢收藏，在济南办了首个家庭博物馆，留存展示一家三代人的老物件。14000多件藏品，1500多万字日志，记录了我们身边的生活变迁，留住了一个家庭的时代记忆。初秋时节，在济南市春元里小区一处安静的民房里，满头银发的崔兆森身穿一套古朴唐装，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子前写日志。每当有访客到来，他总是热情地接待，如数家珍般介绍自己的家庭博物馆。那些琳琅满目的老物件，仿佛带你穿越了时光，昨日重现。

留下“念想”

“这个带锔子的碗我小时候用过，这是母亲当年做针线活的笸箩，这是1992年花了接近4万元买的‘大哥大’……”崔兆森的藏品并非文玩古董，全都是寻常人家用过的生活物品，在有些人眼里甚至可能是废品。小到糖纸、信件、杂志、皇历、课本、票据、算盘，大到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电冰箱等等。每个老物件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都能讲出一段过往的回忆。

但凡参观过这个家庭博物馆的人，无不佩服崔兆森是个“有心人”。说起收藏老物件的初衷，崔兆森说，最初想为家庭留下一份纪念。收集多了发现，这些生活中的“念想”、老物件，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变迁，也像一个个路标，让人们看见来路，有迹可循，也清楚未来如何走下去。

他幼年受母亲的影响，年轻时第一份工作在资料室归集资料，入伍之后养成了积累的习惯，一套《大众电影》杂志，从1950年的创刊号开始收藏至今一期不少，每个年龄段的参观者都能找到自己熟悉的电影明星。平时的电影票、公园门票等全部分门别类留存，女儿一出生就建立了档案……1994年开始，陆续整理家里的老物件，经过几十年的搜集补充，崔兆森把爱好做成了家庭博物馆。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评价说：“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最终将一个平常人家的故事谱成一曲家庭传奇。”“他以他的用心与坚持，通过个人记述、个人档案、个人收藏，对逝去的历史实施了抢救，为时代变迁留下了一份生动的记录，留下了宏大历史的私人切面。”

在博物馆显眼的入口处，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旁边两把椅子，后面的条几上摆着花瓶、镜子，中间的钟表已经停摆。崔兆森说：“东边花瓶西边镜子，寓意东平西静，生活平平静静，中间一个钟，寓意终生平安。这套老家具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打记事起，我家里就是这么布置的，这也是上个世纪典型的家庭布局。”
　　旁边放着几把老式暖壶，崔兆森拿起一把绿皮镂空暖壶，讲起了四十年前的循环经济。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家开始用这种铁皮暖壶。这是济南自行车链条厂、搪瓷厂、保温瓶厂三家合作制造的，外壳用生产自行车链条的下脚料焊接而成，然后挂了一层搪瓷，链条钢硬度强，满身8字形镂空恰好减轻了重量，而且不易存水，坚固实用，堪称那个时代废物二次利用的一个经典。
　　“最受欢迎的还是上海暖壶，那个时候结婚送礼，不外乎脸盆、镜子、被面、枕头、暖壶这些东西，暖壶最受欢迎。我在安徽蚌埠当兵时，经常买抢手的新式上海暖壶回来送人，最多一次买回来8个，妹妹结婚时用的暖壶都是我捎回来的。”崔兆森说，现在随着饮水机、净水器的普及，暖壶早已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针线笸箩边的一把老熨斗见证了凭票裁布缝衣的紧巴日子，以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艰苦岁月。

坛子是“冰箱”

厉行勤俭节约，从来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更是如此。在崔兆森的家庭博物馆里，有的碗带着一排“锔子”，也就是修补瓷器的金属钉。“我们小的时候，吃饭的盘子、碗只有在逢年过节才置办，算是重要家什。如果谁家孩子不小心摔了碗，真是摊上事儿了，后果很严重，下顿饭别吃了！并不是吓唬孩子，因为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碗。”崔兆森说，那时候都用粗老笨重的陶碗瓷盆，摔了的碗，只要碎片还能对上碴儿，通常就要锔好继续用。“锔盆，锔碗，锔大缸，锔坏了旧缸赔新缸。”在老济南街头，锔匠招揽生意的声音能传出几条街。

　　“听到这个吆喝声，我母亲就把平时收在角落里的破碎家什拿出来修补。最便宜的铁锔子，补一个两分钱。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相信，这些手艺人靠一个金刚钻和金属钉，不用任何黏合剂，就能把四分五裂的瓷器严丝合缝地修补好。那个时候，这种生意很好干，锔匠经常在一条街上一忙活就是半天。”崔兆森感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后来锅碗瓢盆坏了就买新的，锔瓷的活计逐渐没落了，那些手艺人也消失了。
　　在崔兆森的博物馆里，有一只不起眼的坛子，在上个世纪，它在几十年里担当着冰箱的角色。
　　1962年，因为母亲生病做了手术，医生叮嘱每天早晨吃个鸡蛋。那时，市面上买不到新鲜鸡蛋，只有“石灰水鸡蛋”（把鸡蛋放在石灰水里泡过，碳酸钙会堵住蛋壳上的气孔，延长保存时间），而且还必须凭票购买，蛋黄基本上都是散的。“我们在院子里养了一只小母鸡，母亲能吃到新鲜的鸡蛋了，产量增加之后，母亲就把鸡蛋攒在青花瓷坛子里，覆盖上一层小米，没小米时到对门木匠铺里搓一簸箕锯末、刨花，盖上保鲜、防苍蝇。”崔兆森说，母亲去世后这个坛子继续冬天腌咸菜、夏天存鸡蛋，一直没舍得扔，每当看到它，眼前就浮现出母亲存鸡蛋的身影。
　　1986年10月9日，崔兆森家花了近千元买回第一台电冰箱，这在当时算是最大的支出。有了冰箱，食物的保鲜、存储再也不是问题。又过了20年，这台冰箱也“退役”了，换上了双开门的大冰箱。这个用了几十年的坛子和老冰箱，本来不属于同一个年代，因为功能类似，被陈列在一起，储藏着亲情，传递着变迁。
　　家庭博物馆角落里三个有故事的行李箱，见证了崔家三代人的奋斗和梦想。最老的皮匣是崔兆森父亲的，作为当年渤海军区的老八路，常年为部队采购给养，这只皮匣装过金条、元宝、首饰、药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入死。第二个柳条包是崔兆森哥哥的，1964年上映的纪录片《军垦战歌》让23岁的大哥毅然报名建设大西北，用这个柳条编织的行李箱，装下全部家当和母亲的牵挂，坐上远赴甘肃张掖的火车。第三个是拉杆箱，1994年崔兆森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那时刚开始流行拉杆箱，“我去买了一个，给孩子装行李，刚到北京火车站，轮子掉了一个。那个时候，车站还没有便民行李推车，我一咬牙，把几十斤重的大箱子扛到了肩上。那时国内的拉杆箱制造技术刚起步，掉轮子很常见。1999年，女儿出国时，行李箱就有了万向轮的设计，更方便了。”

50年日志“大数据”
　　每天写日志，是崔兆森坚持了50年的习惯。每天早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写日志。他把时代和人生，浓缩在1500多万字的日志里。
　　“1970年12月22日，我响应号召参军入伍，从当兵的那天起，决定每天写日志，记录军旅生涯的点点滴滴。”如今算下来，已经写了半个世纪。

　　“一种习惯坚持了这么多年，不写就觉得浑身不得劲。记下平凡生活的细枝末节，也记下家国变迁，经历岁月的积淀，竟然也串联成一部跨越半个世纪的生活画卷。20世纪80年代我家有了电视机、电冰箱；90年代装上了固定电话，用上了BP机、手机，开始出国旅行……”或已泛黄或还簇新的日志本摞起来已经两米多高。2002年12月22日，崔兆森被中央电视台《中国日记》节目邀请到北京参加节目录制。
　　2006年，已近60岁的崔兆森开始写两个版本的日志，除了手写之外，还尝试用“二指禅”功夫在电脑上写电子版的日志。2017年，他想把原来的所有日志做成电子版，统计出来的字数出乎意料：竟有1500多万字！攒了几十年的文字，存入一张指甲大小的8G存储卡里，不过占用了2.5%的容量，科技的进步让崔兆森惊叹不已。“回首过去的时光，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每一天，有生之年还会一直记录下去。”
　　在崔兆森50年的日志里，有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大数据”。比如每月的工资，见证了中国广大职工家庭的收入变化，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1965年的时候，全家5口人靠父亲每月57元的工资生活，处处精打细算，勉强度日。“1971年到1974年，我在部队每月的津贴分别是6元、7元、8元、10元。1974年8月提干之后每月52元工资，1979年12月，正连职22级，涨到了60元。那个时候全家已有十口人，六个人挣工资，每月总收入380多元，人均接近40块钱，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了。”崔兆森说，在改革开放初期，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一些带有时代特色的补贴：副食补贴、粮食补贴、肉食补贴……那个时候吃饭是每家每户头等大事，吃饭支出占比相当高，他和哥哥发了工资就全部交给父亲，作为整个大家庭的伙食费。
　　他们家还有过两次外债，1982年由于父亲手术、岳父去世，出现了“财政赤字”，为此他把孩子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取出来应急。1988年，因为妻子得到了一张21寸彩色电视机票，这在当时可是让多少人眼热的紧俏指标，崔兆森拿出了所有存款还不够，又借了一些钱，在那年的最后一天交上4020元，买回了大彩电。
　　在崔兆森的印象中，1994年开始，工资一路“高歌猛进”，年初还是392元，年末就到了800元。2000年提前退休时涨到2114元。如今，他的退休工资在万元左右。从正式领52元的工资算起，46年间，崔兆森的工资涨了接近200倍！这些真实的大数据背后，是握在手里的真金白银，是生活水平的飞速提高。“每次想起这些，我就感恩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感恩脚下这片热土！”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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