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

明知前面是悲剧,依然坚定不移地走向悲剧——读张炜《斑斓志》

2020-09-15 18:17:47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文 李恒昌 

“他一生都在期盼和努力,有时做到了,有时又发现一切都是梦境:真实的肉身仍然深陷其中。他一步一步向前挪动,直到耗尽整个生命。”这是著名作家张炜新著《斑斓志》的结尾,也是全书概括力最强的一段文字。千百年来,世人都知道一代大家苏东坡的才华、成就和潇洒,谁曾了解他的苦难与挣扎?谁曾理解他内心的忧伤与隐痛?《斑斓志》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在书写苏东坡光辉成就和人生精彩的同时,更为深刻揭示了其鲜为人知的另一面:痛苦、挣扎与超越,而且深刻分析了其深层次的原因,展示了其不断挣扎、不断奋斗、不断超越的壮美过程,从而使其形象更有血肉更亲近更高大也更感人,带给人更多的社会思考和人生启迪。

 

哲人之思,深度挖掘“痛苦之源”

 

作者以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眼光,深刻剖析了苏东坡人生之路充满波折和痛苦的深层原因及其必然性。

创造性地发现了苏东坡人生痛苦的根本性原因——个人伟大的抱负与“家天下”政治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苏东坡一生所有的痛苦和矛盾,几乎都由政治和政治斗争所引发。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了深藏政治斗争其后的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手,那就是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政治结构及其巨大威力。苏轼兄弟早年便立志远行,以入仕进身为目标,其一生的着力点主要是为政。当“个人的前程与家国的前程合二为一,是心中最美好的图景”,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当在京城度过短暂的与朝廷的蜜月期之后,厄运很快就来到了他的身边。苏东坡的最大可敬之处,也是最大的悲哀之处就在于,当他怀揣巨大抱负——“做一块补天之石”,跟随父亲走出眉山向北方进发之后,却是误入了天下“最大的人家”。“这封建专制社会的朝廷不是一般的政体设置,而是‘最大人家’的内部办事机构。”“最大的神秘也是最大的虚妄”,“投身于这样的体制之中,与一个读书人的报国之志相去甚远。”“‘家天下’的利益,社稷的利益,压倒一切”,而不是考虑什么一个人的前途,更不可能考虑一个人的所谓才华。“宫廷是一个大考棚,作不出人生的大文章。”由此作者得出最为深刻的结论,苏东坡的痛苦,其实是个人远大抱负与社会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痛苦。这一矛盾,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样,是根本性、结构性、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苏东坡个人根本不可能解决的矛盾,自然这导致了他人生诸多的痛苦。但是,还应看到,这种矛盾和痛苦,虽然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毕竟是伟大的。因为它拥有伟大的家国情怀和伟大的责任担当。能洞悉这一深层次矛盾,并肯定其伟大之所在,体现了作者独到的眼光和非一般的智慧。

精准发现了苏东坡人生痛苦的最大“死穴”——恃才傲物的狂放性格。作者发现,苏东坡的痛苦,还与他的性格有关。毫无疑问,在诸多方面苏东坡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天才。正是这种天才,助长了他恃才傲物的个性。“因为天性,因为少年得志,更因为才华和责任,还因为刚直不阿的品质,这一切综合起来,使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毫无疑问,无论是他的策论水平,还是文学水平,还是执政能力,他都有骄傲的资本。但是,如果过于自傲,恰恰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从政的大忌,更是他生命的“死穴”。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谓性格决定命运,都反映了其“强势”性格带来的必然的痛苦。尤其是面对改革之争的过度坚持,万言上书的意气用事,都为他埋下严重“后患”。在这些方面,苏东坡或许有自己的道理,他守护的是家国的利益,他坚守的是正义的原则,他体现的是一种巨大的勇气。然而,作者明确指出,“书生之勇为知而后勇,而莽夫之勇是出于无知。”苏东坡的问题在于,他是“知者”,但他不肯“智”,不肯“谋”,也不肯“退”。“他人生的不测与危厄,其中一部分源于自我的拗力。”有时候,他也曾想到“通融”,但是那个“自我”实在是太强大了。他内心不肯向现实妥协,但最终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这是巨大的悲剧,也是真正的痛苦所在。这不是他认知的局限,而是性格的局限。作者没有将苏东坡的悲剧全部归咎于社会和他人,体现了客观的立场和辩证的智慧。

准确阐明了苏东坡人生痛苦的关键因素——“丛林法则”中的群狼围猎。苏东坡不知道,他所赖以实现人生价值和抱负舞台,其实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是一个利益和权力争夺的舞台。这里最适用的,不是能力法则,不是忠诚法则,也不是良心法则,而是“丛林法则”。由于他一度得宠于皇室,由于他的恃才傲物,由于他过于“强势”,自然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正如作者所担心的那样,“不详的事件一个接着一个,一直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恶僚出现了,他们属于官场上的‘食肉动物’,像鬣狗一样擅长合伙捕食。一只旷野上无忧无虑、不断寻觅快乐的麋鹿,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说,作为一个朝廷重臣,作为一个文学大家,苏东坡实在太过单纯。因为,他的眼里,全部都是好人。

作者充分意识到,对于苏东坡的“痛之源”,作为当事人的他,或许有些方面有些认知,有些方面绝无认知,但是,即便他知道自己深陷结构性矛盾之中,即便他深知恃才傲物是一大致命缺陷,即便他深谙身边很多恶狼一样的坏人,他依然也不会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他不会放弃自己的抱负,也不会变得谦卑,更不会变身恶狼,“在矛盾重重、坎坷丛生的旅程中,他作为一个大智者何尝没有悔悟、没有痛心疾首的反抗与追问”。纵然万般碰壁,依然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为人,这既是他痛苦的根源,也正是他伟大的所在。因为,明知前面是悲剧,依然坚定不移地走向悲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悲悯情怀,真切感悟“抵抗之美”

 

苏东坡的一生,除了短暂的京师生活,几乎是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一生,也是他不断挣扎、抗争,咀嚼痛苦,不断向前挪动的一生。作者以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艺术家的身份,真切地感悟他备加艰辛的生命旅程,谛听他灵魂的心音,并从中发现它的壮美和凄美。张炜曾经如斯介绍南美大陆的一代大家福克纳:“为了抵抗人类永恒的烦恼,他在世界的一个角落喃喃自语,后来他的喃喃之音惊动了世界。”“喃喃自语”是福克纳抵抗人类烦恼的有效方式,对于苏东坡来说,自有属于他自己的抵抗方式。

作者发现他善于以精力“重心”的转移抵抗最悲惨的厄运。“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路上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也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逆境。面对这次文字狱之苦,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会看破红尘,或者会以此开始沉沦和堕落。但是,苏东坡没有,他成功地转移了自己人生的“重心”,把人生的压抑作为创作的动力,去开辟人生第二个战场。“这时的苏东坡创造力是那么宏巨,以至于令人惊讶。他的觉悟力超群、自愈力也极强。”此时的他显得是那么可爱,也更富有人格的魅力。苏东坡被贬黄州之后,论说他是多么沮丧,多么消沉,但是在这期间,他“写出了一生中最为深沉蕴藉,感人肺腑的文字。”这个时段他的爆发力之强、魅力之大,令后人惊羡。他沉溺于文字之美,“于悲苦中寻找精神依托,在寂寞中驱赶沮丧,一生取悦于笔墨。”所谓“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苏东坡依靠自己的抵抗,将自己本来就已经很大的文学之窗打得更开更大更美。

作者发现他以权限范围内的最大业绩抵抗职位被贬的厄运。中国历史上,不乏高位上的作为之人,也不乏一旦被贬,便消极堕落,无所作为,甚至乱作为之人,苏东坡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三番五次被贬,无论到了哪里,无论到了哪个岗位,无论权力多大,也无论任职长短,他都尽自己所能,努力创造最佳业绩,以求对得起上苍,对得起百姓。在杭州,他留下了“一生最值得夸耀的政绩”,“造福当代,功在千秋”的苏堤,是他最重要的人生刻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詹州”。他一生遭遇了三次大的挫折,与此同时,却出人预料地建立了名垂青史的“三州功业”。他在登州任职时,“区区五日,加上流连也不过半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匆匆过客竟办成了诸多大事:调查政务民情,登阁观海并写下诗篇,上《乞罢登莱榷盐状》《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两道奏章。”这是他办事能力的体现,是他责任意识的体现,更是他对朝廷对其不公正待遇的最佳抗争——你越不重用我,我越要干出一番业绩给你看。

作者发现他以寄情天地山水和日常生活抵抗极为悲催的命运。“苏东坡一生似乎都在水陆辗转”,处于漂泊之中,如何抵御层层递进的苦难,他选择的是寄情山水,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旅途上,他将匆忙的步伐变得缓慢,不仅欣赏大好河山,而且呼吸天地间的“大氧”,舒缓和滋养自己的心灵。他每到孤寂绝望的时刻,一定寄情山水,他一生所受到的最为永恒的滋养和援助,当为自然山水。他沉溺于生活的细节,于细微之处发现人生的光亮。他沉迷美食生活,甘当美食家,在温暖自己“胃口”的同时,也极大地纾解了自己的心灵。他与朋友深情交往,不断滋养自己的精神。他还是天下有名的“大玩家”,在他的人生中,不仅单纯的工作,工作之外还有更多丰富的内容。他“生活之中插播工作”“工作之中插播生活”和“工作娱乐化”“娱乐工作化”的生活状态,无疑极大地助推了他对悲催命运的抵抗。

 

远大眼界,充分展现“超越之境”

 

源于苏东坡是一个胸怀远大抱负的人,是一个“自带光芒的人”,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旷世奇才”,他的挣扎,他的抗争,他的挪动,不是消极的,也不是被动的,更不是“垂死的”,而是对痛苦的积极消化和转移,是将巨大的苦难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对逆境最坚决的宣战和挑战,更是对自我和逆境的顽强超越。诗人舒婷曾有诗作证“痛苦使人光辉”。张炜的文字,充分展现了苏东坡的这种超越之因和超越之境,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他“斑斓”的人生和人生的“斑斓”。

画龙点睛,作者指明他以一副“大胸”实现超越。最能体现苏东坡宽大胸怀的是作者讲述的他与“政敌”王安石的“重逢”的故事场景。当年,在改革派与守旧派的争论和斗争中,王安石是胜利者,而苏东坡是失败者。正是王安石的得势与“无情”,让苏东坡开启了人生的“不归之路”。对于这样一个政敌,一般人都会恨之入骨,念念在心,不肯“放下”。尤其是当王安石也落魄的时候,再次面见,纵然不会嗤之以鼻,也会在心里窃想:“老混蛋,想不到你也有今日。”然而,苏东坡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这样做。“出乎预料的是,这次相逢一个在驴上一个在舟中,两人分别下驴弃舟,双脚落地作揖问安,谈笑风生。”“仿佛一瞬间个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人之常情,只有两个回归自然的生命。”这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超越,超越的是那个“阴浊的小世界”,仰仗的是包容一切恩怨的“大胸”。

慧眼识根,作者悟透他以一颗“爱心”实现超越。苏东坡出世之时,曾有一篇著名的《刑赏忠厚之论》。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就是“刑赏要出于仁爱”。这“仁爱”,就是他的“大爱”之心的体现。在他那里,爱不仅要惠及忠臣、良民,也同样要推及罪犯,甚至十恶不赦之人。可见其爱心之博大。他爱人、爱一切生命,走到哪里,友谊就铺展到哪里,走到哪里,生命的种子就种植到哪里。他一生中所种下的那万千树木,化作美丽的丛林,是他一颗大爱之心的最好见证,也是他实现人生超越的重要路径。“这种人生的大快乐和好奇来自生命的生长,来自生命的勃勃生机。”

共享理念,作者感知他以追求“自由”实现超越。苏东坡是一个一心向往自由,也追求自由的人,视自由为“至物”,时刻追求它获取它。这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书”中。作者指出,“真正的自由书是性情书、自我书,而非‘器’之书,不是任何驱使之下的得意风发,不是依赖和仗势获得的文势。”苏东坡之自由,恰恰是在尽兴之下的自我表达,是拗气之声,是松弛后的扪心之歌,放逸和尽兴之歌。作者对苏东坡追求自由作如此概括,他“一生的挣脱,一生的挣扎和抵抗,是奔向自由而不得。”虽然他最终“不得”,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壮美的追求助推了他人生境界的超越。

从张炜的论述中,我们有幸看到,苏东坡一生经历了三次大遣散,他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往南,他的政治之路越走越往低,然而,他的精神却是越走越高,走向更高的领地;他的生命越走越澎湃,逐步走成了一条壮美的“大河”。一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他的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两大豪文的诞生,意味着诗人“走出了最大的苦境,也走向了更具意义的创造”。

晚年苏东坡完成三大著作,关于《论语》《书经》《易经》的解读。此间,是他一生中最为专注和用功的时期。它融入了丰厚的人生经验,为政心得与教训。作者指出,“它们埋下了一个高阔的灵魂,细密的施治之心,一份良苦用心的大儒交给时代的答卷。这是他关于未来的叮嘱,社会的遗书。”由此,他的为政,他的人生,他的文学,他的学术,便超越他自身,也超越了时代,成为全社会,成为未来的共用财富。

张炜说,苏东坡一生都在求证,求证人生的意义。事实上,作者撰写《斑斓志》的过程,也是求证的过程,求证社会,求证人生,求证苏轼,也求证自己。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从张炜的《斑斓志》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另一个苏东坡的形象,那个人便是《斑斓志》的书写者。他以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气魄,也在转化着他人生路上的痛苦,挣扎着他的挣扎,超越着他的超越。我们期待着他一步一步走向更加辽阔更加澄明更加深远的境界。

 

【《斑斓志》张炜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7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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