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得“诺奖”后，莫言能否续写辉煌，他将怎样开启下一步的创作，他是否能够突破可怕的“诺奖魔咒”？他的创作究竟有没有新的变化？获奖八年后的新作“新”在何处？莫言新作《晚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人们的这些疑问。

郑春，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作家留学背景研究。近期，在“2022中国小说论坛”上，郑春同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玉楼，就上述问题作出精彩讲解。

“十二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在我过去的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

小说集《晚熟的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获颁“诺奖”的“我”重返故乡，见到老邻居蒋二借“我”获奖而大发利市，曾经的痴傻之人何以时来运转，成了风光无限的老板？蒋二自陈：“我们老蒋家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晚熟！当别人聪明伶俐时，我们又傻又呆；当别人心机用尽渐入颓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开窍，过耳不忘、过目成诵、昏眼变明、秃头生发，我就是个例子”。

何谓“晚熟”，恐怕含义深刻很难说透。莫言给出了文本之外的答案：“希望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而不要过早成熟、定型，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创造力保持得更长久一些”，这是否可以看作莫言创作《晚熟的人》的核心动机，或者是努力打破“诺奖魔咒”的一次有益尝试？

获奖八年后的新作“新”在何处，是否超越了此前的旧作，这恐怕是评论者无法绕开的话题。不过莫言坦陈“人物”是创作小说集《晚熟的人》的根本动机，并且着意强调新作的“新”，“十二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在我过去的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

比如《诗人金希普》中，展示的是一出当代社会的滑稽剧，一句“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诗人：金希普”看似是对文艺圈子的诋毁，其实正是某些“评奖基本靠跑，宣传基本靠吹”的文艺人士的真实写照。《表弟宁赛叶》通过“我”与表弟宁赛叶的对话塑造了一个不学无术却自命清高的人物形象。此外，《表弟宁赛叶》还隐藏着另一层文本内涵，“我”与表弟的争执，可以看作是莫言对获奖后受到恶意批评的反驳，两人的对话形成一种自导自演的“双簧戏”。“我”看似是在“恨铁不成钢”的愤懑中训斥表弟，其实攻击的焦点是表弟的文学能力以及表弟对作为文学家的“我”的污蔑。在这层意义上，《诗人金希普》与《表弟宁赛叶》体现着莫言对文坛众生——包括自己身为“作家”——的观察，呈现新作的现实批判向度。

《晚熟的人》中最具文学魅力的当是由旧时代走入新时代的人物，如覃桂英、谷文雨、蒋二、柳卫东等。这些拖着历史之影的人物在时代浪潮中起伏，历史的魅影与时代语境折射在这些人物的言行之中。如果“把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多部代表性的长篇连成一气，可以看到近百年中国历史变迁的风云变幻”，通过讲述“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莫言在“正史”之侧构建了“传奇性”的民间野史。

此外，《晚熟的人》在新的历史高度和深度上，致力于为乡野人物立传。再度归乡是切入现实的一个切口，“莫言”进出于文本内外，揭示人物的成长经历，眼见之实勾连起喧哗的过往，在时间的河流中故乡人事得以浮出历史的地表，呈现为当下乡土风貌的一种缩影。

一种现象级的新围观

故乡、故乡的人、故乡的事，这种对于故乡的“三位一体”式的书写一直持续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从《白狗秋千架》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莫言或以寓言的方式展现中国百年历史，或以荒诞的想象书写乡土传奇，持续着对纸上原乡的史诗性建构，余占鳌式的草莽英雄，以上官鲁氏为代表的精神生命体在高粱如海的故乡原野上泼写自己的人生，展开一幅幅恢弘的中国画卷。《晚熟的人》所书写的“高密东北乡”则极为不同，有新的事物、新的人物，呈现一种走向商业化、现代化的中国乡村的缩影。在这种商业景观的形成中，作家的书写立场也呈现一种新的姿态。

在整个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围观是经常出现的场景，鲁迅与莫言无疑是围观书写的杰出代表。鲁迅以启蒙者的目光，在“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中审视冷漠的看客，揭示国民性中所缺乏的诚与爱，以引起疗救注意。而莫言在《檀香刑》中借一次刑罚的实施，“在看客—被看者—掌控者等多元互动关系中，展现看客百姓的生存状态”，以感性生命力拯救只求“活命的民众”“种”的退化，这两种围观形成了一种“差异互补”。小说集《晚熟的人》所描写的围观场景呈现不同以往的新形态：一种现象级的新围观。

《红唇绿嘴》中，覃桂英一边高骂“这些该死的造谣分子”，一边依靠不断造谣获得高参的美名。她违法在前，却以弱者的身份赢得围观者同情心，倒逼政府满足自己的无理要求。这不禁让人质疑，那些所谓的弱者真的值得同情吗，他们到底是在争取社会的公平与和谐还是假借公平和谐的名义制造新的不公平。在当下的社会形态中，弱者似乎成为一种优势条件，卖惨、装穷似乎成为获取超额金钱与社会资源所必行的人设，以弱者之名行不公正之实，所谓“得网络者得天下”，不过是“得舆论者得天下”罢了。《红唇绿嘴》中对弱者的发现无疑是对当下社会症候的揭示与批判。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的新围观颠覆了围观的旧形式，展现出一种以操控者为主体的围观的新形式，通过商业活动中逐利的闹剧与伪装成弱者调动舆论力量获得非法利益的滑稽闹剧延伸到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索。

《故乡》《边城》之外还乡书写的新方式

还乡书写是乡土文学惯用的写作方式，游历远方的乡土之子以归来者的目光审视乡土，在现实与记忆的对立之中，乡土的变与不变跃然纸上。莫言也延续着这种乡村书写的方式，带着记者、教授、官员、军人等“成功者”的身份与对故乡的记忆闯入现实中的故乡，小说的冲突便在记忆中的故乡与当下的故乡、归来者与困守者的对话阻碍之间展开。

《晚熟的人》却不循此窠臼，它将此前宏大叙事所呈现的那种剑拔弩张的张力感打散在平顺和缓的叙事中，以民间之新人新事凑成故乡新的风貌。在风格上，小说集《晚熟的人》展现一种沉静质朴、张弛有度又不乏幽默气息的散文风味，给读者一种陌生和惊喜的阅读体验。如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所言，“莫言之前的写作是热闹、狂放、喧嚣的。迫不及待，有很多话要表达。但获得诺奖之后，他的写作出现了一个新的迹象，里面有一种平静感。他的写作，包括他看待世界与自我的方式，变得节制与平静。”

而这是否是对此前创作的超越，恐怕很难下定论。对于一个不愿重复自己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在前一部的基础上继续堆砌新的高度，而是另起炉灶重新开张，他的文学世界不是一座不断增高的建筑，而是诸多建筑在文学原乡沃野上的建筑群。建筑与建筑之间固然有着高矮的差别，但更应该关注的是不同的建筑所体现的不同风格。

如果说曾经的“高密东北乡”，带着莫言对中国百年历史的深切体认，《晚熟的人》中的“高密东北乡”则因其即时性、批判性多了几分外在的审视，故乡不再是经由岁月的沉淀后从骨血里涌出，而是从现实经由妙笔移至纸上。

在以往的创作中，莫言多取材于童年的生活经历，当下的经历还并未采用多少，与之相比《晚熟的人》无疑更多地采用了当下的经历。莫言在小说中刻意设置了大量的时间标志：“现在是2017年8月1日，我在蓬莱八仙宾馆801房间”“这篇小说初稿写于2012年春天，五年过去了，那一年一届的老乡会，已经成了历史记忆”。这些时间标志与作品的创作时间完全耦合，表示小说讲述之事发生的准确时间，同时呈现一种非虚构的特点，这无疑是对当下非虚构写作的一种呼应。

莫言此前的小说往往带有一定的传奇性。《红高粱》中的英雄好汉，《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而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将传奇降格为日常，在现实中拼贴出当下乡土的原乡风景。故乡的人、事，好像一切都在改变，一切又都没有什么改变，一如那个“在变与不变中”继续讲述他的故事的莫言。

通读现当代文学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返乡主题的书写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群体孜孜不倦的创作追求，主要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现实的返乡，如鲁迅的《故乡》、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知识分子返乡所造成的内外空间的对峙几乎是这类返乡主题展开的固定逻辑；另一种则是带有哀婉的笔调为游荡城市的灵魂寻找一座安放心神的“希腊小庙”，如沈从文的《边城》。而在《晚熟的人》中，故乡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品格，它不再是作家的启蒙之所，也不再是安放记忆的精神原乡，它成为与作家并立的主体，展现了莫言乡土书写的一种新的面向，这就跳出了以往乡土书写中痛心批判和哀婉愁绪的无尽循环，用更为坦然和直白的方式展现现代乡土的真实形态，这种新的努力和追求是值得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的。（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李梦馨 实习生 王冉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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