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

文化之窗|“红色经典”文学的根与未来

大众日报记者 于国鹏

2021-12-08 11:16:44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12月4日,莫言文学研究资料馆研究生学术论坛第一期活动举行,来自山东大学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围绕“红色经典”文学的当代文化价值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交流和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担任论坛学术主持的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丛新强表示,创办这样一个以高校研究生为主体的学术论坛,致力于推动科研与教学的动态平衡、促进教学相长、倡导学术创新,因此在论坛主题设置上尤其注重学术性与当下的关联性,希望能逐渐形成一个具有高质量学术品格、开放性时代气质的文化品牌。

可借鉴的叙事模式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说法,“红色经典”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包含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60部“红色经典”文本。

另外,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创作,往往也被划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段,也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研究对象。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创作,被高度概括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是八部代表性作品的缩写,即指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毛金灿说,梳理一下学术界关于“红色经典”文学的研究发现,大概有四种研究角度。第一种,20世纪末部分学者以“再解读”的思潮来关注当代文学,包括“红色经典”的创作。第二种,像阎浩岗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活气息和史诗品格等几个方面,阐释红色经典的文本价值。第三种研究范式,属于文化研究的路径,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对《红岩》产生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在综合对比了这三种路径后,还可以区分出第四种文本研究的路径,比如张清华的《“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主张从传统角度对红色经典再造和重新深挖,指出重建红色叙事的文学性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我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红色经典’创作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这为打造中国叙事、中国话语,提供了非常值得借鉴的叙事模式,对‘红色经典’进行叙事研究,也应该深入发掘与研究‘红色经典’属于中国传统的本土化的叙事方式。”

与历史距离最近的人

多部“红色经典”文学作品,都是亲历者写作而成。

“重读红色经典文学,返回历史现场,对我 们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李丽说,最近读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对于如何正确看待历史,受到很多启发。从历史的角度,又该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以十七年文学的作品为例,像《保卫延安》《创业史》《铁道游击队》,作者都是事件的亲历者,是作为历史参与者来书写的,这些作家就是距离那段历史最近的人。这些红色经典作品,能带着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事件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作家在创作时,无不是带着满腔激情,无不是带着崇高的信仰,无不是怀着坚定的信念,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状态下写作的。如何绕过把历史碎片化、解构历史、戏说历史的迷途,正确地去理解历史?“从这些作品对历史的书写、对信仰的表达中,反而能够重建现场,找到历史的真实。”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静也认为,“红色经典”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红色经典作家是与历史距离最近的人,因为他们能够深入生活,与那个时代的人直接接触。正因为生活的丰富积累和亲历性,使他们的作品有时代感和真实感。另外,像十七年文学,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下,作家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具有独特性的,《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就曾说过,“这粗略的稿纸上,每一页都浇洒着我的眼泪!”作品的力量就是这样积聚起来的。

“阅读红色经典文学,使我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的理解。”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李春晓表示,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红色经典”文学的价值,—方面在于建构历史,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美学化。以赵树理的创作为例,他的作品一直关注新生政权之下农民的生活,从宣传婚姻自由,到歌颂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再到描写农业合作社的实践,按时间顺序整理一下赵树理的作品,就如同连成了一部中国农村的变革史。另一方面在于还原历史。红色经典采用写实的手法,以小人物的命运和乡土社会的变迁作为描写对象,与历史叙事具有互文性。这些作品将大写的历史小写化,单数的历史复数化。“文学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叙事的缺陷,这些作品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红色经典文学还承担了历史叙事所不具备的功能。”

翻译家为什么要改写

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之一。

红色经典的译介很早就开始了。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杨玉馨举例说,中国与前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相互借鉴、阅读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很多红色经典又被改编成舞台剧和影视作品,向西方传播,一方面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让西方了解当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目前,很多红色经典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译本了。之前的译本带有当时的定位与认识。 现在有了新的定位和认识,就会有新的译本。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以前是忠实翻译,现在是“译写”,相当于翻译家的改写。西方对我们的认识远远比不上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西方对我们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接受起我们的作品也有很多挑战,因此我们现在格外注意译介方式的运用。“其实,译介是换一种方式,让中国的作品更好地被西方接受。打个比方,我们这里有樱桃,外边再裹上一层巧克力,仅仅是为了让他们更易于接受而已。”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宁明点评时进一步解释,译介的问题,关键还是看作品翻译出来之后,能不能被国外读者接受,如果不被认可和接受,那实际上相当于没有传播效果,翻译的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目前,中西方的互相接受程度是不同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对西方文化是带有一种仰视的眼光来看待的,接受度自然高,所以西方的文艺作品,有些即使水平很一般,翻译过来依然能获得很好的传播。恰恰相反,西方是以一种傲慢的高高在上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他们固执地用自己的文化观和审美观来看待和阅读中国文学,甚至于只要不符合这种文化观和审美观的,就拒绝接受,给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增添了很多困难,“在这方面,我们存在很大的‘贸易逆差’,这种状况当然要改变,但是需要时间。”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潘晓遥说,自己一直关注红色经典的改编,包括衍生品的海外传播问题。其中,红色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可以促进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这些影视作品走出国门后,如果能够吸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则可能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究原著的兴趣或者好奇心。例如,在日本,先是电影《红高粱》引起关注,之后才出版了日文版的小说,“电影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个教与学的新平台

除此之外,年轻学者们还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生鞠啸程认为,在大力提倡阅读红色经典的背景下,同龄人不读、误读的情况同样值得重视,“红色经典”的重读与推广是一个方法,但如何立足当代语境,重新发扬红色经典背后的红色精神,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多个维度上进行综合考量。

如何认识红色经典中的女性形象,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中对恋爱的描写,如何评价红色经典中的乡土味,他们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

丛新强认为,从大家发言和交流情况看,效果超过预期。他介绍创办这个高校研究生学术论坛的初衷时说,主要还是着眼于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任务和方法,考虑为学生们搭建一个平台。论坛以学生为主体,也是为了进一步平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现在高校仍然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不少老师埋头科研,在学生和研究生培养方面投入的精力很有限,“传道受业解惑”不足,尽管科研成果也能转化到教学上,但中间环节很多,还是会留下很多缺憾,“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论坛,师生之间就增加了一个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另外,老师的科研在某些时候也会遇到瓶颈,通过这种交流可以实现教学相长。”

丛新强表示,举办论坛也是对学校“教与学”传统的一个传承。他说,自己读研究生时,贺立华教授经常专门抽出时间,组织大家参加学术活动,在那些活动中受到的学术锻炼和获得的教益,至今难忘。这种好的传统,要继续传下去,这个论坛就是一个良好的载体和平台。另外,处于新时代的大背景下,高校师生也要考虑怎样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去,通过举办论坛,我们主动“走出来”,把自己的读书心得、科研成果与社会联系、分享,这也是我们参与文化建设、文学实践的一种方式。

丛新强说,第一期“红色经典”的选题,也显示和奠定了学术论坛的方向,今后选题的策划也将继续凸显学术性、时代性以及与社会的关联度,努力提升学术饱和度与社会关注度、影响力,“希望能形成一个既能求知解惑,又能创造创新的文化品牌。”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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