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平鹰坟》在全国上映，“平鹰坟”事件再次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减租减息中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平鹰坟”首次被媒体披露是在1944年6月9日，当天的《大众日报》四版刊发《佃户群众继续清理旧案　把庄英甫送交政府处理　平鹰坟　祭冤魂　群众欢呼》，报道了“平鹰坟”事件。

从此，“平鹰坟”成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得到翻身的典型意象，广为流传。以“平鹰坟”事件为主体所构筑的文艺作品，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中不断产生，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小说、连环画、戏曲、诗歌、大鼓书、歌曲等。

1975年，毛泽东主席对京剧《奇袭白虎团》《红云冈》十分满意，于是发出话来，责成山东再搞个“土改戏”，任务落实到临沂地委。地委组织了以副书记李福崇为组长的班子，集体创作，由王火执笔，写成了剧本《平鹰坟》，最终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于1978年上映，使“平鹰坟”事件形成的文化现象达到了最高潮。

倒苦水，20年鹰坟一朝被平

1944年3月，莒南县委群委副书记袁成隆率查减工作队，进驻莒南县大店。

由中共山东分局部署的以检查减租减息(简称“查减”)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已开展半年多了，山东分局将驻地莒南县列为查减实验县，但莒南县驻地大店的查减工作却进展缓慢。

袁成隆率工作队首先在大店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发现，“大店镇有(庄氏)堂号九十九家，较大的地主有三十多家，几百年来群众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庄氏庄园是莒南最大的地主，历经600余年的发展，成为鲁南、苏北大户庄氏家族的聚居地，其土地遍及鲁、苏、豫、皖，家族实业遍及全国，繁盛时期号称“人行千里不宿别家店，马行千里不食外姓草”。其堂号是为标志家族尊贵显赫而别名的，以区别于寻常百姓，同时也是他们兴办工商业时的品牌称谓。当时，影响很大的堂号即有七十二个，庄氏庄园门前的旗杆夹子和上马石有六十多座，十几顶轿子出来进去，好不威风，族里当时做官的有二十多人。日军侵占县城后，庄家地主庄英甫当了汉奸，打着小旗迎接鬼子进大店，在日本鬼子的羽翼下，他当上了大店的伪区长、镇长兼民团团长，横行乡里，为所欲为。

工作队首先在大店、王家庄子、楚家庄三个村召开佃户大会，进行集体动员，想用算账的办法进行教育，让群众弄清楚究竟谁养活谁。可庄英甫戴着“二饼”(眼镜)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帽子推到后脑勺上，拿着笔和本子，群众说一条他记一条。另一个态度恶劣的地主庄景楼傲慢地拎着文明棍。有个佃户一提问，庄英甫就问你叫什么名字，佃户吓得马上趴在人群中，再也不敢露面。虽然会上发言的人不少，但效果不是十分理想。

针对会上出现的问题，工作队从群众中找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佃户:“常有理”和“不吃亏”。60多岁的“常有理”家六代都是佃户，穷得连件整片衣裳都没有，他本来认为自己“没有不受穷的命，强求也是枉然”，经过工作队“谁养活谁”的教育后，他恍然大悟，“糊涂了多半辈子，这回总算是明白过来啦”；而“不吃亏”在佃户中很有影响，他表面上认为“减租没良心”，其实是担心“变天”。工作队告诉他，不要听信谣言，变天要看谁的力量大，所以要团结起来。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群众觉悟提高了，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大家共同的要求是:退租、反对拨工、反对无理压迫。当大家明白了穷人养活富人的道理以后，都想去找地主讲讲理。

另一方面，工作队对庄氏各堂号也进行了具体分析。七十二家堂号盛衰不一，恶行轻重不同。其中民愤最大的一个是“七老爷”庄英甫，另一个是强占土地、霸占妇女的“八老爷”庄景楼。所谓“庄阎王”主要是指这两人，于是把这两人定为主要说理对象。

5月19日，麦子黄梢了，在大店北门外的栗树林里，工作队召开了第二次和地主讲理的大会，到会群众三千多人，二十多家地主也都到了，外乡的代表也赶来参加。主席台两侧挂着一副大对联:“想当年受坏地主压迫，多少佃户成了屈死鬼”“到如今有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都是新主人”。

大会刚一开始，积压在农民心中多年的苦楚就都迸发出来。佃户张殿忠送不起年礼，大年三十被“庄阎王”揭锅封门赶到野地里，一家子饿死了三口人；佃户王文友还不上高利贷，被“庄阎王”夺去仅有的十一亩地；“八老爷”庄景楼打人出名，雇工侯书亭在他家扎了二年活(扛活)，不但没给工钱，还挨了四顿打；田木匠和儿子女儿都在他家干活，不给工钱，爷儿三个都被打过好多次，田木匠还被打出了病，到现在膀子还痛。佃户孙贵德提出“他的宅子在民国二十五年叫庄英甫偷着卖了，当时到旧政府去打官司，不让回话，县长说:‘你上告吧!不然，我县官也当不成了!’打官司花了一万多元，东西全卖光了。末了还被罚了一千元，他哥哥气得得了心疼病，不到一年就死了”。

不知不觉中，会上的斗争目标从减租减息转向了清算恶霸地主的封建统治。

最后给地主出“鹰殡”的魏大娘也鼓起勇气说话了，她要求大家给她申冤，出“鹰殡”这件事压在魏家人心上二十多年久久不去，与会群众也“没有一个人不生气的”。

莒南县的文史工作者李祥琨对记者介绍说，那时庄善昶十几岁，是中和堂的少爷，在私塾里学习不好，不受老师待见。他也调皮，晚上趴在老师经过的黑影里向老师“扔黑石头”，这事对老师不会有多大伤害，但影响不好。老师告到族长庄余珍那里，庄余珍严肃处理，让庄善昶和他爹一起去“公议”(族里议事的地方)认错，公开向先生道歉。之后，庄善昶觉得没面子，就缀学在家，专意熬鹰。熬鹰费时费力，经过一个冬天的努力，庄善昶觉得差不多了。1923年3月2日，庄善昶和仆人开春后外出第一次放鹰，不料鹰直向前王庄村农民魏学墩家农舍里的鸡扑去。魏学墩正在自家门前捣粪，忽见一只鹰飞来抓他家的鸡，一锨连鹰带鸡拍死了。他提起一看，见鹰脖子上挂着一个铜牌，知道糟了。庄善昶领着仆人赶到，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将魏学墩毒打一顿，不仅让他出钱赔鹰，还逼着魏学墩以葬父之礼给鹰出殡。魏的母亲卖掉自家仅有的两亩土地，找人做一米多长的棺材。庄善昶还逼着魏家请吹鼓手，让魏学墩为鹰出殡、立碑，鹰坟就立在魏家院子里。庄余珍觉得太过分，出面调解。但庄善昶只赔了魏家一斗子、一斗小米作为补偿。之后，魏家外出避难，路上死了两口人。这事使魏家家破人亡，在当地造成了恶劣影响。

魏大娘对出鹰殡的控诉，使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工作队决定5月28日再次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将这三个反面典型集中处理。会上，不仅对庄英甫的欠账当场具结画押限期赔偿，而且群众又提出“他当汉奸队长，领鬼子来扫荡，带汉奸队来抢抓抗日人员”。起初庄英甫还想抵赖，经过几个亲眼见过的人证明，他才闭口无言，当场被送交政府处理。庄景楼在事实面前承认错误，也是当场具结画押，赔偿群众，共计一万二千余元，另五十多亩地。群众在义情之余，把庄景楼打人用的小棍一折两断，掌声如雷，欢呼声经久不息。

最后，“全场都要求中和堂给魏大娘的老人烧纸祭坟，平了鹰坟。当即整队到王家庄子，六响土炮声中，数百群众怒平鹰坟，哀乐齐奏，中和堂烧纸叩头祭坟，四外围着看光景的群众都欢呼着:‘可翻过来了!’‘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了!’”平掉鹰坟，不仅给魏大娘报了仇雪了耻，也给受地主多年压迫的贫苦农民解了恨申了冤。

《大众日报》对这两次大会都作了报道。

“平鹰坟”传遍了根据地

群众大会开过，群众反应良好。有些小堂号地主说:“人家斗得对啊。人家不是是地主就斗，庄景楼一辈子哪办点人事，人家怎不斗他?四余堂老实人，人家怎不斗?”大店的减租减息工作找到了突破口，使发动较晚的大店查减工作，一举跃升到先进行列。11月，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印发了《大店查减斗争总结》，发到根据地各地。

同时，中共山东分局滨海区委办的《滨海农村》报记者任迁乔，是袁成隆工作队的队员，他头戴毡帽，穿上农民的破旧衣服、腰里扎根草绳子，参加了大店工作全过程。他性格开朗，语言生动，爱说爱笑，接近群众最有办法。他喜欢画画，在工作中总是随身带着本子和铅笔，好多工作场面他就随手画下来。这启发了袁成隆，他对任迁乔说:“你何不画出来，用画来唤起广大农民，向封建制度作斗争。”为此，工作队还给任迁乔找了一处地主家的宽敞房子进行创作。

25岁的任迁乔“早上学习政策，白天就动员组织群众，晚上创作连环画”，奋战20天，画了50幅，以“平鹰坟”为主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连环画故事，因群众欢呼“可翻过来了”，便将画稿取名《翻身》。起好画稿后，他把画挂起来，征求佃农对细节描写上的意见，佃农指出人物比例、季节和服饰上的不恰当之处，但对内容十分满意，都说这画本很好，画的是他们自己的事，还问能不能给自己画一套；工作队领导也随时看画稿，在政策掌握上提出意见，比如，画斗争会的场面，地主应该是坐着的，表明我们是和他进行说理斗争。任迁乔把折断文明棍的情节着重处理，使封建权威彻底垮台的象征意义更加突出，这也与他亲身参加说理大会不无关系。

一开始，印刷条件不好，纸张也很差，《翻身》只印了几百本，发到部队每个连队支部只有一册，但反响巨大，有的战士看了恨得把每幅上的地主眼睛挖了去。有的农民开始不敢和地主讲理，看了《翻身》后，一拍桌子“我要和地主算账”，随后积极参加讲理大会。

这是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一次印成的“大型”连环画。随后新建了石印厂后，马上加印几千册，不仅发行山东根据地，而且向其他根据地传播。“《翻身》连环画像歌剧《白毛女》一样，发挥了文艺教育人民，揭露打击敌人的作用，在全国广为流传。曾三次再版，荣获山东文艺奖，在中国美术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时任山东分局刊物《斗争生活》主编的王力，这年才23岁，当时就在大店工作，差不多同时依据“平鹰坟”事件写了小说《晴天》。曾是大众日报记者的王力应是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素材。《晴天》是第一部产自解放区反映土改的小说，有论者认为《晴天》是中国红色小说的开山之作。王力从对“平鹰坟”的叙写中，“敏锐地提炼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并将其用文学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王力把鹰殡改为狗殡，但事件的关键因素——遭毒打、执父礼、买棺材、吹鼓手、立碑等——俱全。后来，康生跟王力说过，毛主席在延安读了《晴天》，“说这是根据地第一篇反映农民土地问题的书，毛泽东很欣赏这本书”。

最早的报道是经《大众日报》报道出去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正是《大众日报》的消息把这个事件提炼为“平鹰坟”。“平鹰坟”言简意赅，实现了对“翻身”“晴天”等意义的更具情感色彩的代指，富有传奇色彩，这是“平鹰坟”此后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的语词基础。

《大众日报》不仅是山东分局机关报，也是根据地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944年期发行量大约8000份，而且山东分局发文件要求各个单位设读报制度，即每个基本单位要组织读报小组，每份报纸都要读给周围的人听，因此，报纸的传播范围很广，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人民日报》重新报道“平鹰坟”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平鹰坟”反映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土改的势在必行，迎合了土地革命的需要，被再次推出，使其成为超越一般新闻事件而形成富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刚刚创刊不到一个月的《人民日报》，就重新报道了“平鹰坟”。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从1946年，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由各分局具体负责，在新老解放区广大农村中陆续开始了土改。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之后，特别是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把土改运动推向了高潮。当年在查减工作中，以袁成隆工作队为代表的基层干部，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即斗争、翻身、倒苦水。1948年3月《观察》刊登江沙的《在菏泽解放区所见》一文，描述了他亲历的“斗争、翻身、倒苦水”的过程。这一过程与1944年“平鹰坟”时所采用的策略与程序基本相同，同时这一过程给翻身农民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心理上的那种解放，也是相同的。

于此背景之下，1946年5月28日的《解放日报》、1946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先后以通讯的形式，报道了“平鹰坟”这条“旧闻”。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人民日报》与《大众日报》的报道:

首先，当年袁成隆找到的三个反面典型——庄英甫、庄景楼、庄善昶，在《大众日报》报道中被逐一列出，并写明各自的劣迹，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三人被归并成了一个没有具体名字的“庄阎王”，并把三庄的劣迹统加在一个“庄阎王”身上；第二，魏学墩无意中拍死了一只鹰和一只鸡，在《人民日报》报道中成了鹰连吃两只鸡，到吃第三只鸡时魏才忍无可忍拍死了鹰；第三，《大众日报》的“中和堂放鹰的当场就把魏学墩按倒打了一顿”，在《人民日报》报道中成了“‘庄阎王’立刻纠合了团练把魏老头捆绑在树上，用鞭浑身抽打”；第四，找庄善昶讨还血债的是魏的老婆魏大娘，在《人民日报》报道中这个人则是魏的儿子；第五，《大众日报》报道中是“数百群众怒平鹰坟”，《人民日报》报道中则是“魏老头的儿子带领着青年举起锄头铲子，你一铲我一铲，不到两分钟，竟把鹰坟平毁了”。

《人民日报》的“平鹰坟”文中还增加了一些描写性细节，如:“魏老头的鸡，被‘庄阎王’的鹰抓死了两只，魏老头怎能不气呢?”“魏老头的老母在旁边跪着，像抽在她老身上一样，使她心痛地哭着，在地上苦苦哀求。”“魏老头跌跌撞撞地跟着‘鹰灵’，想起自己的遭遇，想到‘庄阎王’的狼心狗肺，欺压穷人，直气得他心都碎了，呜咽啼泣，泪水直往下流。”“魏老头对他老婆和儿子说:‘到了讲理的那天，你娘俩要替我报仇，替我伸冤!!’”“他就这样冤枉地死了，一直到不喘气时两眼还是白白地瞪着。”《人民日报》的报道与《大众日报》的报道相比，更像是艺术作品，或者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事件报道”。

报纸对“平鹰坟”的关注，一直持续到1975年。1975年2月21日，魏学墩的孙子“解放军某部班长”魏绪成，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的命根子》，文中概述的“平鹰坟”事件基本事实俱在，直接点出“庄阎王”的名字庄善昌(昶)，没有把庄英甫的劣迹加在庄善昌(昶)身上，也没有艺术描写般的细节，总体上与31年前的《大众日报》报道相去不远。

中国文学史上的奇特现象

减租减息带来的是实际利益上的所得，而“平鹰坟”给群众带来的更是心理上的解放与自由。受压迫的农民在精神上的解放形成的快感，更具感染力也更具象征意义。这也是“平鹰坟”能够在传播条件并不优越时期，得以迅速传播的根本原因。

“平鹰坟”传达出的强烈情感冲突和富有象征性的典型意境，使之被各种文艺形式广泛采用，反复采用，前后竟长达38年，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奇特现象。

1944年8月，山东省文协评出“五月奖”“七月奖”，其中与“平鹰坟”有关的文艺作品即有任迁乔的连环画《翻身》和歌曲《平鹰坟》。1945年11月，在临沂的民教馆里，根据小说《晴天》改编的大鼓书已经成为经常上演的剧目，街头艺人说唱“扒鹰坟”当天有观众600余人。1946年，沂南县文教科干部刘品高据《晴天》编写了说唱剧本《说唱晴天传》，在沂南等解放区培训了一些盲人开始四处说唱，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东北书店、冀鲁豫书店、鲁中新华书店、渤海新华书店都印行过单行本。1949年以后，中南新华书店又再版过一次。1953年，临沂文化馆举办200人的盲艺人训练班，主要教授《说唱晴天传》。

1951年1月，上海19位文艺工作者组成华东文艺访问调查团，为补充对解放区生活的了解，对山东老区进行了为期36天的访问。调查团成员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李健吾将此行写成了一本书《山东好》，也专门写到了“平鹰坟”。在名为《我爱这个时代》的文章中，李健吾简略地记述了这个故事，称“平鹰坟是一个有名的故事”。新中国刚刚成立，济南的民间社团新新评剧团新编了剧目《平鹰坟》，得到了省文联筹委会副主任于寄愚的肯定。

小说创作也屡屡使用这一情节。萧也牧的《羊圈夜话》在1946年为土改而写；方纪的《老桑树下的故事》于194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写；秦兆阳的《大地》则写于1982年，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代表作。这三部小说均采用了“平鹰坟”的情节，跟《晴天》一样，只是把鹰换成了狗。

195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组织部长的张晔在总结山东土地革命时，以祭鹰坟等为例说明山东进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并宣布“三千七百余万农民伟大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经过几年来历次的土地改革斗争，已基本上胜利地完成与即将圆满地结束了”。

美国人韩丁在其反映中国土地革命的著作《翻身》中说:“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例行了一整套新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　

“平鹰坟”这一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意义，正是中国农民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责任编辑： 刘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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