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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与这座城市都还年轻，阳光正从泡桐树的缝隙里哗啦啦泼下来，我披了一身晃动的光斑蹲在旧书摊前，捧着一本书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身后沸腾着喧嚣的马路与我无关，头顶高楼大厦的阴影也与我无关，与我无关的还有旧书摊的主人。在旧书摊，那些书可以随便翻，三三两两的人围在旧书摊前，让时光看上去是那样慵懒与悠闲。

我往往在旧书摊前蹲到很晚，直到夜幕降临书摊的主人开始收摊，静静地把我手中的书收走。

旧书摊实在算不上城市的风景。马路牙子上边一地的凌乱，风把满地的书页翻起来，哗哗作响。那些盗版的武侠与野史堆积码放在一起，像一处粗陋的舞台正在上演蹩脚的杂剧。但我觉得，一个有旧书摊的城市，才显得亲切，因为那时这座城市我还很陌生，肯接纳我的除了旧书摊似乎没什么更合适的场所。

我有满满几大橱子书，对我来说，阅读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追求，倒不如说是消磨孤独的方式。我的阅读太寒酸了，那些被我从旧书摊上买来的书本来就破碎不堪，又被我用胶水和胶布粘了又粘，补了又补。它们摆放在书橱里，更像一截卑微而破旧的时光躺在那儿，蒙满了岁月与往事的尘埃。

我的大学生儿子从来不动我的那些书，你不得不承认，书是有时代期限的。90后理解不了“山药蛋派”的乡村，也很难接受“伤痕文学”里的悲情。可能是基因遗传，儿子也喜欢书，但他从不逛旧书摊，他逛的是书店和豪华超市里的书架。

我总是毫不犹豫把儿子喜欢的书买下来，从全套的《格林童话》到《哈利波特》，再到东野圭吾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儿子的书橱里一派“洋风”劲吹。

但我依然喜欢逛旧书摊，从没觉着旧书有什么不好。当年在农村，我们村只有一本叫《林海雪原》的书。那本书连封面都没有，甚至缺了好多页，据说村支书上厕所或者卷旱烟的时候经常想起这本书，到后来还是被村里识字多的人拯救了，不知是谁用水泥袋子那种牛皮纸给这本书做了个封面，上面布满了全村人的手印与唾液，甚至苍蝇屎。但这丝毫没有妨碍我在小油灯底下看得津津有味。

我经常跟儿子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它更像感冒药，贵的与包装好的未必有几毛一包的小药片疗效更好。旧书有旧书的好处，它们就像被人遗忘的一摞摞信件，散佚在角落里，揭开蒙尘，你又会看到许多动情的诉说。许许多多个书摊又像潮退的沙滩，一个经常逡巡在书摊边上的人会发现许多贝壳，总会挑一枚最好看的，涮洗一下泥沙，静静地欣赏那份斑斓的精彩。谁会在意一本旧书最初的主人是谁呢?一些隽秀的字迹遗留在扉页与字里行间，像许多神秘的故事带你穿越时间的幽邃。同样一本书，会有不同的双手与情怀在抚摸，书成了漂流在人海中的心情密码，你能解读的只有书籍本身，而不知道书与主人们有什么样的情愫缘分。

我在旧书摊上找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找到了司汤达，找到了王小波与戴望舒，我用极其便宜的价格把他们请到家里，就像用粗茶淡饭招待高贵的客人。我把他们像神灵一样摆放在我的书橱里，有旧书摊上请来的这些大神撑腰，忽然觉得自己有了底气。

有次我在旧书摊上忽然就发现了两本小破书，出版与印刷年代都够久远的了，一本是清人笪重光的《画筌》，一本是当代山水画大师钱松喦的《砚边点滴》，这两本书只是听说过名字，网上和书店里都没有。现在书店里经营的书，不是考试的教材就是成功人士的秘笈，那些人文类的书籍静静躺在角落里无人问津。

我发现它们时激动地心口怦怦直跳，我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不动声色，漫不经心地翻动着一本文学杂志，我在想怎样避免让书摊大叔宰我一刀，一个劲地跟他砍着这本杂志的价格，到最后我跟老板说不便宜也行，你再给我搭两本小破书……书摊老板看到我把那两本小破书放在一起，满脸的不屑，痛快地说了句：拿走……

那一刻我在想，我的这分狡黠到底是来自于长期的阅读，还是多少次与书摊老板的交锋?我想我的人生当中第一应该感谢书，也应该感谢书摊老板们。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书摊在我们这个城市变得很少甚至完全不见了。只要需要书，似乎没有从网上买不到的。

有天晚上，我们小区的广场上一对年轻的夫妇摆起了书摊。不由得一阵兴奋，我上前扒拉一阵却又是莫名地失望，都是些装帧豪华的畅销书，不是商业奇才讲他的财富帝国，就是地产大亨讲他的创业王朝。据说，现在看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书摊面前一片冷清，闲聊几句才得知，这对夫妇本来是开了一家书店，却因各种形势变成了书摊……

我胡乱挑了几本，没跟小两口讲价。那一刻，我真心希望他们把书摊开下去，开下去就有重新变成书店的可能。往家走去回头又望了一眼，两盏枯黄的充电灯就像两只失望的眼睛，一对瘦弱的身影伶仃伫立，秋风一起，又是满地的凌乱，纸张哗哗作响……

(来源：大众日报丰收版 作者：刘玉林)

责任编辑：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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