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毕业学员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抗战公式”：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这一“抗战公式”中的“团结”，既包括党内的团结，也包括军队的团结；既有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团结，也有根据地之间的团结，但更多的是指向国共之间的团结。

就在“九一八事变”当日，尽管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提及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团结，但毛泽东却提出了团结白军士兵共同抗日的基本主张。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团结抗日”不仅成为一个最响亮的口号，而且开始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毛泽东在起草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时即说：“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毛泽东更是认为抗战时期的团结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毛泽东是如何将“中国的团结”这个“被加数”运用到实际之中，并使之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毛泽东强调团结，固然有抗战的考虑，但绝对不能忽视中共到达陕北之后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仅就军事力量来说，中央红军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几乎损失殆尽。正因如此，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因而必须在坚持和平团结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毛泽东一方面通过阐释“统一战线”以构建“抗日战争”的概念话语，另一方面致力于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态势。时局的发展终因西安事变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37年2月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这一主张最终变成现实。

抗战中期，国民党消极抗日、发动军事摩擦的活动呈愈演愈烈之势。鉴于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历次公开宣告的抗战政策的，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所谓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与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在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动摇。”针对国民党挑起的军事摩擦，毛泽东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方针。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

抗战后期，毛泽东所强调的“团结”，已经是以鞭策国民党“抗战到底”为中心。1944年3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随后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抗日战争方针，就是要“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遇到反共摩擦则要同它斗争，使摩擦斗争归于缓和，进而“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

可以说，毛泽东“抗战公式”中的“中国的团结”，是指引中国抗战走向正确轨道、实现抗战最终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被加数”。正如毛泽东给《解放日报》撰写发刊词时所说：“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这一论述正是毛泽东将“中国的团结”置于“抗战公式”的首位，使其成为“抗战公式”中的“被加数”的根本缘由。

(杨东/《团结报》)

责任编辑： 陈衍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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