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城市软实力 让基础理论研究先行一步 

□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人民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021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布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率先布局城市软实力建设。2022年4月，济南市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硬实力让城市强大，软实力让城市伟大。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还有很多城市以人民城市、创新城市、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为名，不断推出有关政策举措，加快城市软实力建设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我国城市软实力的规划建设，同样需要有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科学理论指导和正确思想引领。本文从软实力的概念和意义、城市软实力的内涵和属性、城市软实力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三方面略抒己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软实力：为何被称为文化软实力

在30多年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ey）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风靡世界，至今仍有影响力。但坦率而言，不仅软实力在内涵上一直存在争议，其理论边界也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动中。综合中外的研究和讨论，我们认为，软实力可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前者是指约瑟夫•奈的“最初论述”及各类“忠实于原作”者的研究和阐述，后者则是由他本人的“后来发挥”及“众多其他领域的作者”共同建构和书写的。

关于狭义的概念，根据约瑟夫•奈的有关论述，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的方式“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关于广义的概念，在内容上则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如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思想/意识感召力（价值观）”“政策影响力”“框架（机构体制）约束力”、“跨国公司控制力”的“五要素说”；如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的“七大内容说”。还有把国家软实力分为“个人软实力”“企业软实力”“地方软实力”的“三分法”等。但万变不离其宗，与军事、经济、金融、科技等硬实力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构成了软实力的核心内容。这也是软实力又被称为文化软实力的原因。

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性概念，软实力的重要意义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重构了国家、地区、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要素体系，把“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的文化指数提升到重要的战略地位。二是开辟了不同国家、地区、企业之间竞争—合作的新领域和新赛道，极大突出了意识形态、制度、文化、道德、审美等“无形力量”的战略价值。三是深刻改变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发展观念，为全面理解和评估现实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框架。

城市软实力：一个中国式的概念和理论

在全球范围内，究竟谁最早提出“城市软实力”的概念，是一个很难稽考查证的问题。在表面上看，城市软实力的概念自然来源于软实力，前者是后者在城市空间中发展出来的新形态。但综合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看，不是西方的“软实力”，而是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软实力”，才是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城市软实力”的直接理论来源。由此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城市软实力”是一个中国式的概念和理论，是西方软实力理论和战略中国化的成果。从西方的软实力到中国的城市软实力，在逻辑和历史上均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构建的过程。

一是从“政治”向“文化”的内涵蜕变。在西方，“软实力”主要是一个政治术语，目标是传播和推广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文化思潮，增强其对全球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中国，“软实力”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因此又被称为“文化软实力”。从软实力到文化软实力，不是简单加了一个前缀，更是对约瑟夫•奈理论的重要修正，即淡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和突出“文化”。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个“西方理论”在中国最成功和最有影响的领域，不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军事学等，而是在文化研究领域，并在和同样源自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理论充分结合之后，将研究的重点从最初的“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替换为文化工业、大众文化、审美文化、传媒文化、文化空间等。其次，随着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化研究的兴起，特别是2014年国家人文城市战略的提出和布局，直接引发了我国文化研究“第二次去西方化”，即从西方文化理论关注的文本、影像、文化工业、审美解放等，快速转移到城市的文化规划、建筑设计、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城市品牌打造等应用领域。由此可知，在21世纪中国广泛使用的文化软实力，不仅与西方的软实力，也与西方的文化批判思潮有着本质差别，这是我们说城市软实力是一个中国式概念的主要原因。

二是从“解构”到“建构”的功能变革。西方发展软实力主要是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从一开始就具有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战争的性质，采取的主要手段是攻击、抹黑、妖魔化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目标是确立美式意识形态、文化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在全球的主流与核心地位，因此，西方的软实力本质上是一个解构性概念，主要功能是颠覆和破坏。由于既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世界观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观，也不符合当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思路，因此其“精华”很难在中国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本质上是一个建设性概念，主要功能是“对内”而不是“对外”，是“自我完善”和“共同发展”。首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尽管这同样是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提出的，但其主要内容是传承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而不是要改造或同化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但这主要是针对西方的全球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战争，是一种“迫而后动”、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而目标则是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三是从“国家”向“城市”的空间位移。立足于文明冲突的形势研判，服务于维护全球霸权的国家利益，是美国提出和实施软实力战略的初衷。而为了能够在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的新战场取得优势，西方的软实力战略往往和军事、经济、金融等“硬实力”密切结合，以“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等方式，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战略意图。就此而言，西方的软实力战略始终和国家捆绑在一起，并需要借助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才能体现出来。但在以“内”为主、以“建设”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出现了一个重要转变，即从“国家”走向了“城市”，不仅城市成为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同时也为城市软实力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和战略机遇。

这也可以从两方面看，首先，建设城市软实力，出于城市“补短板”的现实需要和“全面发展”的历史自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基础设施、经济总量、人口规模上已不输于西方城市，但城市文化、品牌、吸引力、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今天很多城市提出和布局软实力建设，就是为了弥补软环境和软要素的短板。其次，建设城市软实力，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布局和制度安排。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和“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深厚、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到新一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把建设人文城市作为城市更新的目标之一，提出把城市建设成为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人文魅力空间，都是以城市为载体布局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千年大计的。这不仅把西方主要作为国家文化竞争工具的软实力改造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力量，同时也说明城市软实力本质上是一个中国城市科学概念，并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而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总之，城市软实力在内涵和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西方软实力的“旧瓶”，而是装满了中国式城市化的“新酒”。至于城市软实力具体包含哪些方面，以上海为例，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建设品位、现代治理体系、创新创业生态、最佳人居环境、全球叙事能力等。但这些并不完整和全面，也是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的。

认识与实践：让基础理论研究先行一步

城市软实力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的理论问题。尽管目前很多城市都在积极布局和推进，但关于城市软实力的基础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不仅容易出现“这也是城市软实力，那也是城市软实力”等认识问题，在实践中也容易陷入“我这样建也行，你那样建也行”等困境。基于此，让基础理论研究先行一步，有助于引领城市软实力高质量发展。

一是开展城市软实力的基础原理研究。我们认为，我国城市软实力的布局建设，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考虑文化魅力、社会治理、法治环境、城市风范、人才高地等具体目标，也不是文化产业贡献率不高、城市设计“洋大怪”、文化创意水平较低、城市品牌影响力不足、对外文化传播手段简单等具体问题，而是要加快加强城市软实力的基础理论研究，为研究制定科学的战略和发展规划提供支持。

二是开展城市软实力的历史发展研究。城市软实力尽管是个当代概念，但作为与城市空间、产业、人口规模等硬件要素相对的软要素，不仅在古代城市中就已存在，而且在某些阶段和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外城市史上的城市软实力进行研究总结，探寻深层次的原因和发展规律等，可以为当代中国城市提供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参照。

三是开展当代中国城市软实力建设研究。立足于我国文化城市、人文城市、文明城市等的建设实践，遵循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要求，探索中国城市软实力的政策和体制机制，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为推动全球城市文明交流、加强城市文化合作、构建理想人文城市提供示范，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总之，统筹理论研究、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把握城市软实力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为更加科学地认知城市软实力的内涵、更加准确地把握其历史发展规律、更好地指导城市软实力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持。

责任编辑： 张浩 崔凯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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