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专章形式论述，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与此同时，报告也首次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专章。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变化背后的深层含义？

将社会治理体系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并列共同纳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专章，并以分段的形式进行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纳入“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专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和“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分别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两个专章进行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纳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专章。可以说，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背后有哪些考量？

第一，将社会治理体系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是坚定不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五大要素：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可见，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是包含与被包含之间的关系。社会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保障因素，与此相对应，以维护社会安全为职责的社会治理体系必然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之内。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同时实现维护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三者的内在统一。与此相适应，社会治理应同时实现确保政治安全、确保社会稳定、确保人民安宁三者的内在统一。

第二，将社会治理体系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是应对时代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对内来说，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也绕不过；对外来说，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政治安全方面，外部势力运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等手段不断干涉中国内政；经济安全方面，敌对势力通过“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单边制裁”极限施压等手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遏制战略将处于长期化；科技安全方面，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等等。基于上述时代环境，统筹维护国家安全的五对关系（统筹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必然要求切断境外输入风险与境内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叠加、合流联动，确保不为外来威胁提供任何可乘之机，必然要求有效防止社会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境外风险演变为境内风险、局部风险演变为全局风险。由此，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风险不外溢、不扩散，确保人民内部矛盾风险不升级不变异，必须以优化社会治理体系夯实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底盘。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我们党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被实践证明符合国情、符合人民意愿、符合社会治理规律的科学制度。共建是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建设，突出制度和体系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共治是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要求树立大社会观、大治理观，打造全民参与的开放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共享是共同享有社会治理成果，要求社会治理的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社会治理的目的。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就是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强化全周期动态治理、全方位依法治理、全要素智慧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社会矛盾凸现期。要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党中央成立社会工作部，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笔者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可以理解为人民群众工作部，根本目的在于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更好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时代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应进一步健全和落实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和接待群众机制，进一步构建线上线下一体的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平台，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

以解决碎片化为靶向，进一步健全基层治理体系。在政治层面，要以区域党建共建联建引领，通过党建引领各类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积极协同；特别是通过党建引领赋能基层群众自治，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一旦基层治理脱离了基层群众自治，必然形成行政推动有余，政府主导有余；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不足，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不够。在管理层面，要以基层治理平台载体引领，统筹整合条块下沉基层的力量和资源；在技术层面，要以综合网格管理模式引领，以全域、全科、全员、全时综合网格代替条线专业网格，实现机关力量、专职力量、居村力量、社会力量进网格，从而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进一步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要立足整体防控、协同防控、精准防控，建立健全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制，有效整合资源力量，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开展防控工作、以法治方式解决治安问题，提高法治化水平。要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提高智能化水平。要坚定不移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之路，创新完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制度机制，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

[作者：宋世明，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崔凯铭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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