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泽

11月23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公布一座金代“亡人秀才张伦之墓”的墓葬情况，文保专家发现，墓室墙壁上留存有多处题诗及题记，其中就有唐代诗人白居易《天可度》中的诗句：“水底鱼兮天上鸟，高可射兮深可钓。只有人心咫尺间，咫尺之中不可料。”

这句刻诗中的“只有人心咫尺间，咫尺之中不可料”，和《全唐诗》中的版本“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不相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说：这在古代是很常见的现象，文字流传过程中，有时候因为讹传，有时候是遭修改，使得文字与原作有了差异，这是文献学、古籍版本学中经常遇到的。

笔者查阅，在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闽主曦果于诛杀，尝游西园，因醉杀控鹤指挥使魏从朗。从朗，朱、连之党也。又尝酒酣诵白居易云：“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这样，《天可度》中这句诗至少有三个版本。

《天可度》这句诗哪个版本更接近白居易原作？笔者过去师从知名语言学家、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学习古诗词，他讲了古诗词创作的三难：句尾押韵、平仄相对和尽量不用重字。但正如《红楼梦》中讲诉香菱学诗时林黛玉所道：写诗第一立意要紧，“不以词害意”。因此，我们翻看古代很多大诗人的诗句，也常常有不符合格律的情况。

整体来说，律诗和绝句因为句数少，用字少，不用重字，是很多人坚守的原则，这也体现语言闪转腾挪功夫。比如，1952年，毛泽东欣然接受原东北大学历史系教师罗元贞的建议，将《七律·长征》中出现两个“浪”的诗句之一 “金沙浪拍云崖暖”中的“浪”字改为“水”，就是为了避免重复。（见2013年5月8日《光明日报 》）

白居易是诗词大家，如果仅从诗词忌讳重复来讲，“只有人心咫尺间，咫尺之中不可料”接连出现两个“咫尺”，犯了诗家大忌，这个版本的可信度较低。但白居易的《天可度》不属于律师和绝句，而是“新乐府”，在遣词造句上的要求相对宽松。

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上有一项突出成就，就是开展“新乐府”运动，《天可度》在《全唐诗》中归属于 “新乐府”五十首。“新乐府”相对汉乐府提出，主张恢复过去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

白居易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他提倡“新乐府”，是因为感到了格律诗在描述客观现实世界上的“局限”，即过于简略。白居易很多作品如《长恨歌》《卖炭翁》等，都以长诗叙事反映现实，这不是格律诗能胜任的，但也因为是长诗叙事，字的重复已不可避免。白居易在“新乐府”五十首的序言中说：“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 “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五十首“新乐府”中，重字颇多，如《草茫茫》“草茫茫，土苍苍，苍苍茫茫在何处”，《华原磬》“今人古人何不同，用之舍之由乐工。”

但与此同时，如果认为白居易提倡“新乐府”，就完全不顾忌重字，则会陷入另一认识误区。白居易当然知道诗歌写作重字之弊。以反映唐玄宗与杨贵妃悲剧故事的《长恨歌》为例，该诗是乐府诗行，也属于七言歌行体，该诗中对唐明皇的称呼，就有“汉皇”“君王”“圣主”三种称呼，这显然是为了避免重复。

而且，白居易乐府诗行中的一些“重字”的运用，还常常符合格律诗的要求。格律诗，有些情况是允许用重字的。如修辞“反复”（叠词）允许字重复使用，如崔颢《黄鹤楼》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修辞“顶真”允许字重复，李白《蜀道难》“蜀道之难，难於上青天”；再就是前后上下呼应，如李煜《相见欢》“怎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白居易乐府诗《琵琶行》中“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别”是顶真式“重复”；“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中的“大小”是前后呼应式重复。这些重复，完全符合格律诗的要求。

鉴于以上分析，白居易作乐府诗，并不轻易使用重字。而且 《全唐诗》权威性很强，是清代曹寅、彭定求等奉敕编纂，全书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及清季振宜《唐诗》为底本，又旁采碑碣并杂书。胡震亨是明代文学家藏书家，他家藏书万卷，各类书籍应有尽有；季振宜是清顺治年间进士，为官有佳声，同时季家还经营盐业，购书甚丰，被后人尊称为“善本目录之泰斗”。因此，《全唐诗》肯定采用流传最广的版本，从这个角度讲，“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可能更接近白居易的原诗，《资治通鉴》中的“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则和这个版本相似。

既如此，则“只有人心咫尺间，咫尺之中不可料”这个版本，是不是就可以一棍子打死？想到这儿，笔者想到白居易《长恨歌》里的一句诗：“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句诗里，“三千”和“咫尺”一样是数量词，周制“八寸为咫，十寸为尺”。“三千”可以重复，难道“咫尺”就不能重复？因此，至于最初版本是什么，也许只有白居易可以说清了，好在三个版本都无害于意思的表达。

责任编辑： 蔡继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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