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经说过一句广为征引的名言：“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的现代化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一个常被遗忘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城市现象，中国现代文人是一个城市阶层，现代文学创作是一种城市活动。研究城市文学，是观察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窗口。

刘仲国所著的《罅隙里的风景——“新市民小说”研究》，选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市民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和当代都市文化理论、空间文化理论，采用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新市民小说”进行了详细解读，将其置于二十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城市文学发展的历史序列中，认为它远承百年前“新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小说”的传统，又携带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小说”“改革小说”的基因，经过“新写实小说”的试水和突破，方才以“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民间立场”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正式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城市化时代。

循着作家作品研究的经典路径，刘仲国认为“新市民小说”的作者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怀着摆脱乡土的决绝心愿进入城市，却又恰好赶上市场经济浪潮汹涌而至、体制光环黯然褪色、知识快速贬值的时代，因而作品中大多呈现了价值观分裂、心灵无处安居，精神犹疑彷徨的主题，集中体现在“从怀乡病者到都市闯入者”“从摩登女郎到都市丽人”“从孤独丑角到边缘文人”三类人物身上，在叙事上告别了之前“先锋小说”的实验文体，大多借用通俗化、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和善恶有报等中国文学的传统框架，体现在审美特征上则完全不同于过去中国文学对“静”“稳”“中”的美学追求，着力突出城市生活瞬息万变、活力无限的超快节奏和难于把握，以此反映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现代城市对精神世界的压抑、对人的主体性的异化和知识分子寻求自我救赎的艰难。这些要素和特征，在不同侧面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场进行了铺垫。

正如该书书名所喻指，作为历史过渡期特定文学现象的“新市民小说”，如同“罅隙里的风景”，虽有其独特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但正因为它和诞生自身的那个时代同样处于探索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从文本深层看，很多青年作家（如邱华栋、张欣、何顿等）对城市“异化”的指控很可能只是一种模仿西方理论的叙事策略：在丰富而庞大的感性叙事和简单浅表的“反思”“批判”之间，并没有建立真正的逻辑自洽，叙事者内心的声音依然是对物质生活的迷恋，实际所信奉的是一种首鼠两端的犬儒主义哲学。如果以“新市民小说”呈现的市民话语来构建一个理想型市民社会，是空洞而可疑的。

因此，刘仲国认为，“新市民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远大于它本身的文学意义。除此之外，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确立和维护，也决定了不能任由资本和物质的力量牵引着文学话语横冲直撞，否则它随时可能会冲决人性和审美的堤岸。（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李梦馨 通讯员 雷苗苗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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