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经典《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中译本首次出版

近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种种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位卓越而富有远见的改革家，还是一位刚愎自用、误入歧途的政治家？王安石变法究竟给随后的宋帝国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改革失败的根本症结究竟为何？这些问题促使历代学者不断对王安石变法展开研究。

60多年前，为了解答上述问题，美籍华裔学者刘子健用英语写作了《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一书，于195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正是这本短小而精悍的专著，赢得了美国和中国学界广泛而一致的好评，一举奠定了他在国际宋史学界的地位，可谓刘子健的成名之作。半个多世纪以后，这本海外汉学经典的中译本终于在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之际由世纪文景首度译介出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特为此书撰写了两万余字的长篇导读，可谓读书界的一桩幸事。

集王安石变法研究之大成，展现王安石作为官僚理想主义者之面相

刘子健高度评价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强调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且“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无论当时，还是现代，“王安石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他的《宋代中国的改革》一书便试图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时代。对于这一研究，刘子健原计划只是形成一篇专题论文，结果却远超预期，撰成了一部专著。

针对学界一般将王安石的改革举措总称为“新法”，刘子健认为，这一概念过度限制了它的意义，由于改革举措远不限于颁布几项新法律，更包括“众多体制性的改革”，故他决定采用“新政”这一更综合性的概括。他将新政划分为变法、反变法与后变法三个时期：从变法启动到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继去世为变法时期，即1069年到1085年；通常所说的元祐更化为反变法时期，即1085年到1093年；从宋哲宗亲政到宋徽宗禅位为后变法时期，即1093年至1125年。而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的全局，正是在这三个阶段的演进中徐徐展开。

刘子健撰著此书时，宋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在思想领域也往往关注宋代主流的形而上学与自我修养哲学，相对忽略政治理论，尤其轻视对北宋颇具影响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研究。但刘子健认为，政治趋势有其自身的动力，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甚至在一个特定的思想流派内，士大夫以不同的政治行为做出回应。因此，他的研究思路是整合既有研究中各种兼容性的解释，借以获取对王安石及其时代的综合理解；然后建构起自己的阐释框架，根据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与政府运作诸层面来分析王安石及其新政；再进一步提出有别于既有认知的再评价，“为更深入的探索建立新的起点”。

以王安石为领袖的南方变法派与反对新政的北方保守主义者在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上都存在极大差异。刘子健认为，王安石将其前已有的功利主义政治理论推向了顶峰，它首要关注的问题是有关治国之道的紧迫任务，包括财政政策、有效的行政体系以及其他实际问题。但与大陆学界多年来一直纠缠于王安石变法的重心究竟是富国还是强兵的争论不同，刘子健却指出，这两者对王安石的重要性，远不如官僚体制改革，以及官僚体制建立法度以改善社会风俗，最终实现“至治之世”。也就是说，王安石并非将“富国强兵”作为首要目标，在这一点上，刘子健与当时及其后的变法研究颇异其趣。正因其理想是实现儒家道德社会，王安石仍然应当被视为是一个儒家学者，而非法家。全书也着重发掘王安石作为官僚理想主义者的面相。

重审士大夫政治的宿命，叩问传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底层逻辑

王安石的官僚体制改革虽然具有儒家理想主义的追求，但宋代现实政治中却是官僚机构庞大而分裂，官僚队伍风气颓靡。刘子健在书中运用自定的方法，采用多元的标准，将这一时期的官僚分为理念型、仕进型和渎职型三大类，再将三种一般类型官僚及其内含的各种特殊官僚类型纳入政局演进中进行动态的考察。

当王安石及其干才型盟友推行新政之初，理念型中的北方保守主义者、西南温和派在原则上都反对新政；绝大多数因循型官僚与贪污型官僚出于因循守旧与回护私利的考量，也自然而然地加盟反对者阵营；致使王安石不得不一心依靠宋神宗的倾力支持。进入后变法时期，弄权型官僚不仅恢复了新政，且有足够的权力驱迫因循型官僚奉行遵守，其时，兼具干才型与弄权型的蔡京同时也是贪污型官僚，其他贪污型官僚当然乐随其后，从中大捞好处，新政改革彻底堕落为弊政，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王安石敏锐洞察到官僚体制至关重要，并试图以自己的理想主义设想来改革既有的官僚体制，却无可避免地败在自己试图改革的官僚体制阵前。这里，既有其个人因素，例如长于政治思考而短于政治实践，过于关注行政管理而疏于争取潜在盟友，等等。但关键在于，官僚体制是附生在君主集权体制的母体之上的，儒家理想主义与君主专制的现实权力结构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新政无论在理想预设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都旨在不断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就必然陷入吊诡的困境：伴随中央集权强化而来的，便是君主掌控的至高权力对官僚弄权的警惕与防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行政上都亟需更强大的趋附君主集权的同一性。于是，在后期不仅王安石失去了“得君行道”的倾力支持，他的新政也无法“从官僚群体获得足够强大的支持”，“甚至未能成功地从他赖以实施新政的干才型官僚那里激发出持续的忠诚”，各种类型的官僚群都由于君主集权强化而趋于“同一性”了。这种“同一性”也包括王安石借改革体制的需要，在学术上强力推行新经义，致使学术的“一致性取代多元化成为流行”。总之，从变法时期经反变法时期到后变法时期，这种困境在不断累积与增长中，直到以蔡京为首的后变法派结成了新的官僚权贵集团，尽管仍打着“新政”旗号，却“丧失了王安石的理想主义初衷，改革精神化为乌有，道德上毫无顾忌，贪赃枉法肆意公行，拒绝革除任何改革体制的弊端”，这一结局与王安石的预设确实是南辕北辙的。

至此，作者的结论不言而喻，王安石新政是失败的。导致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王安石“犯了匆匆忙忙就想改变整个体制的错误”，这是从主政者急于求成的个性立论。但从根本上说，这一失败既是王安石官僚理想主义的失败，也是北宋以来士大夫政治的失败，是由官僚体制所依附的君主专制集权政体命中注定的。

责任编辑： 郭爱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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