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 陈斯达：中文播客中“东亚焦虑”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

作者：赵月枝（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陈斯达（新华社国际部见习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8期

导 读：

本文以中文播客平台“小宇宙”中有关节目为研究对象，融合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的三维模型和扎根理论，从复杂的全球和区域权力关系中考察“东亚焦虑”背后的话语政治，从而完成费尔克拉夫“互文性”分析在东亚区域的“跨文化”延伸，同时直面内外舆论交汇的新环境，实现从微观日常生活层面凸显青年传播主体角色及其情绪表达的研究转向。

一、引言

曾在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终结论”中占据高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历史的注脚，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践所暴露的系统性危机正持续显现。尽管二战后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速，但其“追赶”逻辑不仅给个体生活带来沉重的结构性压力，更将高企的社会再生产成本转嫁给家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与社会劳动参与度的提高，不少青年女性还意识到东亚传统性别分工及婚育观念对个人事业发展的束缚。当生存意愿超越婚育意愿时，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倾向透露出青年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竞争中的深层疲惫。

本文关注的“东亚焦虑”话语，特指在中日韩普遍出现低生育率的背景下，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中青年群体围绕代际矛盾、教育内卷、职场竞争等议题形成的焦虑表达。该表达对东亚文化共性的强调，体现了超脱国内语境的区域文化认同。在以“东亚”为关键词生产的文章、视频、帖子及评论中，不少青年博主以“东亚女”“东亚小孩”为主题，反思东亚国家的高压生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原生家庭的苛责、优绩主义下的集体“内卷”、社会性别分工对女性的不公等多重压力。“东亚焦虑”话语所传递的教育、就业、生育等压力，与国内话语场中的“内卷”“躺平”“小镇做题家”等概念的精神内核相通。然而，“东亚焦虑”话语具有超越国内话语场的独特性：其表达主体不仅会以自身或他人的跨国生活经历为依据，甚至还援引国外影视作品中构建的生活图景，从而将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社会的高压生活状态与西方社会生活的“松弛感”进行对比。他们在表达脱离当前压力现状的愿望的同时，一定程度也流露出对国外轻松生活图景的憧憬。虽然部分讨论显示了该话语有一定反思性，但是，若以“东亚”这一宽泛的概念解释个人体验或中国发展，可能不但模糊中日韩现代化过程在全球、区域和内部层面不同的结构性关系，还容易形成对西方现代化的盲从与依附。

“东亚焦虑”的讨论离不开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近代以来，“东亚”概念作为“西方”的反题诞生并在日本殖民主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日本学者在二战后对此进行了后殖民批判，但由于反思和清算不尽彻底，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东亚”的认同都较为谨慎[1]。不过，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中日韩的相继经济腾飞引发了对“东亚奇迹”共同经验的讨论，而中日韩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的区域一体化尝试，“东亚儒学”的有关论争，也都为国内形成“东亚认同”提供了讨论基础。在学界，竹内好、沟口雄三、孙歌、陈光兴等人参与讨论的“批判性东亚话语”，也为“东亚”这一概念注入了后殖民反思的内涵[2]。近年来，中日韩三国生育率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东亚生育洼地”的有关讨论开始见诸国内媒体。宏观经济、生活压力、家庭关系、性别分工、社会规范等与低生育现象形成的相关因素，不仅成为国内青年热衷讨论的话题，还因为契合一系列国外流行影视剧的主题，被集中冠以“东亚”标签吸引了不少流量。韩剧《好久没做》反映了东亚社会的“无性婚姻”现象，日剧《重启人生》因片中呈现的东亚人职场焦虑与生命观，引发国内不少青年观众的共鸣。不只是日韩的作品，在大洋彼岸围绕美国亚裔生活压力生产的作品中，《瞬息全宇宙》被认为塑造了典型的“东亚式家庭”，奈飞网剧《怒呛人生》也表达了许多观众心中的“东亚式发疯”。这些作品作为网友热衷援引的讨论素材，也间接推动“东亚”作为压力叙事的符号被部分国内内容创作者青睐。本文正是基于近年来这一话语在国内社交媒体平台至今得以持续生产和讨论的现状，展开对其相关议题与潜在局限的分析。

无论是中国青年在“东亚焦虑”中流露的区域性文化认同，还是全球化语境中跨国文化消费催生的流动性生活方式认同，都体现出中国民间与世界深度互动中彰显的新主体性，都在呼唤解释国内外舆论新关系与国际传播新形势的新视角。一方面，中国网民在实际的国际舆论场中积极维护中国主张，为构建新型内外宣传格局贡献了民间的力量[3]；另一方面，日益复杂的大舆论场环境让基于国家、语言划分的传统内外宣传界限不再适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在内外交错中更加复杂[4]。在此背景下，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交汇的主流舆论格局，以掌握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已成为去中心化传播形态与内外舆论交汇语境下开展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5]。这要求我们既要从有机统一视角出发，重视国内舆论建设对国际舆论斗争的反哺作用，也要明确广大人民群众在“讲好中国故事”多元主体中的定位，强化对民间微观主体的能动性认知。

近年快速发展的中文播客，作为媒介去中心化与微观传播主体性的代表形式，以内容深度与情感特质为显著特征。相关平台中流行的“东亚焦虑”话语，折射出内外舆论面临的多重挑战与机遇，可为打造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借鉴。基于对国内受众首选播客平台“小宇宙”的观察，本研究试图围绕“东亚焦虑”回答三个问题：“东亚焦虑”话语指向哪些核心议题？这一话语通过哪些策略进行“东亚认同”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一过程如何与当前国内、区域及全球社会环境形成互动？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话语分析与扎根理论

“东亚焦虑”话语以多语境和跨区域的文化认同统合中日韩社会的低生育现象及相关问题，不仅涉及“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缘与话语政治，还因其关涉中西方知识群体的跨国流动以及北美亚裔群体对东西方不同现代性的体验，而具有明显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价值。作为一个分析框架，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聚焦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意在发现相关问题背后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互动过程，挖掘传播和文化依托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以及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6][7]。它特定的“跨文化”（transcultural）概念包含不同文化体系在“碰撞”（encounter）与“摩擦”（friction）中的“转型”与“互化”的意涵，既认同当今世界体系中不同文化之间吸收融合过程所呈现的混杂性，更试图纠偏传统跨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8]。

顺应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倡导将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分析与文化研究注重日常文化实践相结合的思路，本研究在具体设计中，把费尔克拉夫的三维话语分析框架作为统合政治经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中观分析方法，并把扎根理论当作文本处理的微观操作工具。

（一）中观：以话语分析为方法。作为网络话语研究处理文本的常用框架，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展开分析，既关注话语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也肯定话语自身的能动性[9]。然而，当前诸多话语研究试图以微观话语分析为“矛”破解霸权与意识形态的“盾”时，往往忽视费尔克拉夫思想中最具辩证性与理论生命力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把“弓”。在费尔克拉夫看来，虽然文本的生产通过对先前文本“讥讽性、模仿性或虔诚性的回溯”完成对现存秩序的重建，但其生产“在社会意义上是有限的、受制约的”；互文性过程映射着话语领域的斗争，这是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中“最突出的关注点”[10]，也是其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有多重内在理论联系和分析立场恰合性的交汇点。

首先，两者都包含对霸权性话语的解构与批判。费尔克拉夫提出，社会研究需关注差异、普遍性与特殊性、意识形态三大面向，其中“差异”指向文本间对话性（dialogicality）的程度或形式；引用（quotation）最具对话性，假设（assumption）最不具对话性；而话语霸权斗争中，各方常将特定观点主张为具有普遍性的“假设”[11]。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所批判的，恰是在批判互文性理论中被认为最缺乏对话性的假设，即“将资本主义与现代性、资本主义与发展混为一谈”的“假设”[12]。

其次，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均强调话语及文化在既定秩序中的能动作用，前者关注霸权与意识形态的社会分析聚焦宽泛的权力斗争，后者更加聚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从理论到实践层面进行扬弃与超越的努力”[13]。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全球批判视野，与对殖民及后殖民结构的批判形成互动，既呼应“东亚焦虑”中“东亚”的区域文化认同诉求，又避免青年文化研究中单一的民族国家视角，通过厘清“东亚焦虑”话语背后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秩序版图，挖掘改造这一秩序的可能性。

最后，话语分析和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都凸显话语研究再政治化的必要性。针对互联网青年文化研究，“再政治化”的研究要求我们关注自发性与当代全球生活世界的关联，以及话语符号与实践的真实关系[14]。就“东亚焦虑”话语而言，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下的“再政治化”意味着将其视为不平等传播秩序中不同文化“碰撞”与“摩擦”的产物，而非去政治化的文化“混杂”（hybridity）[15]。该框架既关注个体“作为中国社会不同构成之间活生生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关系”，又将终极关怀落在不同社会权力主体的传播关系上[16]。参与“东亚焦虑”话语的个体从亲身生活经历与文化消费经验出发，围绕“东亚”与“西方”生活方式的差异展开讨论，既展现“东亚”身份认同的丰富主体性，也呈现不同现代生活方式及拥护者之间的碰撞与摩擦。总之，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下对“东亚焦虑”展开话语分析，不仅意味着能将该话语置于不平等全球秩序中的不同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而且可为拥抱话语互文性分析的丰富性提供可能。

（二）微观：以扎根理论为操作工具。关注播客有助于填补国内青年文化、舆论及国际传播研究对该媒介关注的欠缺。既有国际传播研究多聚焦主流媒体机构生产或引领的内容，但当前国际传播工作需积极适应“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特点[17]。传统内宣外宣界限已难以适配愈发复杂的大舆论场环境，而播客的去中心化特征与“东亚焦虑”话语的跨文化属性，恰好能有效回应新时代舆论工作的需求。

尽管与国外播客共享去中心化的运作形态与情感表达属性，中文播客平台却呈现出独特的精英化特征。2020年后中文播客虽逐步“破圈”，但其受众仍以高知、高线城市、高消费潜力群体为主[18]。在内容生产层面，2018年后文化记者参与制作的播客深刻塑造了中文播客的深度特质，具体表现为偏好泛文化选题、邀请专家参与、调用人文社科理论，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知识价值，这使得中文播客内容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独特深度和精英特质[19]。

表1 主轴式编码结果

图1 “东亚焦虑”话语内部关系

本研究以小宇宙平台的播客节目音频转写文本为研究对象。自推出以来，小宇宙始终是中文播客受众的首选应用：据其2023年数据，超八成用户来自一二线城市及海外，85%用户学历为本科及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文播客的精英化特征[20]。更与本研究相关的是，小宇宙既接纳专业生成内容（PGC），也通过降低创作门槛吸纳新手主播的用户生成内容（UGC）。作为国内播客的代表性产品，其创作者画像多元且偏好情感化内容，因此在该平台收集样本对“东亚焦虑”话语研究具有典型性。在小宇宙平台检索截至2024年12月31日标题含“东亚”的节目，围绕“东亚焦虑”话语内涵及样本有效性进行筛选清洗，共获得237集有效样本。为呈现不同发布时间下的话语特征，研究者依据节目播放数、评论数、时长构建影响指数，对样本进行分层抽样，最终得到135期样本，再将音频转写为文本后进行编码梳理。

扎根过程借助Nvivo12定性分析软件自下而上对播客音频转写文本进行编码，弥补话语分析在文本处理环节的不足，增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可操作性。通过仔细梳理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类关系，寻求原本独立范畴之间的关联，提取主范畴，得出四大主轴式编码结果。

最后阶段的选择式编码，对主轴式编码中确定的类属进行系统分析，确定核心类属形成其与其他类属之间的联系，形成“东亚焦虑”文本话语的编码层次，总结出“东亚焦虑”播客节目的主要话语实践模式。

在完成以上工作建立相关类属联系后，笔者还对预留的20%样本（27期）播客节目转写文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未发现新增范畴或影响核心范畴的概念，达到饱和性要求。用于饱和度检验的文本亦包含具有说服力的编码节点，后文亦将其作为分析对象。

三、“东亚焦虑”的文本主题

与其他网络话语类似，“东亚焦虑”话语由零散标签或话题构成，无统一定义。如某节目中，主播以“东亚性”统合一系列概念，认为成长于东亚环境就难逃离此属性。所以，对该话语的文本分析，需呈现编码中“东亚焦虑”问题描述的高频主题类属以发现普遍特质，同时留意既有概念作为新假设出现。

（一）家庭：高要求与亏欠感。家庭在“东亚焦虑”的讨论中被最多提及，相关讨论聚焦代际矛盾和非代际矛盾。一方面，主播通过回顾自身成长经历，聚焦自身与父母之间关系引发的各类代际矛盾。东亚父母以自身需求为先，忽视子女切身诉求，从日常生活到教育、婚姻、事业等人生方方面面都进行持续最大化干涉，希望子女成长为心中的模范。例如，部分父母希望子女将结婚作为传宗接代的任务尽快完成，“婚”“育”捆绑较为紧密，而子女会更加考虑自身诉求，审慎选择长期相处的配偶。另一方面，非代际矛盾统合了主播回忆幼时经历频繁提及的家庭问题。子女幼年时不仅见证父母之间的争吵、冷战，甚至还被迫“过早承担调节家庭气氛的责任”（样本60）。

“东亚小孩”普遍感受到亏欠感或不配得感。一方面，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过于牺牲自己，抑或是过于强调对应的牺牲，以期引起子女的同情。“好像我的存在造成了家庭的不幸，造成了父母的劳累，造成了他们所有的痛苦”（样本109）。其中，消费观念差异导致的愧疚感较为典型。多位主播回忆，由于幼时会被父母要求放弃“不必要”的物品，必须转而购买便宜够用的产品，这使得即使他们成年后为自己花钱时也会常常心怀愧疚。另一方面，父母对子女生活各方面长期提出要求及干涉时，会以“为你好”“要孝顺”为出发点。各类案例中，“为你好”的思维会让“东亚”孩子认为，只有努力满足父母才能获得亲情。“就像紧箍咒一样念叨着你，他们每一次想要控制你的生活，都是一句为你好”（样本107）。

（二）社会：无法退出的“增长”。东亚各国现代化背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曾被殖民者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被迫卷入西方国家引领的现代化进程，让后发“加速追赶”成为发展的主要思维。“我们想要更快赶上发达国家，不再被欺负，不再丧权辱国”（样本38）。但加速发展指向的理性主义规划，很容易将“东亚”概念与“一种资本主义的，一定要不断‘增长’的这种逻辑联系起来”（样本14）。

在此环境中，东亚社会中的个体被迫持续追求世俗意义上的“增长”状态，开启与其他社会个体的竞争。个人目标主要受外部驱动，追求标准的成长路径，难以找到真实热爱的事物。不少主播回忆了中学时期的集体高压、高校崇尚优绩主义的单一评价维度，同时表达对找到理想工作、按时步入婚姻等世俗要求的困惑。有主播以东亚教育为例，认为当前的制度重选拔而轻培养。某种程度上，选拔式教育可以适应工业化人才需要，更有利于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东亚父母也普遍对子女抱有极高的教育期望，希望下一代在选拔体制中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资源。然而当下选拔式教育对效率的重视，不仅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求，还可能浪费孩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样本65）。

这一体系未给个体提供合理的退出机制。一旦身处其中，个体总会难以避免地与该体系中的模范个体产生对比，反而巩固既有的优绩主义思维。 “‘玩’总是要放在次要的，长大以后就变得不会玩”（样本75）。不少主播还分享了市场机制对员工高度工具化流露出的不满。例如，有主播看到，领导会催促正在休产假的同事回来上班，“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休那么久，全部休满，那我这个团队还要不要”（样本108）。许多求职者还不得不放弃对多元领域的探索，以迎合市场对求职者垂类经验的期望：“一旦进入某个专业领域，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探索其他的行业，也是一个进退两难的状况”（样本9）。

（三）压抑：“吃苦”隐忍和低配得感。这一主题成为“东亚焦虑”对东亚群体性格或行为的定性。话语认为，东亚人必须能够吃苦忍受。从接受不健康的亲密关系，到追求难以企及的世俗目标，吃苦和努力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良药。低配得感与“吃苦”构成一体两面。“吃苦”要求个体忍受苦难，而拥有低配得感又会让自己远离美好的事物。当获得成就或夸赞时，东亚人反而会展开过多的自我批评，以不切实际的要求苛责自己。“无论事情完成如何，脑中永远有一个非常苛刻的批评者，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无论多努力都不能成功”（样本2）。

压抑欲望也成为主播乐于讨论的话题。常被提及的是女性观察及自身感受到的性压抑：限于周遭凝视，女性不敢过多表现外在美，亦不能过多表露性需求或其他欲望，否则可能会被污名化。此外，主播的谈论不少还涉及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样本65）。

与隐忍吃苦较为接近的另一表现则是沟通过程中的含蓄。许多情感难以得到直接表达，故需要自行内化。即使与他人发生冲突，在明面上也要淡化，否则“就会被标签为无法抗压、懦弱、不够社会化”（样本2）。有主播认为，东亚趋于“集体制和中心化”，自上而下的层级较为分明，结果形成“安分守己”的文化氛围（样本2）：“我的爸爸妈妈可能就觉得‘安分守己’是个很好的褒义词，枪打出头鸟，你不要乱出风头”（样本82）。

（四）女性：性别分工与“厌女”环境。从样本中主播的性别构成分布来看，全女性主播制作的节目占总样本数量的65%，而在男女主播共同参与制作的播客里，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占总样本数量的7%。女性主播在所选样本节目占多数，性别议题有机融入“东亚焦虑”话语中各议题的讨论。

社会性别分工、“厌女”和“雌竞”环境是提及频率最多的话题。在家庭关系中，女性总成为理所应当生孩子、做家务、付出情感劳动的一方。“因为性别是女的，就要有义务善解人意，就要有义务无私奉献”（样本23）。当女性作为晚辈，就会感受到家中长辈“重男轻女”。事业上，女性也遭受刻板印象，如完成生育后重返职场困难重重。与此同时，女性主播还观察到男性在这一结构性问题持续背负的压力。例如，父亲代表的男性角色被要求是独当一面的，脆弱的一面被迫隐藏。一名主播总结，男性在与女性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性别互动时，“不具有探索其他可能性的空间”（样本64）。

在性别分工这一更加聚焦资源分配的角度之外，不少主播也会直接批评“厌女”的社会氛围。女性的价值总经由男性评判，“大家都觉得只有别人（男生）追我，我才是有价值的”（样本46）。同时，女性内化社会对女性的贬低进而造成甚至被迫表现为“雌竞”。例如在母女关系中，所收集样本对两种相关表达进行批判：一是“女儿成为妈妈的丈夫”，当爸爸缺席时，女儿就会想要试图成为妈妈眼里安全感的来源；二是“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小棉袄”，将女儿与母亲置于天然的“雌竞”关系。有主播认为，各种讨论对父子关系着墨过多，而对健康的父女关系缺乏想象，父女关系便只能基于男女之间的性缘关系展开想象（样本101）。

（五）“发疯”：重构自我生活。小宇宙播客平台上的“东亚”话语中，播放数与评论数最高的一档节目，是来自“燕外之意”频道的“东亚发疯实录”。该节目中，“发疯”被定义为在亲子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子女，为反抗家长强势权力被迫选择的极端方式，即“情绪崩溃或者家庭抗争中最后的选择”，表现形式通常为争吵、打架、出走、染发、纹身等。当然，正如其他节目所反映的，“发疯”所针对的状况，也包括存在于家庭权力以外的、生活层面的诸多不公平。

以“发疯”为起点，主播们对听众提出了更多样的回应方式，包括建立主体性、鼓励探索、鼓励互助以及超越主流观点的思考。心态上，鼓励个体跳脱“东亚”环境中的外界要求，找到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行动上，鼓励个体给自己更多探索机会，与其过多焦虑，不如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道路尝试，允许自己合理休息，而非出于迎合外在评判过于畏缩。例如，很多主播受典型的Gap Year（间隔年）概念启发，希望借助类似时间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而不是他人眼里的那种生活”（样本55）。不少主播还相信，主体性的建立也离不开物质基础，这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解释：一是子女经济独立后，父母的经济水平和阅历已落后于子女，无法再将自身要求强加于子女：二是女性凭借自身事业发展和经济水平提升，在不平等的性别结构中赢得更多话语权。无论是女儿还是母亲，女性家庭成员获得事业成就后也可以让家庭内部“重男轻女”思维有所改观。一名女性主播在外独立工作多年再回家看望过于苛责的母亲，已经不会再感受到太多拘谨，因为“哪怕是我的（男）公司老板和客户都无法威胁我的半点权力……我说的话是会被人认真听的、是有分量的、是被尊重的”（样本8）。此外，女性可以进一步形成对外貌、欲望的认同，争取自己应得的发展机会和资源，并共情不同处境中的女性，互助团结。

四、“东亚焦虑”的话语实践

“明确的互文性”（explicit intertextuality）和“互为话语性”（interdiscursivity）是费尔克拉夫批判话语分析中的核心概念。前者指向通过其他文本的引用、标示，体现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后者关注不同话语类型（如体裁、风格、语体）在文本中的混合与重组，意在发现蕴含重构话语秩序的潜力，挖掘映射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二者共同揭示的话语与社会实践的复杂关系，是分析“东亚焦虑”话语实践的重要参考。从两种互文性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东亚焦虑”为国内舆论场中的东亚认同带来了复杂多元的内涵。

（一）消极的归附：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将东亚儒家传统与西方生活的并置对比，十分贴合费尔克拉夫在“明确的互文性”中所讨论的预先假设（presuppositions）策略，即话语主体视为理所当然、无需解释的部分。虽然“东亚”是作为近代西方的反题诞生的，但是这一历史只能部分解释节目中暗含的对比关系。播客节目由“东亚焦虑”出发展现的中西/东西文化及生活方式描述的互文，给“东亚”增添了更加个体化的日常生活维度。围绕东西方生活展开的预设对比，直接体现出“东亚焦虑”中的负面区域认同。

不少节目认为，中日韩三国的共性在于共同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主播往往围绕儒家传统中的“君臣父子”社会结构展开概括式讨论。从儒家传统出发，万事皆须合乎礼，“君臣父子”都要在各自位置担负各自责任。“东亚感，就是不要自由，不要爱情，要‘存天理，灭人欲’”（样本73）。他们进一步认为，东亚三国有着较为悠久的科举选拔历史，很大程度上对当今崇尚考试的氛围产生影响，使“学而优则仕”仍有充足的生命力。另外，儒家崇尚权威的社会结构在节目中也被泛化解释，用以批评家长权力滥用，例如部分家长借助孝道对子女进行道德绑架，甚至会沿用古代“三纲五常”的要求（样本100）。

与此同时，不少主播基于国外求学、旅行或长居的经历，将自身体验到的西方生活方式作为定义“东亚”的参考系。相关对比体现在生活、家庭、教育、职场、性别等诸多方面。总体而言，西方社会环境给予更多探索权利，允许休息、享乐机会。不少主播认为，对于女性来说，国外生活相比于国内意味着更少的外部标签。一名在英国求学的主播表示，自身深受年龄焦虑和婚姻焦虑困扰，但比自己年长得多的外国室友却认为，“你还年轻，你才26岁”（样本44）。教育方面，有主播引用研究认为，西方国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其对子女教育的期望，而东亚父母无论教育程度如何，对孩子期望都较高（样本121）。职场方面，主播们认为，国外相比东亚不会因为非垂类经历以及年龄等因素歧视求职者，生育福利和公司制度也会给予女性最大程度的包容；西方职场能鼓励女性拥有自己的事业，允许个体不被与子女、妻子、母亲等传统家庭角色进行捆绑（样本127）。

（二）积极的反思：基于“元话语”的讨论。费尔克拉夫在讨论“明确的互文性”时归纳出了“元话语”这一特殊形式，意在指向一种言说者的反思性，即跳脱出话语本身“处于控制它、操纵它的地位上”，从而得以将话语看作整体进行言说[21]。在“东亚焦虑”话语中，主播们从“元话语”的层面提出反思，这种反思不仅针对“东亚”标签的内在矛盾，而且着眼于互联网平台机制乃至更加宏观的全球背景和制度差异。反思的结果丰富了话语的内在层次，也为其注入了超越负面区域认同、转向现实环境改造的积极能动性。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于个体的重要特征在于，在赋予了个体自由与能动性同时，也将深层的生存困境转嫁给个人。然而，由于“东亚焦虑”这一网络流行语并非真正普适，由于个体经历差异、社会结构差异（行业、区域）以及网络话语权分布不均等因素，它不可能适用所有场景、所有个体情况。所以，在个体层面，有主播发现，微观感受极易与刻板印象中的“东亚”家庭有所出入，自身作为“东亚”女儿成长于充满亲情关怀的环境，并未感受到太多压抑氛围（样本59）。在社会层面，行业之间的焦虑形态也迥然不同。与互联网从业者感受到的普遍职业焦虑相反，不少体制内从业人员却能从工作中感受到意义感、责任感（样本16）。

在平台机制上，新自由主义所鼓励的意见市场还会使得优势意见胜出，在话语内部产生“沉默的螺旋”。有主播观察到，不少流行心理学读物让较多中国年轻人相信童年和家庭可以解释自己的一切问题：“这当然是理解问题的一个角度，但不应该是唯一角度”（样本65）。部分主播还对市场背后的资本力量有所警觉。例如，有主播就发现，国内不少年轻女性追随的白人女性生活方式，本质在于“（跨国）资本力量助推，将韩女、白女身上的特定标签提取作为时代的审美样板”（样本69）。

由于新自由主义要求个体持续维持自我品牌，个体亦不惜将自身物化，制作成内容进行“出售”以积累资本。有主播批评道，部分国内女性自称“小土豆”，要用“宝宝碗”吃饭，与“自我物化、矮化和低幼化（infantilization）”无异，还巩固了性别刻板印象（样本47）。同一样本还指出，作为亲密关系中的新型表现，东亚“捞女”利用市场竞争将婚姻或男女情感视为交易而非纯粹情感，在通过投机攀附资源持有者（男性或资本）来获取身份认同时，也在将系统性不公合理化为个体竞争游戏，造成女性内部的分化对立。

“东亚焦虑”话语的内在反思也被上升至东亚内部和东西方差异的高度。如果说，该话语的吸引力有两大前提，一是首先可以统合东亚内部的现实问题，二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想象具有现实参考，那么，部分主播已经发现其中漏洞。一方面，播客中的“东亚”本身并非完全对应现实的中日韩三国。不少主播几乎是借助“东亚”进行标签引流或规避审核，“这样我才能发出来”（样本37）。即使在真正讨论“东亚”时，三国社会问题的界限也难免模糊。在讨论性别议题时，以“东亚”统合中日韩看似带有女性团结的意义。韩国女性作者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可以引起全世界对东亚三国女性处境的关注（样本95）。这引起部分主播有关“去历史化”的批评：“读日韩相关（女性主义）内容没问题，但关键要回到自身”（样本37）。另一方面，“东亚焦虑”参照的西方生活方式滤镜也较为脆弱。一名主播在来到巴黎之后才发现“感受不到法式风情”（样本124）；另一名也意识到，针对欧洲生活的想象，极大程度受到媒体渲染（样本28）。

以“元话语”形式反思的精妙之处在于，有关讨论还深刻认识到当今个体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和全球权力结构的存在。有主播认为，国内社交媒体对“东亚女”标签的追捧，离不开部分博主的语境使用错位：“在国外上学经常自我认为是Asian girl，回国了之后也说I am Asian……‘东亚’的说法可能受到西方族裔话语的影响比较多”（样本37）。针对国内女性追捧“白女”生活标签，有主播批评：“发达国家、白人、中产，一听就站在世界种族、阶级鄙视链的顶端”（样本69）。作为对全球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回应，部分主播认为应认清发展阶段、坚持“东亚”的主体性。人口密集、资源稀缺等客观条件使东亚社会个体面临相比西方更大生存压力（样本29），但这一环境或许能为东亚个体带来相比于欧美人更强的抗压能力（样本28）。家庭、社会方面的传统观念固然有不妥之处，但也与“中国社会目前发展形态密切相关”（样本74）。就长期来说，部分主播依然看好东亚或者中国的发展：“解决温饱后，大家才有更多时间思考、改善精神生活，所以慢慢来”（样本116）。

（三）混杂的实践：日常、学术与媒介话语。费尔克拉夫的“互为话语性”强调不同话语类型的混合与重构，在反映社会权力关系的同时，也参与塑造新的意识形态实践。这种定义最初基于对报刊报道有关表达的观察，突出表现在政治及工业界等领域的官方语言借助日常谈话的形式传达声音，以模糊消解社会关系的距离。费尔克拉夫也认为，在“互为话语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倾向便是“将公共话语类型和私人话语类型结合起来”[22]。基于播客文本观察和既有的话语实践分析，播客节目中作为私人话语的日常生活分享，与作为公共话语的学术与媒介内容相互交织，共同呈现出受众对“东亚焦虑”的想象。每一类话语在体现“东亚焦虑”区域认同的同时，也侧面表现出话语的矛盾性、批判性、隐蔽性。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相互交织的特点，为话语所处社会环境的分析提供更多阐释空间。

借“东亚”表达个人生活焦虑的矛盾性。据前文梳理可以发现，主播们在大部分节目内容中都从日常生活的体验寻找切实经历，从而验证“东亚焦虑”的存在。但是，“东亚”概念背后的历史、地理意义被暂时搁置，转而以个人体验来填充。例如，部分节目只在标题中出现“东亚”，实际讨论中并未从国家、社会角度展开评论，“东亚”俨然成为缺乏实指的引流标签，只能作为较为宽泛的身份指向进行解释。进一步说，即使基于个人感受谈论“东亚焦虑”，主播们也体现出对这一概念意义十分不同的认知程度。定义“东亚焦虑”理应囊括对日韩情况的分析，同时把国外作为参照，否则话语的解释力会大大降低。笔者在编码过程中也发现，“东亚焦虑”希冀表达的情感可被分为两类：一是在国外留学、工作的生活过程中感受到的社会心理差异，二是谈论国内生活环境中的内心束缚。前者中，节目主播具有国外生活经历，具有中西或东西生活方式切身的对比，后者单纯借用“东亚”这一较为宽泛的概念谈论个体经验，不仅缺乏实指，反而暴露了全球化背景下区域认同的虚浮。个体创伤及情感被包装转化为可传播的内容产品，在固化“东亚焦虑”刻板印象的同时，也难以触及东亚社会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分工框架中所处的不利位置。这种表达倾向对国内舆论场带来的风险是值得警惕的。

学术化讨论元素给话语带来的批判性。节目对谈并非全然基于私人经历分享，亦出现有一定深度的、较为抽象的学术讨论。这类讨论通常表现为相关术语或书籍的引用，如项飙的“重建附近”（样本75），也不乏邀请学者或专家直接做客节目，例如，《制造亚洲》《发现东亚》的作者、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就两度做客不同节目解读“亚洲”“东亚”等概念（样本12、30）。这样的学术化讨论给“东亚焦虑”提供了超越个人生活的分析可能。日韩问题的描述补全了中国之外的东亚图景，东亚概念的形成和演变也为话语带来了历史视野；针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更使得青年文化讨论上升到思想斗争的层面。总体上，学术化讨论在“东亚焦虑”话语内部搭建了多样分析框架，给话语本身带来反思性，在提升讨论深度的同时，还注入改造现实的潜力。

围绕资本主义展开有关批判和表述较为普遍，成为主播节目中的自然组成部分。部分主播们认为，当前社会结构固化、上升通道受阻，部分既得利益群体难以撼动，甚至有一名还能精确点出更深层的问题症结，指出在国外感受到的现代性是“西方现代性”（样本90）。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和运用，提升了该话语实践的批判性，既反映了该话语之于社会现实的能动性，也为对其进行建设性的引导提供了空间。比如，有一名主播就回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说历史是螺旋上升的，我们高中政治的时候背过，还是要对基本的经济周期、历史螺旋性有自信”（样本45）。

与国外“东亚感”影视作品共情的隐蔽性。各种流行剧集中的主人公和情节是播客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否有国外生活经验，主播都善于借助自己消费过的欧美及日韩热门影视剧进行共情化表达。《怒呛人生》《瞬息全宇宙》和《重启人生》被较多提及，片中折射的有关社会现状引发主播共鸣，作为亚洲面孔的主角的行动也被主播向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借助不同剧集表达“东亚焦虑”时，主播的引用或指向有时显得漂移。例如《姥姥的外孙》是聚焦泰国华裔家庭的作品，却依然被多个主播引用。同时，部分主播引用影视作品时是基于较为模糊的回忆，“这个还挺像‘那种’欧美青春电影里面那种桥段”（样本13），这并不利于帮助听众正确认识东西差异。

“东亚焦虑”对流行剧集的大量引用体现了主播对剧中刻画问题的共情，但背后所依托的语境之隐蔽、剧集资源获取门槛之高值得深思。即使真正的东亚故事会因亚裔叙事被掩盖，东西方刻板印象会在此基础上加深，主播们仍然愿意搁置语境错位以及国族差异，与剧中主人公的情感形成链接。另外，国外剧集的消费具有相应门槛，不少前文提及的作品从未在中国大陆流媒体正式上线。播客所提及的影视剧集对应的消费方式，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电视剧通过盗版光盘（pirate VCD）在我国港台地区的非正式传播类似，都体现了所消费文化商品的强大跨国影响力[23]。针对跨国文化消费通过翻墙、网盘等渠道实现无障碍的同步，针对主播宁愿在消费国外剧集里寻求跨文化共情的现实，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对这一隐蔽的“东亚”区域认同所依托的社会环境及舆论环境进行分析。

五、“东亚焦虑”的社会环境及启示

将作为社会实践的“东亚焦虑”话语置于霸权关系中考察，需在梳理青年生活焦虑围绕“东亚”展开的多元表达后，直面其所处的“中文播客”语境：东亚认同为何能承接“内卷”“躺平”等既有青年焦虑表达，在国内舆论场引发广泛共鸣？中国对东亚认同的传统态度向来审慎，但部分精英对儒家文化的本质主义附和、部分跨国知识群体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消费与想象，为“东亚焦虑”的传播提供了契机与动力。然而，当“东亚焦虑”将西方生活方式内化为话语深层逻辑时，我们既无法通过解构“西方”直接把握话语的存在逻辑，也难以回应部分主播对西方中心主义与城市中心主义的能动批判。“东亚焦虑”正处于内外舆论的交汇点，解释其复杂性不能停留于东西二元论，而需立足全球史观，挖掘话语背后高度流动与不稳定的阶级、性别、国族、地域等身份认同及其复杂交叉关系。

如果说“中文”二字呼唤研究将话语置于全球权力秩序中分析，那么“播客”则提醒我们，即使媒介去中心化趋势已成为该话语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也并不意味着情感内容生产与消费的去中心化。“东亚焦虑”依托的中文播客平台作为公共领域实践虽呈现一定的去政治化特点，但暗含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24]。对“东亚焦虑”话语展开的批判分析，能为构建内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重要启发。

（一）解构焦虑：基于“东亚”的后殖民和后冷战思考。在《共犯的异国情调——日本和它的他者》（Complicit Exoticism: Japan and Its Other）中，岩渊功一（Koichi Iwabuchi）曾深刻指出，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采用“自我东方主义”策略，即通过选择性挪用西方凝视，将自身建构为与西方绝对差异的特殊存在[25]。原文标题中的“共犯”一词，精准地凸显了日本与西方互动中国族认同建构的复杂权力网络。

“日本人论”是围绕日本民族特性、文化本质及社会结构展开的整体性论述体系，核心在于解答“日本人是什么”“日本文化独特性何在”等问题。岩渊功一在对日本本土“日本人论”文本生产热潮的梳理中，有两个阶段的背景与本研究高度契合：其一，“日本人论”在战后经济崛起期（20世纪70年代）成为文化自信重构的尝试，当日本向内寻求经济奇迹的文化解释时，西方将其经济成功归因于文化异质性，日本则利用这种“他者化”认知巩固国族认同；其二，20世纪80年代，基于经济成就，日本试图通过“国际化”（kokusaika）在全球化中摆脱此前作为西方技术与思想输入国的角色，这既服务于外贸往来的实用目的，也流露出面对全球化中浓厚西方色彩时的文化不安全感与身份认同危机。但他同时指出，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副产品，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已悄然介入“日本人论”的文化生产：“他者化凝视对日本作为他者或日本异国情调（exoticism）的认可，被大量出售（sells）给日本人自己”[26]。日本既是自我他者化的生产者，亦是其最热情的消费者。然而，“日本人论”对日本独特性、整体性的长期强调，使得相关认知愈发抽象模糊；对外过度标榜特殊性，不仅构成对日本内部群体与文化多样性的普遍性霸权，对西方的认知也多基于想象，间接流露出对西方式现代化普遍性的归附。

“日本人论”的自我他者化逻辑，在“东亚焦虑”中以另一种形态复现。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阵痛与过渡期在社会生活中的映射，表现为当代青年面临的高房价与收入失衡、就业竞争白热化、消费主义裹挟、代际观念冲突等多重生活焦虑。国有企业改制与社会保障缺位阶段所加剧的劳动力商品化，通过个体化、自由化的市场竞争逻辑，最终将结构性的矛盾转嫁于青年群体。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中涌入的国际资本与西方“普世价值”，借由社交媒体平台潜在渗透，持续解构本土文化认同。同为对发展历程的反思，同为寻求自身全球定位的尝试，部分中国知识精英的“东亚”主体性诉求体现出了与“日本人论”所包含的文化自信不同的负面情绪。“东亚焦虑”表面是自我批判，实则暗合萨义德揭示的东方主义逻辑：弱势文化通过自我他者化，反而巩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秩序。主播作为知识生产主体，借由人人可参与的生活话题进行归纳对比，看似自洽地建构着对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归附，却让中国青年成为这类“东亚焦虑”话语的主要消费者。这种借“东亚式发疯”寻求“西方式生活”的路径，恐怕难以打破话语生产与消费的自我实现陷阱。

不过，“东亚焦虑”话语中蕴含的内生“跨文化”反思性，既质疑将“东亚”作为讨论单位的合理性，也包含着对其自身被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裹挟的清醒认知，并展现出主动抵抗的意识。这里既有与“内卷”“躺平”等此前青年焦虑亚文化的差异，也是其超越“日本人论”背后自我东方主义的可能所在。要破除部分青年知识精英的自我他者化，须把握“东亚”提供的讨论契机：“东亚”的主体性不应在“焦虑”，而在于这一概念的后殖民批判价值——其背后指代的内部异质性，承载着去殖民、去帝国、去冷战化的努力，蕴含着反抗西方霸权宰制下的“普遍性”、建立多元普遍性新论述的潜力[27]。“东亚焦虑”中粗浅的“本土主义”无论指向中国还是东亚，都呼唤着从“作为地理概念的东亚”向“作为方法的东亚”超越[28]。东亚的讨论价值在于，它能证明普遍性价值不必通过外在冲突呈现均质化，而可借由多元化实现优秀价值的共存共享，以此对抗西方长期依赖的线性历史观[29]。基于此，对“东亚焦虑”的批判，恰为重新发掘“批判性东亚话语”价值提供了绝佳契机。总之，一方面，正如本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东亚焦虑”作为中国青年生活压力的表达有其产生的土壤和话语逻辑；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在挑战线性史观中的特殊性意义，从“作为方法的中国”出发对“东亚焦虑”话语进行批判性分析和改造，能在全球化与多元化语境下，打开超越基于西方价值构建的全球普遍性的想象空间[30]。

正如一名B站用户在视频《东亚的孩子摆脱恐惧，需要经历什么？》的评论区留言所说：“东亚的问题不是东亚造成的，是不参与（西方式的）殖民掠夺造成的。”这一评论将“东亚的问题”置于全球语境中，对“东亚焦虑”构成了部分解构。具体到“东亚焦虑”所处的国内网络语境，我们有必要沿此批判逻辑深入追问“中国的问题”：中国发展道路的阵痛，能与日韩的现代化路径简单并置，被“东亚焦虑”统合吗？

“东亚”并非共享同一种“焦虑”。面对日益加剧的就业压力与贫富差距，韩国青年网民以“地狱高丽”讽刺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受耻文化与集团主义影响，日本青年也有“社畜”这类个体层面的表达，用以调适应对现代生活压力。但日韩社会压力的本质，是依附型现代化的系统性危机。二战后，美国为服务自身冷战需求，通过“武装”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使中国以外的东亚区域形成对以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依附[31]。美国既通过扶持这些东亚盟友强化对抗中国的物质基础，将日韩塑造为依附性发展的典范，又借贸易网络将其牢牢绑定在以美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如今，当韩国困于财阀的政治经济垄断与全球化依附地位，当日本难以摆脱对美军事与经济依附时，中国已拒绝追随美西方，转而探索出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种根植于“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传统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经验、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的发展道路，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主体性可能，也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重塑全球治理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而西方式现代化的早期推进始终伴随殖民主义的领土掠夺与资源榨取，成熟阶段则通过霸权主义的制度性安排持续扩张。也可以说，中国现阶段面临的发展“焦虑”，并非仅由中国自身造成，而是源于没有走日韩那种依附性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所以，国内青年将自身焦虑泛化至东亚语境的误区，原因在于有意或无意间模糊了中国发展经验的根本价值与问题根源。冷战时期，中国大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被美国官方话语以“红色中国”标签刻意排除在“东亚”所涵盖的资本主义盟友体系之外；那么为何中国式现代化遭遇的发展转型阵痛与深层社会矛盾，要重新被“东亚”裹挟在模糊的区域文化认同而自添困扰？

“东亚焦虑”话语的产生和流通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并不意味着“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论述已被青年全然接受。早在20世纪7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迈思在中国考察时曾敏锐发问：“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他相信：“一旦生理上‘必需’的产品和服务能充足供应每个人，那么选择生产哪些生理上不那么必需的产品和服务，就事关意识形态。”[32]中国社会主义的成败，取决于对引入的西方科技、消费品及服务的处理态度。“中国要‘赶上’并‘跨越式’（leap-frog）超越资本主义技术发展，这种说法是危险的，因为它意味着可用资本主义技术的成就来衡量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若将中国发展与“东亚焦虑”所关联的“东亚经济奇迹”并列，便会落入斯迈思提醒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缺乏必要的“文化甄别”的误区，由此产生的焦虑也在所难免。回顾过去，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几乎同步，新自由主义通过消费主义现代生活方式施加于个体的焦虑，近两年则以“东亚焦虑”话语呈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若要对抗这类伪文化认同和错误认知，还需参考斯迈思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经验的洞见，兼顾对外进行“文化甄别”，对内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政治[33]。

以“东亚焦虑”中尤为突出的性别议题为例，在消费跨国文化产业生产的影视剧、书籍及其背后的思考框架后，作为知识精英的女性播客主播，其性别主张难免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浸染。诚然，她们对家庭领域私人化问题的挖掘是深刻的：播客节目中，上野千鹤子关于女性家庭无偿劳动的论述、对“厌女”氛围的刻画被广泛援引，西方更“进步”的社会性别观念与家庭观念也常被提及，这都体现出女性知识群体对女性处境的细腻认知。作为亲身经历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一代，活跃于舆论场的青年女性失望地发现，“社会各个领域充斥着男性荷尔蒙的气息”，至少对城乡中产阶级与劳动阶级妇女中的“绝大多数”而言是如此[34]。但相关讨论的盲点在于：“东亚焦虑”对新自由主义的前瞻性察觉，似乎被“东亚式发疯”中对个体自由的去政治化追求抵消。针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的批判被普遍搁置，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脉络，以及性别与阶级、种族的政治经济互构关系，也基本被忽略。有主播还在节目中精准反思到，自己虽成功脱离“东亚”环境、移民德国，成为“女性主义进步世界荫蔽下的上等女权人”，却愧疚地自认为是“怯懦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样本85）。她的反思间接批判了部分主播对“东亚焦虑”的表层回应：单单鼓励女性开展自我探索、建立主体性以摆脱“东亚”秩序的规训，情感层面的共情未必对现实带来实质建设。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不能搁置历史视野，更不能消解“国家”与“革命”的维度：“妇女解放不是自己给自己解放，而是跟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一起去谋求解放。”[35]当部分知识女性认为当下中国舆论容不下女性主义讨论，转而诉诸日韩“东亚女性主义”文本作为表达工具时，更应摒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思维惯性，正视中国妇女解放与革命深度绑定的历史遗产，将斗争目标从国家和政策转向更深层的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根源。

“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切不可与西方话语合谋掩盖现代化的真正问题[36]。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坚持发展的观点，从实际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东亚焦虑”所批判的“单一经济增长导向发展策略”的反思与修正，对“可持续发展、社会关系协调及社会领域协调问题”的关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就已开始[37]。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正是反思“东亚焦虑”局限性、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最有力现实依据。孙歌在谈及中国政治叙事对亚洲普遍性想象的意义时强调：中国虽无真正的后殖民经验，却拥有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践与革命遗产——这种拒绝追问中国政治“缺少什么”的思维，同样可延伸至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讨论[38]。追问中国式现代化相比西方式现代化“缺少什么”，实则通过虚假的东西方二元对立，为反思普遍性与多元性的内在张力设置障碍。我们反对以中国经验直接涵盖东亚或亚洲的多元视角，但前提是中国的革命遗产与现代化经验能作为多元化格局中的独特一元，在去西方中心、去偏见的视角中得到认真对待。唯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努力不被忽视，针对东亚的焦虑话语才能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维度上得到真正解构。

讨论并解决“东亚焦虑”所映射的社会现实，与批判“东亚焦虑”话语本身，是不同的问题。基于话语分析的研究或许难以回答前者，但至少可以提醒：沿着个人化、商品化、消费文化代表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既有路径，很难真正消解掉“东亚焦虑”。20世纪90年代末大火的女性职场日剧《总务二科》，希望刻画和鼓励的是具有进取心和自主性、能靠自身保障心理或经济福利的主体；但此类作品塑造的能在职场环境中游刃有余的、颇有个人竞争力的主人公，所象征的“劳动幻想”（labor fantasy）遮蔽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依靠自由主义修辞蓬勃发展的事实”，试图让更多劳动者心甘情愿、源源不断地参与到这一经济机器的运作中[39]。同样是对现实中新自由主义发展逻辑的回应，如今流行的却是“东亚焦虑”话语，青年更愿意消费的却是“东亚式发疯”剧集作品。他们隐隐意识到，“东亚焦虑”话语和围绕“东亚”的流行作品提供的“心理治疗术”，某种程度也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践中的个体责任自然化、市场逻辑宰制让个体失去荫蔽合理化了。在认识到家庭问题的私人性、特殊性，感受到市场逻辑宰制下的痛苦、自我物化的悲哀，特别是在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普遍性霸权难以复现的现实后，他们会逐渐对新自由主义吹捧的“劳动幻想”感到疲惫，转以更富建设性的新视角超脱于不必要的内卷竞争。

（二）强互文性：内外舆论交汇的启示。话语的互文性被置于全球话语秩序的霸权结构中解构后，为“话语实践为何呈现当前形态”提供了基础性解释[40]。但话语实践改造既有环境的能动性还需得到挖掘——即其如何作用于社会实践，以及能为社会实践带来何种启发。

虽然“东亚焦虑”与此前部分带有浓厚负面情绪的青年焦虑表达类似，难以真正凝聚情感、引发集中的社会动员，但话语政治的隐蔽性以及围绕隐蔽性的讨论值得警惕。无论主播作为话语主体是否承认，从现实映射来看，“东亚焦虑”的核心指向仍是中国社会。日韩的地理接近性、和中国问题表面的相似性及儒家文化的附会性解释，使这一话语的使用与流通利于规避争议与审核风险。私人生活的情感分享赋予话语通俗意义上的广阔解释空间，让每个“东亚人”都能参与讨论。不过这种网络话语中的“梗”文化早有先例，正如青年键政圈的“入关学”话语基于戏谑与反讽展现的国家身份认同也十分隐蔽[41]。“入关学”与“东亚焦虑”一正一反，恰好呼应了对“擦边球的负面话语”的观察结论：把握当今中文互联网青年文化，须关注其情感共同体特质，将青年自发创造的结果置于与当代全球生活世界的联系中考察，承认“东亚焦虑”这类流行符号可能存在与现实脱节的话语实践过程[42]。简言之，国内网络青年文化中关于国族的某些消极情绪，并非是对现实生活去政治化反映。它与世界其他地区青年情绪生成一致，是“民族主义、身份政治、消费主义、平权运动等当代流行政治经济现象及其理论”的本土化呈现[43]。借助互联网赋予的知识流通可能与播客提供的去中心化表达机会，跨国/跨文化知识群体生产且反思着“东亚焦虑”。甚至未在大陆上映的国外影视剧，也能通过翻墙、网盘等渠道引发主播广泛共情。基于这种隐蔽性互动，“东亚焦虑”实现了内外舆论场的潜在交汇。

我们在讨论“东亚焦虑”背后的舆论风险之前需要承认，话语主体所借助的区域文化认同（不少甚至并未提及日韩青年的焦虑）、文本体现的生活议题、依托跨国文化消费的私密隐蔽性，均指向主流话语在舆论场中应对时下青年焦虑时的部分失灵。主流舆论首先需要正视并理解这种断裂。作为“东亚焦虑”中较为突出的两大议题，教育和生育能较好说明这类失灵。当“东亚焦虑”主体已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崇的市场逻辑表示反抗时，国内不同层级的主流媒体却仍为这一逻辑背书，持续推送“全寝保研”“学霸宿舍”等内容，将优绩主义下的优秀个体树为模范。这种强化零和博弈竞争与单一成功标准、忽视多元价值的成功学论调，已引发青年广泛不满。在优绩主义的合理性与多元标准的必要性之间，主流话语需寻求更优解，否则难以回应青年的现实焦虑。同时，“东亚焦虑”的话语主体以女性为主，主流话语在性别议题上的处理不时引发年轻女性抵触。生育话题与性别议题紧密关联，正是“东亚焦虑”话语存在的核心语境。但是，主流媒体的部分报道在引用专家观点、介绍生育友好政策时，未能充分考虑女性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实际需求与困难，缺乏对社会性别分工结构性不平等的重视，频频招致批评。当今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从传统婚育角色进行说教，无疑适得其反。

从对青年文化的“再政治化”视角出发，主流话语需要意识到的是，青年日常思想政治主题已“从宏大政治转向生活政治”[44]。在“东亚焦虑”话语中，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与情感体验已悄然融入公共领域讨论。部分知识青年借助日常生活分享与国内未正式引进的流行影视作品表达观点，既绕过说教式、脱离生活的主流话语，也对其流露出无声的抗议。主流话语须正视青年在实际生活中的真实体会，放低姿态展开切实对话。而要在方法上将这种紧张关系转化为良性互动，就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切实将“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新闻工作指导思想贯彻到舆论工作中。若在尚未真正理解青年问题的情况下试图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很可能无法回应青年面临的新问题，甚至引发不必要的舆论风波。

关注“东亚焦虑”话语，既要重视青年焦虑与主流话语的断裂在国内舆论场造成的风险，更要明确相关风险向国际传播领域扩散的可能。在新媒体形态的影响下，国际传播主体正从机构更多转向个人，传播内容也更贴近日常生活——这正是“东亚焦虑”借以表达与传播的基础。冷战时期，美国宣传其“松弛”生活方式，其中所包含的“生活方式美学”就具有重要的国际传播价值：“夫妻两人，两个孩子，两条小狗，两辆车，房子是独栋别墅，房前还有草坪，大人、孩子和小狗都能在草坪上嬉戏玩耍。这在当时成了东柏林、东欧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人民十分向往的生活方式。”[45]但是，传播“生活方式美学”的前提，是对本国宏观历史文化与微观生活形成自洽、积极的和普遍的认同。在国家大力推进中国国际传播力建设，把国际传播的目标定位为展示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的背景下，“东亚焦虑”话语却在通过日常生活分享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社会生活进行自我他者化的呈现。在这一话语中，本应用于营造有利外部舆论条件的国内“生活方式美学”，反而成为部分知识精英表达青年焦虑的载体。如前文所述，“东亚焦虑”话语与主流话语的隐蔽断裂暗含弱化舆论领导权风险，不利于国内舆论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的对外宣传全局性战略工作中，能否贯彻增强全民外宣意识的工作要求、筑牢以青年网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基础，将极大影响国外民意对中国的认知[46]。

与“东亚焦虑”作为西方现代性的副产品在中文互联网局部流通形成对照，2025年年初，美国网民以“TikTok难民”身份进驻小红书，与中国网民展开“对账”。从日常衣食住行到水电煤网、医疗、教育、养老，中国网友通过真实细致的日常开销，向大洋彼岸展示了立体、全面的中国。这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微观叙事，不仅实现了“自下而上”的舆论破冰，更通过具象化证据动摇了西方主流媒体长期以“落后”或“威胁”框架塑造的中国形象，瓦解了西方宏观意识形态偏见[47]。与“东亚焦虑”话语相似，“对账”以日常生活为载体，在微观层面实现了中外语境的互文：前者通过自我他者化表现出面对西方现代化的踌躇，后者则将西方现代化与自身真实体验对比，展现出相当程度的自信。

内外舆论场的交汇模糊了内宣与外宣的边界。小红书“对账”诚然是跨文化背景下一次成功的在地国际传播，“东亚焦虑”的讨论却从反面提醒：被平台赋权的草根群体分享本地生活方式，未必能自动建立全球传播新秩序。《人民日报》评论《“TikTok难民”涌入小红书》认为，美国网友“涌入”中国社交媒体，离不开中国的历史文化吸引力、“日新又新的现代化面貌”，以及“国家的开放、民众的友善、社会的包容”，并相信经济全球化与网络互通能让“TikTok难民”成为“地球村村民”[48]。然而，去中心化的自由双向交流，未必能真正实现理想中的“地球村”。在日常对话弱化媒体机构、平台渠道去中心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再中心化风险仍值得警惕。这里所说的再“中心化”中的“中心”就是在现实中依然有强大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秩序“中心”。诚然，“对账”中中国网友的自信、对西方生活方式滤镜的打破，乃至“帝吧出征”“饭圈女孩出征”在海外社交媒体展现的网络民族主义，流露出青年对国家民族的积极认同；但“东亚焦虑”借助模糊而负面的国族认同，在代表媒体去中心化的播客与社交媒体平台中以个体化形式流通，流露出了对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向往。“东亚焦虑”围绕新自由主义的讨论仍有庞大受众，这说明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技术政治思考并未过时：消费资本主义的各类危机已影响“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内外舆论场交汇使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愈发复杂，开展“文化甄别”仍有必要[49]。

从理论高度看，主流话语要在更复杂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既要警惕日常生活作为去政治化交流背后的内外“合谋”，更要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武器，以社会主义“新地球村”愿景对抗被媒介中心主义掩盖、依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持续制造不平等的“地球村”[50]。落地到舆论实践中，我们须以全球视野统筹国内国际舆论工作：既能认同“饭圈女孩出征”在海外社交媒体反击对华不当言论的行动，也不能冷落“东亚女”面临的性别歧视；既要看到中国网友与美国网友“对账”时展现的国家自信，也不能在完成国际传播“任务”后忽视青年网民的现实生活焦虑。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主流话语应更有底气加强与青年的真实互动，解决现实问题。只有当主流话语能有效回应“东亚焦虑”中的负面认同，激发对应的国族正向认同，中国青年网民自会在内外宣协同的大趋势下，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社会主义传播主体。

六、结语

本文融合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与费尔克拉夫三维分析模型并以扎根理论作为操作方法，系统分析了“东亚焦虑”话语的生产机制与社会意涵。这一话语作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的回应，围绕负面区域认同呈现为家庭代际关系、社会评价体系、群体心理特质及性别议题代表的话题组合，通过“发疯”主题表现出对“东亚”社会规范的反抗。相关话语实践既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隐性归附，又在精英话语的介入下形成有限的批判反思。本文发现，虽然该话语包含放大消极舆论、模糊国族认同的内外舆论新风险，其蕴含的反思性仍包含改造社会的能动性可能。“东亚焦虑”话语须被改造指向一种批判性、解构性的东亚认同，通过东亚及亚洲区域内部的多元性，抵抗西方中心的单一现代化路径，从而呼应多元现代性和多极化全球秩序的主张。当今，中国青年群体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也展现了青年试图突破结构性束缚的能动性。借该话语的讨论契机，对“东亚焦虑”的诊断甚至改造，也需要顺着“自我东方主义”的藤，走向借助对抗西方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个更重要的瓜。只有当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在东亚的有关讨论中得到重视，“东亚焦虑”话语才能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维度上得到真正解构。

“东亚焦虑”话语分析的启示不仅局限于理论层面。当今内外舆论场交汇的环境下，该话语的流行也正从多种角度说明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复杂性，进而为改造话语所处现实提供借鉴。一方面，主流话语体系需正视青年群体通过播客等去中心化平台表达的“生活政治”，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对话空间，放低姿态走近青年生活，回应真实问题，在与青年的积极对话中赢得意识形态领导权。另一方面，国际传播实践应充分重视民间话语在微观层面的传播效能，通过正向价值引导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转化为对外传播资源。本文认为，要用“再政治化”的视角看待当下青年舆论，不能单纯看到播客的去中心化属性以及分享内容的日常属性。小红书“对账”作为内外舆论交汇后国际传播案例愈显成功，“东亚焦虑”话语风险管控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对账”不能让全球传播新秩序自行建立，只是全球资本主义权力体系下文化主体间的不平等碰撞以及所涉及的生活意义交流的正向表现之一。为了在更加复杂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我们不仅需要主动拿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的思想武器，对抗依然屹立的资本主义竞争中心逻辑，还要将中国式现代化成就转化为内外宣联动的文化资源，依托坚实的青年群众基础，构建更加包容的国际传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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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赵月枝，陈斯达.中文播客中“东亚焦虑”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J].青年记者，2025(08):5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