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田自豪：统筹规划与开放创新：面向数智时代的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

作者：王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田自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8期

导 读：

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创新路径需要推动知识生产与实践需求相互结合、学术话语与职业话语相互协调、正确导向与开放共建相互统一。

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背景下的新闻学教材建设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要“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体现党和国家意志”，“深入总结新时代伟大实践，推出‘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并“开发一批基础教育科学教材，打造一批职业教育优质教材，建设一批本科和研究生一流核心教材”[1]。教材建设被定位为“国家事权”，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深刻关乎国家核心利益、长治久安与未来发展全局。一方面，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核心载体，教材既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中枢环节，也是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捍卫国家安全的关键思想阵地。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是“新时代党中央寻求并确证教材事业发展方向与建设理念的立场反映”，其本质是“重申教材建设国家办的法理规制”。[2]另一方面，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教材也是实现教育起点公平的核心机制。基于国家统一标准组织编写、审定并提供基础教材，可以确保不同地域、城乡或经济背景下的所有学生都能获得符合国家标准的、科学规范的教育资源，从而守住国民教育质量的底线。

新闻传播学科领域尤其需要通过系统化的教材建设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与传播，以培养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和国家战略需求的新闻传播人才。“教材体系是呈现知识体系化结构的基本方式，是呈现学术知识体系的基础方式，也是体现知识话语体系的重要方式。”[3]新闻传播学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且直接关涉舆论引导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因而其教材建设需统筹国家发展要求、学科发展规律与社会变革趋势。其一，从建设目标来看，新闻传播学教材承载着贯彻国家意志的关键使命，是以中国之理阐述中国之路和中国之治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中国实践的总结和基于此开展的一般性规律阐述，为人类信息文明发展贡献中国视角和中国力量。我们要通过建设时代化、中国化的精品教材服务于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政治坚定、业务过硬的新时代新闻传播人才。教材内容需深度融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例如纳入“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国际传播能力”等新理念，同时整合人工智能、跨境数据治理等前沿技术要素，以适应媒体融合与国际竞争的新传播格局。其二，从建设逻辑来看，教材建设与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密切相关。知识体系是教材建设的前提和根基，为教材的书写提供了核心概念、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话语体系可以为教材建设搭建骨架，作为知识传播和应用的表达系统，它影响着理论成果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学科体系充当着教材建设的制度性背景，教材建设往往依托于系统化、规范化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学术体系是教材建设的创新之源，作为知识生产的方法支持系统，其包含的研究范式、评价标准和学术传统都会对教材建设产生复杂影响。由此可见，教材作为其他体系的物质载体和转化枢纽，承担着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教育资源的关键功能。

新闻传播教材建设的根本诉求，是在国家统筹下兼顾学科的自主探索空间与知识体系的动态演进过程，从而形成植根中国土壤、对接全球关切的知识载体。完成此任务的核心机制在于国家主导与学术自主相互赋能、持续演进，在国家政策引导的整体布局之下，充分释放学科自身的创造力潜能，并建立知识内容的常态化更新与传播机制。作为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重要抓手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指引着新闻传播教材建设的基本方向。2022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推进方案》，强调马工程教材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着力建设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体现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原创性教材”，“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本科相关学科专业课程教材”等。[4]总之，教材建设可以为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提供重要的战略性支撑，唯有通过这一枢纽，新闻学的理论知识解释力才能直达数字时代日趋复杂的新闻传播现象。

二、中国新闻学教材的基本类型和话语风格

推动面向数智时代的新闻学教材自主创新，需要先回顾、把握现行新闻学教材的总体面貌和基本类型。通过历史梳理明确传统新闻学教材的生成逻辑，才能融贯“守正”与“创新”，为教材建设提供认知坐标。新闻学可以划分为理论新闻学、实务新闻学和新闻史三大板块，同样，新闻学教材也可依据这一知识生产逻辑而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关注党报理论或西方新闻理论的理论型教材，聚焦新闻事业发展史的历史型教材以及传授采写编评等新闻业务技能的应用型教材。其中，理论型教材是沟通新闻业的过去与未来、联结新闻业务的坚守与创新的重要通路，也是新闻学教材建设的主阵地。因此，本文重点围绕新闻学的理论型教材展开分析。

基于对新闻学知识本体的不同理解，学者往往采用差异化的话语风格来编写教材，进而对新闻学、新闻学子以及新闻实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以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例，长期以来形成重视教学、编写教材的传统，在理论型新闻学教材领域，几代教师所构建的教材话语风格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

（一）以甘惜分教授撰写的《新闻理论基础》为代表的党报理论话语。甘惜分教授撰写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新闻学理论教材。它将“现代新闻事业”视为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基于“党性原则”“群众路线”等党报理论核心要件搭建新闻学框架，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了行动指南。[5]采用类似话语风格的经典教材还有何梓华教授于1999年出版的《新闻理论教程》等。这类以党报话语为主撰写的新闻理论教材往往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类教材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新闻传播工作面临的意识形态要求，同时在教材编写、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实现了三者的有效贯通与互动。这类教材不仅服务于新闻宣传工作的实际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理论的中国化发展，为中国新闻教育和实践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

（二）以陈力丹教授撰写的《新闻理论十讲》为代表的新闻职业话语。陈力丹教授所著、于2008年出版并于2020年修订再版的《新闻理论十讲》围绕媒体社会角色、新闻业务要求、新闻职业道德等新闻实践环节展开论述，系统阐释了新闻业的核心职业理念与操作规范。该书对新闻真实、客观性、新闻与宣传的区分、新闻法等主要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展现出系统、自洽的职业理论框架对媒体实践的指导力。李良荣教授的《新闻学概论》也属于这一类型的教材，并同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这类教材往往直面新闻业日常工作中的复杂性、矛盾性，观照理念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如新闻真实受制于时效压力、新闻的理想角色与媒体的经营实践之间的冲突等。这类教材的价值不仅在于构建出自洽的理论体系，更在于对新闻实践中理念应然性与操作实然性之间张力的充分阐释，为理解中国语境下新闻实践的困境与坚守提供了学理依据。

（三）以杨保军教授撰写的《新闻理论教程》为代表的学理逻辑话语。杨保军教授所著的《新闻理论教程》侧重于对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和底层逻辑进行严密、细致的梳理和解释，对新闻理论基本命题的提出过程、主要概念的基本内涵进行了严谨、审慎的界定。这类教材不拘泥于具体的新闻业务操作或实践中的具体细节，以一种相对超脱的视角考察了新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出鲜明的逻辑思维底色。在内容结构上，教材围绕新闻传播的传受主体、新闻传播内容、传播原则和方式、新闻传播媒介以及新闻的收受等基本范畴展开，深入探讨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联，力求在理论层面上厘清它们之间的各种可能关系。

总体上看，这几种教材在不同领域分别做出了个性化的努力，分别以政治整合功能、职业赋能价值、理论自洽追求等方式作用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中制度性、经验性与哲学性维度的辩证统一。进入数智时代，新闻学教材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与当前新闻实践的不相适应：其一是理论知识相对滞后，对西方概念的路径依赖阻碍了数智时代以中国实践为起点的原创理论生长；其二是指导实践的能力有所下滑，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模态叙事、情感传播等数字新闻传播机制尚未被充分纳入到知识框架中；其三是价值传导断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未能充分转化为可操作的学科话语。近年来，中央“马工程”教材修订、教育部新时代“马工程”教材部署等制度安排为解决上述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方向性保障。在数智时代，新闻学应进一步激发自身的内生创新，深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根基，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学科内核，进而通过本土概念提炼与术语标准化，构建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实践的知识坐标，最终锻造出兼具文明主体性与全球对话力的创新型教材。

三、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开放创新路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连的学科，其教材建设水平直接反映学术界和教育界在该领域的知识积累与价值取向。面向数智时代的新闻学教材建设需以数字化转型为引擎、以媒体系统性变革为根基、以赋能国家治理为宗旨，通过形态革新、内容重构与机制创新，系统反映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在地性实践、本土化经验，构建一批服务终身学习、支撑人才战略的新闻学教材。

（一）知识生产与实践需求相互结合。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首要前提在于明确其工作性质，其本质是新闻学知识生产在新时代实践需求下的系统性重构。首批11家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与高校学科直接相关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材基地和复旦大学的新闻学教材基地，这两个学科都面临系统归纳梳理中国实践和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挑战。人大经济学教材研究基地通过组织系列研讨会、专题调研，制定教材编写原则与招投标办法，推出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目录、编写团队以及编写要求，形成了编写新时代重点教材的一整套工作机制。[6]复旦新闻学教材研究基地组建了咨询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等三个并行层次的专家队伍，召开了“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高峰论坛，举办了“中国百年新闻传播学教材陈列展”，积极推动新闻教育界的整体协作。

相较而言，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面临更为复杂的任务。新闻学学科深受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冲击，尽管学术研究与教育改革近年来取得显著进展，但将符合时代特征的知识体系系统化沉淀并构建为教材，仍是一项艰巨挑战。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并非对现有教材进行简单整合与提升，而是从实践出发，深入研究和厘清新社会条件与新技术背景下中国新闻学的基本命题、理论层级、知识框架、核心概念与主要观点。唯有确立清晰的知识体系，构建出紧贴实践需求的知识生产机制，教材编写方能顺理成章。

（二）学术话语与职业话语相互协调。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场域，其功能具有双重内涵：其一在于通过原创研究探索新知，追求超越现象的规律性认识（对应学术体系）；其二则在于对特定领域知识进行系统梳理与集成，超越碎片化认知（对应教育教学体系）。后者向学生提供认知框架、核心概念及思维方式，其影响更为深远——学生离校后将带着这一知识烙印投身社会。正因如此，新闻教育教学的目标并非仅仅“提供静态的知识模块”，而是提供具有“情境超越性”“行业超越性”“时代超越性”的可迁移式认知框架。[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闻学教材需要实现学术话语和职业话语的协调与贯通。相较于有限的院系、专业、课程与课堂，凝结了知识体系的教材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辐射更广泛人群（包括各类学员及社会求知者）；相较于静态的理论概念解释，扎根新闻业实践、源于经验世界的日常案例与日常表达更能激发兴趣、增进理解、指导实践，因而也是不可替代的。由此可见，新闻学教材的编纂标准既包括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新”（时代性）、“全”（系统性）、“准”（科学性）等“硬指标”，也包括文字精练、语言活泼、情境鲜活、素材生动、案例丰富等“软指标”。

（三）正确导向与开放共建相互统一。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要兼顾内容上的统筹把关和形式上的大胆创新，以达成正确导向与开放共建的相互统一。一方面，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把关是确保教材内容质量的前提。学术共同体需要通过统一研讨来确定教材建设的方向，将国家政策要求落到实处，凝聚院校、出版机构及学者个体等多方力量，确保教材导向正确、立场坚定、逻辑严密、内容严谨、结构科学。另一方面，动态的、参与式的知识生产生态可以进一步提升教材的内容质量和学生的使用体验。新闻学教材建设可以借助数字化平台的交互性，打破传统教材生产闭环，促使教师教学反馈、学生实践需求、作者知识迭代与读者传播效果形成多维度的内容共建网络。通过正确导向与开放共建相结合，新闻学教材既可以实现知识内容的持续演进与精准传达，也能从根本上提升教材的科学性、时效性、适用性和实践应用价值，最终形成既坚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又契合学科发展规律的创新型教材。

总之，面向数字智能时代的新闻学教材应敏锐回应社会变革，将后真相语境、社交媒体、平台算法、舆论极化和反转、用户广泛参与等已重塑原有知识体系的核心议题作为基础性内容进行充分介绍与分析，而非仅作延伸性点缀。在这方面，笔者十余年来在新闻学教学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并基于教学改革和学生反馈进行了教材编写的尝试[8]。此外，自主创新并非另起炉灶，新的教材仍需对新闻学的一般原理进行阐释，尤其是要融入我国新闻业数十年发展历程中总结出的丰厚经验，并坚守和发扬新闻事业研究及大学教学的基本原则和积极经验。

四、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重点任务

数智时代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宗旨在于以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透视中国经验的复杂性、讲出中国故事的独特性。从党报理论的提出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业变革，再到当下数字智能技术对新闻实践的全方位重塑，大量本土议题有待新闻理论提供解释。在新闻学知识迭代与整合的过程中，新闻学教材建设的使命在于清晰地阐释中国新闻事业按照自身模式不断发展变革的积极探索过程，特别是剖析这一历程中的“新闻—宣传—舆论”一体化运行逻辑及其揭示的意识形态工作经验。新闻学教学需归纳、呈现不同历史阶段新闻实践的内在共同点及其衔接脉络，致力于将这些核心内容系统地提炼整合，以防止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脱节和断裂。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新闻学教材建设要求学术共同体进行统一规划、深入讨论，进而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形成精细化、确定化的工作模式，超越对政策文本的浅表解读，实现对国家战略的深刻回应。

具体来看，新闻学教材建设需要攻克以下三方面的重点任务。

（一）增加原创性理论的供给，从长期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中生发出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源于对长期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的探究，其供给能力是知识生产的核心环节，直接影响着学科体系的健全、学术体系的创新水平、话语体系的影响力以及教材建设的质量。缺乏原创性理论支撑，新闻学教材将难以有效建立并维系其独立性和实质内容，因此，原创性理论是中国自主创新型教材赖以形成、发展与保持竞争力的核心学理依据和根本源泉。原创性理论需要以自主创新的标识性概念为支撑。标识性概念往往并非孤立或少量存在，而是构成一套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特定概念体系或概念系统。[9]例如，“新闻世界”[10]可以代表一种从宏观层面发展原创性理论、提出标识性概念的尝试，“信任性真实”[11]则代表一种微观的、针对具体议题而构造的标识性概念。目前，这些原创性理论与概念一般难以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尚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标识性概念。比较来看，新闻学中缺乏像社会学中的“差序格局”一样，可以与学科内中心概念“既有鲜明对比又有密切关联”[12]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

增强原创性理论与标识性概念的供给，需着力推进三方面工作：其一，深化基础研究，深入到中国经验之中，把握中国新闻实践的主要特征、特殊结构、内在规律，加强新闻学知识的纵向贯通与横向衔接，厘清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建设的关联；其二，强化“真实性”“公共性”“新闻职业”“新闻从业者”等关键新闻理论要素的知识更新，聚焦构建重点与薄弱环节，在概念范畴、理论原理、体系架构及数据案例等关键要素上加强攻关，着力产出原创性的理论概念范畴体系与基本新闻传播原理；其三，锚定数字智能技术，提升新闻学基础知识对技术变革的回应能力，强化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新闻学教材中的呈现、应用与转化，丰富教材的呈现形式与使用效能，推动新闻学知识向数字化、智能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二）着力回答好“什么叫中国新闻学”这个根本问题。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基本背景是国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战略布局，无论教材的体系架构、内容设计或表现形式如何规划，均需首要回应“中国新闻学”的核心内涵界定问题。新闻学研究具有显著的国别异质性与历史情境性。横向维度上，不同社会语境中的新闻业发展路径、研究议题及学术范式呈现多元形态，这一差异已被国际学界广泛论证。新闻学的知识生产并非以欧美范式为唯一标准，而是存在多中心并立的可能路径。纵向维度上，技术文明演进持续重塑新闻业实践与理论内核。例如，互联网技术的深度社会化催生了“互联网新闻学”“数字新闻学”“用户新闻学”等新兴理论框架，其核心在于回应技术条件下新闻生产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迭代，并与经典新闻学知识体系形成对话。中国在互联网与社会互嵌的实践中处于全球前沿，这为“中国新闻学”提供了独特的现实土壤——它既是新闻学在新时代的演进形态，亦深度融入全球新闻业格局，并植根于中国本土新闻发展的历史脉络。

此外，还需进一步厘清的是“中国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特色新闻学”等概念间的理论关联。教材建设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中国场景中的理念、制度、案例及历史经验，与新闻学普遍规律进行对话，并贯通考量各发展阶段的内在逻辑。这直接决定教材的基本框架：既需确立核心基础层教材（如涵盖新闻理论、历史、业务的“四梁八柱”），亦需纳入专题层教材（如前沿领域与交叉议题）。总之，对“中国新闻学”内涵的系统辨析，将直接映射教材体系的面貌，进而统摄新闻学教材建设在主题选择、框架设计及编撰团队上的差异化实践。

（三）整合学界资源，强化学科底层议题方面的共识。新闻学教材建设在工作性质和工作任务上具有复杂性，在具体的教材建设工作流程中需要加强对基础性、底层性内容的统筹，争取做到“多种教材、一个规范”，避免分散性、碎片化的编写模式，防止不同教材之间的知识错位。分散、拼接式知识模块让学生感到困惑甚至撕裂。例如，新闻学理论中的“新闻价值”是所有新闻作业流程的核心环节，影响到新闻的采写编发效率和议程设置效果。随着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的转型，新闻价值的判别标准和具体表现形式不断演化，针对新闻价值的学理学说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可分享性”正成为一个新维度。新闻价值不仅存在于新闻学理论课程，它是整个新闻生产体系中最前置的知识，在新闻采访课、新闻写作课、新闻编辑课，甚至数据新闻课、媒体融合课都会讲到，但是往往各门课上讲的并不一致，特别是针对新的媒介环境和传播格局，各个子学科的知识更新程度是不同步的，这也导致有些课程内容在学生看来与社会现实脱节，以及史、论、业务、伦理法规针对同一个议题不能相互对话和整体自洽。

强化底层议题上的共识有赖于学界的统筹规划、总体布局，它与碎片化、个体化的单本教材编著过程有显著区别。对于新闻价值、新闻制度、中国新闻媒体的社会角色等全局性、通约性、共享性的知识内容，学界需通过常态化的研讨机制来统一认识，进而将这些内容扩散到新闻学教材建设的过程中，提升教材中知识体系的严整性和完备性。

总之，新闻学教材建设的重点任务在于构建出一套涵盖“基础理论—专业理念—底层共识”的递进式框架，从而使新闻学教材全面覆盖新闻相关的理论、素养、伦理、应用与技能，最终实现核心理论与方法、本土化知识与前沿成果、理论解释效力与应用转化能力的全方位协同。

五、结语

归根结底，数字智能时代的新闻学教材建设重在构建一种完备的自主创新机制，使得国家制度保障与个体能动性在其中相互促进，从而创造一种劳获相济、绩效共彰的创新氛围。唯有制度保障与学界自觉形成深度耦合，才能发展出形神兼具的知识生产—教材建设的创新生态，其“形”在于教材建设得到体制机制的合理约束与必要支持，“神”在于以问题意识激活中国经验的理论升华。

一方面，制度保障是其现实根基，原创的理论、知识、教材需要得到更公正的评价，才能使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获得制度性的尊重，从而激励更多学者投身到中国经验的田野之中。另一方面，学界自觉是其动力源泉，研究者需重返中国经验、发掘中国问题的认识论共识，主动锚定中国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长期性命题（如数智时代新闻实践与历史经验的衔接）、根本性矛盾（如新闻—宣传—舆论的中国特色阐释）以及基础性框架（如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重构新闻学知识版图）。两方面结合之下，新闻学教材方能既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又真正为学生解惑，使其破除碎片知识之间、知识与实践之间、历史与当下之间的隔离。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新闻传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编号：MXG202412)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01-20(01).

[2]杨柳，罗生全.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内涵、性质与价值[J].全球教育展望，2023(03):113-128.

[3]杨保军.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教材与课程呈现方式[J].新闻大学，2024(11):70-84+119-120.

[4]教育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推进方案[EB/OL].(2022-02-19)[2025-06-10].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02203/t20220308_605562.html.

[5]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4-23.

[6]刘伟，陈彦斌.建设中国经济学的科学生态体系——以教材体系为突破以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J].管理世界，2022,38(6):57-71.

[7]王斌，田自豪.从知识中介到创新引擎：深耕学科基础课提升新闻传播人才综合能力[J].青年记者，2025(05):58-63.

[8]王斌.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394.

[9]杨保军.论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的基本构成及其主要关系[J].国际新闻界，2024,46(6):6-21.

[10]王润泽，米湘月.新闻世界：新闻学元概念和问题的新探索[J].新闻大学，2024(01):33-47+120.

[11]李唯嘉.如何实现“信任性真实”：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基于对25位媒体从业者的访谈[J].国际新闻界，2020,42(4):98-116.

[12]周雪光.“差序格局”:一个理想类型的建构与阐释[J].社会学研究，2024,39(04):136-157+229.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斌，田自豪.统筹规划与开放创新：面向数智时代的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2025(08):8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