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首霸”齐桓公：用“改革猛药”唤醒齐国

当历史的风掠过山东大地，吹向两千七百多年前的春秋乱世，人们总能在典籍里遇见那个站在时代拐点的身影：齐桓公。彼时，周王室衰微如残烛，诸侯争霸的狼烟从未停歇。这位从齐国宫廷内乱中胜出的君主，用四十三年的执政生涯，在滨海之地走出一条“以礼制霸、以霸行仁”的道路。他让国虚民困的齐国一跃成为春秋首强，更以“尊王攘夷”的旗帜，将霸主与守护华夏文明的责任深度绑定，影响深远。

齐桓公与管仲雕像

由乱而治，“改革猛药”唤醒齐国

临淄西关村北的旷野，暮色里藏着几分古意。残阳把云絮染成琥珀色，桓公台像一块被岁月浸透的老玉，静静卧在田埂与荒草之间。

沿木道拾级而上，鞋底咯吱作响。旁边的泥土里散布着些陶片，想来已有两千多年，如今与衰草纠缠共生。台顶风急，恍惚传来“车毂击，人肩摩”的喧嚣。

这座高台，是齐国故城的制高点。据考证，桓公台原是西汉齐王宫的南宫，主要用于处理政事。汉代称环台，魏晋称营丘，唐长庆年间，建桓公庙和管子庙于其上，始称桓公台。到了明清，“荒台吊桓公”已成临淄八景之一。

顺台壁看去，层层叠叠的夯痕清晰可辨，厚3至7厘米，致密紧实。每处夯窝当年都浸过民夫的汗水，夯锤落下的力道凝在土中，像一本摊开的编年册，记载着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往事。高台思高人，桓公台也成为历代文人怀古的主题。

近年来，桓公台建筑遗址迎来了保护性修缮：本体加固支护，恢复地表肌理，完善排水系统。曾占压遗址的旧屋，也逐步完成搬迁。桓公台像被拂去尘埃，原有的完整性得以慢慢修复、重新显现。

春秋初期的齐国，算不上强国。虽说坐拥山东半岛的大片之地，却因宫廷连年内乱、生产凋敝，沦为“诸侯轻之”的弱邦。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在与公子纠的权力之争中险胜，是为齐桓公。

齐国崛起，唯有改革。齐桓公登基之初，便在鲍叔牙的力荐下，放下“一箭之仇”的私怨，将国政托付给了管仲。自此，一场贴合齐国国情、触及根本的改革，在滨海大地上徐徐展开。

政治上，针对国家管理推行“参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针对民众管理推行四民分业定居的方针。经济上，在发展农业方面，提出了“均地分力”的主张，推出了“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在发展工商业方面，设立掌管财政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实行“官山海”政策，实现盐铁国家专营；在招商引资方面，也设立了多种优惠政策。军事上，强调寓兵于民，“作内政而寄军令”；用人上，推行“三选法”的官吏选任制度。社会保障上，以“九惠之教”改善民生。

从经济、政治到军事、用人，每一项改革都贴合齐国国情，既富国强兵，又藏富于民，这种务实创新的系统性改革范式，使得齐国政通人和，迅速发展为诸侯国中最强盛的国家。

“大国之主”并非齐桓公的终极目标，他要统帅群雄，重振天下秩序，成为时代的霸主。

振臂一呼，应者如潮，齐桓公做到了——

从临淄往东北行百余里，车窗外的田野渐次开阔，广饶县花官镇的柏寝台，便在秋末的田畴里露了头。这座周长近四百米的夯土台基，比周边地面高出近六米，十分醒目。

史书的文字，让这座高台与齐国霸业紧紧缠在一起：“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忍不住想象：当年景公在此扶木栏远眺，晏子在旁捻须论政，水波粼粼的少海泛着光，田垄间劳作的百姓、远处村落的炊烟，都收进他们眼底。

两人登台，亦可怀古。相传，此台是齐桓公为会盟诸侯所筑，因台上曾植柏数百株而得名。齐桓公确实来过，《史记》里有“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的记载。

如今台顶的古柏早已化作尘土，唯有酸枣树在夯土的缝隙间扎下深根。枝干遒劲地向天空伸展，红透的酸枣挂在枝头，风过时枝叶簌簌作响，像是要把两千多年的往事，轻轻讲给每一个驻足的人。

尊王攘夷，实力与道义双管齐下

任何时候想称霸，都并非靠武力征服那么简单。更何况，春秋以“乱”闻名：一方面是周王室的衰微、内乱，另一方面则是诸侯内部秩序混乱，戎狄趁虚而入、大杀四方。

齐桓公走了一条以信立威、以礼服人、以义聚众的称霸道路。一方面，他将中原诸侯的安危与稳定系于己身，保证中原内部的稳定；另一方面，面对蛮夷戎狄的侵扰，采取主动措施外攘夷狄。齐桓公的每一步，都占据了道义的高地，所以孔子后来评价说“齐桓公正而不谲”。

临淄五百里外，河北沧县的麦田深处，燕留城遗址的夯土痕迹藏在青苗间。这块高地上，弯腰就能捡到几片陶片，村民们总说：“这是齐侯当年留的恩。”齐桓公“分沟礼燕”的故事，已化作燕留城这个地名，连同散落在周边的老物件，勾勒出这位春秋霸主“以信立世、以义安邦”的面孔。

故事得从公元前681年说起。那是齐桓公执政第五年，雄心勃勃的他出兵伐鲁，鲁国不敌，献地求和，双方在柯地会盟。就在盟誓的祭坛上，鲁国大夫曹刿突然冲了上来，手持匕首挟持齐桓公，厉声要求归还齐国侵占的鲁国土地。在场的齐国大臣都慌了，劝齐桓公先答应，事后再报复。齐桓公却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口答应了曹刿的要求，还当场立下盟约，承诺归还土地。事后有人劝他撕毁盟约、讨伐鲁国，管仲却摇头说：“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齐桓公听从了建议，如约还地，“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同年，齐桓公迈出了称霸的关键一步：召集诸侯在北杏会盟，解决宋国内乱。可当时齐桓公威望尚浅，到了会盟日期，只有宋、陈、邾、蔡四国诸侯到场，鲁、卫、郑、曹等国全在观望。手下人劝齐桓公改期再会盟，凑够诸侯再说，管仲却坚持认为第一次会盟，绝不能失信。就这样，五国诸侯按时举行了会盟，大家一致推齐桓公当盟主，还订下了盟约。盟约规定：尊重天子扶助王室；共同抵御蛮、戎等部落侵入中原；扶弱济困，帮助有困难和弱小的诸侯。

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在鄄地再次会盟诸侯。这一次，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没有直接动武，而是以周天子的名义，率领陈、曹等国出兵伐宋。宋国一看齐国师出有名，只好求和。这一战，不仅让诸侯见识了齐国的武力，更让他们明白：齐桓公是“奉王命以讨不庭”，道义上名正言顺，还是配合为妙。至此，齐桓公霸业初成。

此刻的齐桓公头脑清醒：只在窝里横，欺负些小诸侯，算不得真英雄。

当时的北方，戎狄实力不断增强，时常侵入内地劫掠；西方的西戎时刻威胁着周王室的安危；在南方，被称为“荆蛮”的楚国，不断向中原扩张，侵蚀小国生存空间。齐桓公决定挺身而出，以“护佑华夏”为己任。

公元前663年，山戎侵犯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自率军北上，不仅击溃了山戎，还顺带消灭了山戎的盟友孤竹、令支。凯旋时，燕庄公感激不尽，把齐桓公一直送到了齐境。

齐桓公突然停下脚步：“诸侯相送不出境，我不能让您违背礼制。”于是，他把燕君所到的齐国土地，全部割给了燕国，还劝燕庄公“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诸侯听说桓公的义举，“皆从齐”。燕留城相传就是燕庄公为感恩齐桓公，在齐国赠送的土地上建的。

三年后，狄人攻打邢国，齐桓公又联合宋、曹两国出兵相救，把狄人赶走。可邢国的都城离狄人太近，又被战火摧毁，齐桓公便牵头把邢国迁到了夷仪，还帮他们重建了都城。邢国人搬进新都城时，“如归其家”，这便是“邢迁如归”。

又过了一年，狄人攻破卫国都城，卫懿公战死，卫国几乎亡国。齐桓公得知后，立即派人把卫国逃出来的七千余人集中到曹邑，还派齐军驻守，保护他们。第二年，他又带领诸侯在楚丘为卫国重建都城，让卫人“忘其亡”。

伐戎救燕、救邢存卫这两件事，让齐桓公成了中原诸侯心中的“保护神”，他的威望迅速提升。

齐桓公另一被称道的功绩，则是阻止楚国北上。楚国地处中原之外，对周王室不恭顺，到春秋时自称为王，故被中原诸侯视为“南蛮”。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宋、鲁、郑、卫、陈、许、曹等国联军进攻蔡国，接着攻击楚国，大军驻于陉地。齐国责备楚国对周王室不贡“苞茅”。处于守势的楚国承认了错误，而劳师远征的齐国也不好贸然开战，最后两国妥协，在召陵结盟，订立盟约，相互退兵，史称“召陵之盟”。由此，齐国暂时阻住了楚国北上的势头，楚国也被迫承认齐国的中原霸主地位。

“正而不谲”，做秩序的守护者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将只应分给同姓诸侯王的宗庙祭肉、红色弓箭、朝服之车赏赐给齐桓公，并准许他不必拜谢，以示恩宠。但年迈的齐桓公还是跪拜受赐，以示“尊王”。随后，他主持订立了盟约，各国约定互相救助、和平相处、经济上互通有无，堪称春秋时期的“和平公约”。

齐桓公逐渐把中原诸侯联合起来。由于各国间结盟修好，相互间战争减少，人民生活开始恢复安定，经济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

可惜，随着地位的稳固，齐桓公日渐骄纵。葵丘之会后，他认为自己的功绩胜过三王，想封禅泰山，经管仲劝导才罢休。晚年的齐桓公越发骄傲昏庸，最终，霸业成在他手，又毁在他手。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并称“春秋五霸”。纵观五人，晋文公是“权谋型霸主”，以谲术取势，虽称霸而缺乏正统性；楚庄王是“蛮夷转型霸主”，以武力破局，却难掩僭越之心；宋襄公是“理想型霸主”，以空谈仁义败亡，沦为后世笑柄；秦穆公是“地域型霸主”，以并吞西戎立足，从未融入中原核心。唯独齐桓公，他的成功不只让齐国雄起，更在春秋乱世里守护了华夏秩序。正因如此，他的霸业才得到了后世跨越千年的好评。

从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视角看，齐桓公最了不起的贡献，是在周王室日渐衰微时，守住了“天下一统”的根基。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精准点出：“齐桓公处于如此艰危的时局，靠着自己的国力和一班好辅助，创造出‘霸’的新政治来，维持诸夏的组织和文化。”彼时的中原诸侯早已乱成一锅粥，“强的欺负弱的、人多的吞并人少的”成了常态，齐桓公靠会盟凝聚共识、靠征伐平定乱象，把一盘散沙的诸侯拧成了一股绳。

他做事并不局限于齐国的私利：伐戎救燕、救邢存卫的举动，成了诸侯团结的象征；与楚国对峙，也不是为了争夺地盘，而是阻止楚国北上破坏中原文化秩序。这些行动，不仅减少了诸侯间的相互攻伐，更挡住了外部力量对中原文化的冲击。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给孔子的“大同”、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铺了实践的基石，也为中华民族早期的融合埋下了种子。那时候，不只是中原诸侯认齐国为盟主，连北方的狄人、南方的楚人，也渐渐融入齐桓公主导的秩序里。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融，就这样悄悄展开了。

从与诸侯的相处模式看，齐桓公始终用信义做纽带，把“救灾恤患”当成自己的责任，对盟友多有仁厚之举，这和其他霸主靠威权压服诸侯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晋文公当年为了报复流亡时曹国、卫国的无礼对待，直接扣押了曹、卫国君，搞得两国陷入内乱；即便后来恢复了两国社稷，还是放任大臣专权，搅得百业不宁。楚庄王虽有问鼎中原的霸业，可根基全在武力上：曾围攻郑国三个月，逼得郑伯光着上身、牵着羊出城请降，虽说没灭郑国，却把强势展现无遗。秦穆公称霸西戎，眼里更多的是吞并小国、开疆拓土，少了齐桓公“存亡继绝”的仁厚。正因此，齐桓公的霸业才得到了广泛的诸侯认同。

齐桓公构建的霸业秩序，不是靠武力强制绑定，而是以周礼为文化内核、以仁政为政治纽带，其他霸主和他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晋文公的“践土之盟”，虽说也有周王派尹氏策命他为侯伯的仪式，可本质上还是靠威权定秩序，盟会刚结束，就联合秦国围攻郑国，记恨旧怨不放；楚庄王在“邲之战”打败晋国后，虽喊出“止戈为武”的口号，却仍用“问鼎”的形式试探周王室的权威，留下了把柄。相较之下，齐桓公有“礼乐+仁政”的双重内核，成就了春秋时期最稳固、影响最深远的霸权格局。

从文化传承视角看，齐桓公更像一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孔子后来评价管仲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在礼崩乐坏的年代，齐桓公的霸业之所以特殊，就在于他没把称霸当成终点，而是用这份力量守护着天下的秩序和文化的传承。这份超越一国私利的担当，才让他在五霸中脱颖而出，成了后世心中真正的霸主，也成为齐文化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