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流淌看中国》：文明的故事，首先是一部水的史诗

当迁徙季的候鸟年复一年掠过黄河入海口，当长江畔的白色灯塔目送万吨巨轮驶向深海，我们或许很少会想到，在这些司空见惯的水景背后，流淌着一部怎样的中华文明史。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江河流淌看中国》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深邃而流动的视角：文明的故事，首先是一部关于水的史诗。

文脉兴衰的水系法则

水，是人类生命存续不可替代的前提。在早期人类还没有具备生产能力的时候，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水量已经远超直接饮用的范畴。正是这种对水的原始依赖，驱使最早的人类群体走出东非大裂谷，开启了跨越非洲的迁徙征程。在文明曙光初现之前，水就已经默默划定人类活动的基本版图。

生产力低下的年代，雨水雪水受制于天时与地理，地下水开采依赖技术工具，植物体内的水只能应急。真正支撑文明诞生的，是那些流淌在大地上的河流。它们为生息繁衍提供了最稳定、最易获取的水源，一条水量充沛、流域广阔的河流，足以滋养一个庞大的人类聚落。

但是，水的存在本身并不会必然催生文明。关于这一点，葛剑雄揭示了一套精密的自然选择机制，比如：适宜的气候将古文明限定在北温带，合理的地形排除了高原和沙漠，肥沃的土地和水的利用条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放眼全球，黄土高原与冲积平原展现出独一无二的文明孕育优势。相比之下，尼罗河虽然足够长，但两岸很大范围内都没有适合耕种的农地。从水的利用条件来看，古罗马为引水入城，不得不耗费巨资修建绵延数十公里的引水渠，而华夏大地的都江堰能获得成功，不仅源于先民“乘势利导”的智慧，也得益于河流本身的天然优势——能够以较小代价实现自流灌溉。现在回过头看，这种地理禀赋的差异，早在文明起步阶段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河流的空间格局进一步塑造了文明特质。黄河与长江的近距离共生，构建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资源互补机制；两河流域文明在交流中成长；而美洲三大文明因隔绝成为历史陈迹。作为天然通道，河流既是拓展生存空间的血脉，也是国家形态的催化剂。

文明并非人类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水的物质基础上，人类智慧与自然条件相互调适的产物。葛剑雄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完全有意识发展的结果，因此，人类与河流的互动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读懂水的物质属性，不仅是为了理解过去，也是为了找回那种顺应自然、巧用自然的东方智慧。

水流浸润的精神世界

水不仅塑造了文明的物质基础，更深刻地参与了精神世界的构建。“同饮一江水”远非简单的地理描述，而是文化认同的生动写照。长期生活在同一流域的群体，通过共同的水源滋养，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建立起属于这片水域的独特文化。

这种精神塑造首先通过语言显现其力量。在同一个流域内，即使空间距离遥远，密切的人际交流仍然能够让方言保持一致，而“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文化现象，则在大河流域的连贯性中得到了完美诠释。黄河中下游能成为华夏文明公认的“中原”核心，正是得益于这种以水为纽带的文化整合，才能将散落的“风”化为共同的“俗”。

在认知有限的古代，既滋养生命又毁灭家园的双重属性，催生了复杂的水神信仰体系。从黄河、长江等“四渎”的官方祭祀，到李冰父子、妈祖等地方水神，形成了完整的神灵谱系。1781年黄河决口后，乾隆皇帝特派专员探寻河源以便直接祭祀，这种敬畏虽然并不能消除水患，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水资源的保护，也体现出精神信仰对现实行为的深刻影响。

对水的管理还催生了独特的制度文明。葛剑雄曾实地见证过，在北非的沙漠绿洲，基于《古兰经》誓言的水资源分配彰显着神圣与公正；在古达米斯古城，古老的草标计时法调节着水流分配。这些制度不仅是技术安排，更是文化传统的体现。而在中国古代，水管理制度更是中央集权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以京杭大运河为例。这条纵贯南北的人工水道，最初的开凿动机是保障粮食供应。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而周边农业无法支撑都城庞大的粮食需求，只得依靠江南漕粮北运。但将粮食绕道洛阳再转北京的方案既费时又缺水，于是元朝巧妙利用隋代运河基础，在山东段打通新航道，形成了直达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可以说，没有这条水道，北京就难以成为三代帝都；而正因为定都于此，王朝才不惜代价维持运河畅通。

在运河山东段，由于水源困难，南四湖、洪泽湖等水源作为“水柜”蓄水济运。为此，山东设立“泉老”专职管理每一处山泉，确保泉水全部引入运河。在漕运任务完成前，即便周边农田干枯，也严禁民间取水。与此同时，运河也成了权力与腐败的温床。为保障漕运，民间商船被禁止使用运河，催生了贿赂官员、夹带私货的乱象。管理黄河与运河的两个衙门因手握巨额经费，成为明清最富庶也最腐败的机构。更颠覆我们想象的是，当时的普通人根本无法全程利用运河北上。过了江苏淮安清江浦，多数旅客必须改走陆路，连部分粮船也需分段转运。这条被视为南北动脉的大运河，实际通航条件比想象中更严苛。可见，水的管理不只涉及技术层面，更是制度与权力的体现，在展现古人高超的水利智慧时，也暴露出社会中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为理解传统社会的水制度文化提供了生动注脚。

在流淌中寻找永恒

清末以后，运河完成了漕运使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很多地方在探寻运河的旅游开发利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已不仅是区域性的水道，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珍贵遗产。物质遗产的修缮维护固然重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更为复杂，它需要传承者的代代相继，需要在“活化利用”与“保持本真”之间寻求平衡。真正体现地域文化精髓的，往往是那些深深植根于水土的方言、民间饮食、民居建筑等元素。这些文化印记的形成，无一例外都与当地的水文环境、物产资源紧密相连。

与历史上的运河相比，今天的水系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任何关于水文化传承与开发的规划，都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原貌的准确认知基础上，否则难免陷入盲目开发的困境。

不仅运河，黄河、长江等江河均是如此。葛剑雄认为，江河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应该延续江河的生命。尤其是黄河流域所拥有的人文资源、历史遗迹、文化精华，是长江流域或者其他流域不能替代的，在文化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文明所不能替代的。如果从物质文明层面观察，可能会觉得黄河已经衰老，但如果从精神文明层面，看到人类文化遗产的话，就会对黄河充满信心。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似乎正在逐渐遗忘这些古老的文明遗产。当河流被裁弯取直、被水泥硬化，当湖泊湿地不断萎缩，被切断的不只有自然的水流，还有水与历史、与文明本源的联系。如今，每一条静默流淌的江河，无论是否面临污染或断流的威胁，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文明的载体。因此，守护它们不只关乎环境保护，更是一场文明赓续。

让中华文明的血脉在江河奔流中永续流淌，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责任。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