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破碎，他们用知识与风骨筑起文化长城

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中，有一抹耀眼的精神亮色。数十所大学在炮火中辗转内迁，于山河破碎之际坚守治学之道，用知识与风骨筑起高等教育的长城。从实地走访的纪实之作到史料汇编的文献典籍，从名师讲义的思想结晶到外国友人镜头的真实记录，通过一批展示这段历史的图书，人们得以重温那段高等学府弦歌不辍的艰辛历程，感受广大师生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山河万里藏风骨

“七七事变”爆发后，一场人类教育史上规模空前的高校大迁徙拉开序幕，数十所大学带着“庚续文脉、救亡图存”的信念，踏上了颠沛流离却坚忍不拔的内迁之路。

作家聂作平用八年时间完成的《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极具温度的注脚。在书中，我们能读到浙江大学“文军西征”的壮举。1937年11月，浙江大学从杭州出发，途经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行程近3600华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到达贵州。迁校途中，师生们背着书籍、仪器，徒步穿越崇山峻岭，忍饥挨饿、躲避空袭是家常便饭。有学生在日记中记录：“每日行三四十里，山路崎岖，脚痛难忍，然念及家国之难，不敢有丝毫懈怠。”

即便如此，学校仍克服困难在祠堂里开设课堂，在山洞中搭建实验室。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以身作则，每日带领师生晨跑，勉励大家“强健体魄，方能担救国之任”。聂作平在走访湄潭浙大旧址时，看到当年的实验室已斑驳，墙角仍留存着学生们刻下的“科学救国”字样，这些细节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对长沙临时大学的迁徙之路，书中也有生动呈现。1937年11月，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仅一个月，日军就已逼近，师生被迫再次迁徙。此次分为三路：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再经香港、越南海防入滇；一路沿湘桂铁路至桂林，再经柳州、贵阳入滇；最艰苦的是“步行团”，由280余名男生和11名教师组成，从长沙出发，徒步穿越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历时68天，行程3680华里。聂作平重走这段路线时，特意采访了“步行团”成员的后人，了解到途中的诸多故事：师生在湘西山地遭遇土匪，凭借智慧化解危机；在贵州盘县停留时，向当地百姓普及科学知识；抵达昆明时，虽然衣衫褴褛、满面风霜，但每个人眼中都闪烁着坚定的光……

聂作平在自序中写道：“我走了那么远的路，读了那么多的史料，写下那么长的文字，我仅仅想告诉你——在我们栖居的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这样一群人，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倔强的身影，执着的声音，孤勇的命运。”这些内迁的大学，如同播撒在西部大地的文化火种，在偏僻落后的环境中顽强生长，为抗战胜利和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

位于云南师范大学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弦歌不辍见初心

如果说《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是重返抗战大学内迁的历史现场，那么《弦歌不辍：长沙临时大学纪实》与《中山大学在澄江》则用史料还原了战时办学的艰难日常。

前文提到的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正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弦歌不辍：长沙临时大学纪实》一书，通过梳理档案史料、师生回忆录、当时的报刊报道等，记录了该校从筹备到迁徙的全过程。

根据书中所述，短短一个月，筹备委员会成员克服重重困难，租赁了湖南圣经学院、涵德女校等作为校舍，调集图书仪器，招募流亡师生。当时的办学条件极为简陋：大礼堂被改造成公共教室，课桌板凳参差不齐；宿舍是简易的木板房，十几人挤在一间，晚上只能睡上下铺；图书仪器严重匮乏，许多课程只能依靠教师的记忆和板书授课。即便如此，师生的治学热情丝毫未减。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名师登台授课，座无虚席，有时甚至连窗外都站满了旁听的学生。

课业之余，师生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他们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演讲团深入长沙街头、工厂、乡村，宣传抗日主张；创办《临时大学日报》，刊登抗战消息和爱国文章；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慰问将士、救治伤员。书中一位学生的日记令人动容：“每日上午上课，下午参加救亡活动，虽身心疲惫，但想到能为抗战尽一份力，便无怨无悔。”

面对这群可爱的师生，当地百姓给予了极大支持：他们腾出房屋作为校舍，提供粮食和生活用品，当地许多青年纷纷报考该校，渴望通过知识报效国家。书中这些细节，展现了湖湘儿女与高校师生同舟共济的深情厚谊。

《中山大学在澄江》一书则通过原始史料，呈现了国立中山大学在云南澄江的办学历程。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中山大学从广州出发，历经多次迁徙，于1938年11月定址云南澄江。

书中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校地合作的往事。中山大学迁驻澄江后，开展了一系列惠及地方的项目：设立民众教育馆，向当地百姓普及文化知识和科学常识；组织农业推广队，指导农民改进种植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建立医疗服务点，为群众提供免费诊疗。“融入地方、服务地方”的办学理念，改善了当地民生，团结了校地关系。许多百姓家庭主动为学生提供住宿，一些工匠义务为学校修缮校舍，形成了“校地同心、共抗时艰”的局面。

据《中山大学在澄江》所述，该校还按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训，将抗战救亡教育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课程设置上，增设了“国防化学”“军事训练”“战时经济”等课程；师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创办刊物、组织演讲、演出抗日戏剧；许多师生还毅然投笔从戎。

烽火硝烟中，高校师生将教育与抗战救亡、地方发展紧密结合，展现了中国教育的韧性与担当，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西安临时大学学生在翻越秦岭的途中

学术之光映山河

抗战时期的大学，在教学与科研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西南联大名师课》与《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两部著作，呈现了那段特殊岁月里的学术之光。

《西南联大名师课》是西南联大博物馆首次组织编选的经典丛书，收录了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52位联大名师的300多篇文章。这套丛书并非简单的讲义汇编，而是经过精心筛选和编排，既保留了名师们的学术精髓，又体现了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和学术特色。

战乱年代，学者坚守学术阵地。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授《诗经》《楚辞》，不仅旁征博引、见解独到，更将爱国情怀融入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陈寅恪双目近乎失明，仍坚持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课程；朱自清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清晰的脉络、深刻的分析，为学生们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丛书里见学识、见思想，更见精神。《人文精神》专题中，冯友兰的《论风流》、钱穆的《中国文化精神》等文章，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强调了人文精神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在《科学精神》专题中，叶企孙的《物理学与现代文明》、吴大猷的《科学研究的精神与方法》等文章，既介绍了前沿的科学知识，又倡导了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这些文章跨越时空，至今仍能带来深刻启示。

西南联合大学被看作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书中收录名师的讲义和文章，揭示了该校成功的秘密：既注重扎实的基础知识教学，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成果；既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又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一书则呈现了战时中国科学家的精神风貌和科研成就。李约瑟是英国科学家、科学史家，1941年，他受英国皇家学会之托，率领“中英科学合作馆”来华，开展援助中国抗战的科学合作工作。在华期间，李约瑟足迹遍布大后方的11个省份，走访了300多个科研机构和大学，留下了约1000张珍贵照片和大量日记、报告。

在李约瑟的镜头和文字下，我们能看到：在昆明的简陋实验室里，吴大猷带领学生开展原子物理研究，仪器设备大多是自制的；在重庆的山洞里，李四光不顾日军空袭的危险，坚持开展地质勘探工作；在贵州湄潭的农舍里，竺可桢每天坚持观测气象数据，记录气候变化，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战时的科研条件极为艰苦，实验室简陋、仪器匮乏、经费短缺，还要面临日军空袭的威胁，但科学家没有放弃科研理想。他们以“科学救国”为己任，在各自领域里刻苦钻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侯德榜发明“侯氏制碱法”，茅以升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王淦昌开展核物理研究……对此，李约瑟高度评价：“中国科学家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科研成就，令人敬佩不已。他们的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精神力量。”

抗战时期的大学，是烽火中的文化灯塔，是救亡图存的精神堡垒。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岁月里，高校师生以“庚续文脉、教育救国”为己任，在迁徙中坚守，在困境中发展，不仅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薪火，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更孕育了刚毅坚卓、自强不息的精神财富。那段岁月里的热血与坚守、智慧与责任，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位于李庄禹王宫的同济校本部旧址

相关阅读：

1.聂作平：《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弦歌不辍：长沙临时大学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

3.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云南省档案馆：《中山大学在澄江》，中山大学出版社

4.刘晓、约翰·莫弗特：《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湖南教育出版社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