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媒介信任”：概念辨析与机制探讨

作者：杨雨阁（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12期

导  读：

本文希望通过回溯媒介信任的研究历程，对概念本身进行深度辨析，既对当前概念混用、模型零散、逻辑倒置等问题做出学术回应，也尝试着为后续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清晰的概念支撑。

一、问题缘起

大众对媒介的信任关乎媒介存在的合法性，然而近年来相关调查显示，世界范围内的媒介信任水平正在逐年降低 [1]。作为一种基于文化心理的社会关系，媒介信任的主体是谁？信任什么？如何形成？多年来研究者一直在探讨这些问题，并以此重建媒介信任。但是，在数字社会与传播结构深刻转型的背景下，媒介生态碎片化、平台化与算法化，正在重构公众获取信息、形成判断与建立信任的方式，同时，媒介信任也深嵌于政治权威、制度环境与国家治理能力之中，这对我们理解和重塑媒介信任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只有准确把握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信任文化情景，深入理解不同人群的媒介使用逻辑，才能为传播实践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撑。照此进路，近年来的媒介信任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尤其是在大众文化心理取向的启发下，催生了大量的经验成果。然而，由于核心概念的交叉混用与理论体系的反哺不足，现有研究呈现出庞杂无序的混乱状态，这使得既有成果难以针对新的问题背景形成有效的经验解释，也难以形成系统化的学术积累进而实现理论突破。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回溯媒介信任的研究历程，对概念本身进行深度辨析，既对当前概念混用、模型零散、逻辑倒置等问题做出学术回应，也尝试着为后续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清晰的概念支撑。

二、概念回溯

围绕着大众对媒介的信任态度，过往的研究形成了媒介可信度、媒介信任与媒介公信力三个主要相关的概念。三者出现各有先后，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与问题情境，呈现出一种递进的关系，也反映出媒介信任概念内涵的层层推进与理论边界的逐步扩展。

（一）媒介可信度：以专业主义为核心的认知性评价

最早有关大众媒介态度的研究有二，一是查恩利（Charnley）于1936年对新闻报道准确性的调查[2]，二是霍夫兰（Hovland）及其团队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信源与说服效果的研究[3，4]。二者提出了“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这一概念，也奠定了基本的量化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社会陆续爆发了水门事件、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新左派”运动、总统选举等一系列事件，人们对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行为产生了强烈反感，直接带来了传媒行业的信任危机，故而在学界掀起了对“媒介可信度”的研究热潮[5]。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美电话调查（ASNE，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1984-1985）大面积考察了当时美国社会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加孜亚诺和麦克格拉斯（Gaziano & McGrath）[6]以此为基础设计了“唯一经过效度检验的可信度量表”[7]。随后，梅耶（Meyer）对量表中容易对受访者产生误导的部分进行了调整[8]，成为媒介可信度研究的基本模型，并迭代至今。详见表1。

表1 媒介可信度研究量表迭代一览

随着方法体系的成熟，媒介可信度研究逐渐将不同的新闻生产要素、不同的媒体类型纳入测量，前者可归纳为来源可信度、信息可信度、渠道可信度三大部分[13]，后者依次囊括了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形态，新近也出现了“算法信任”“AI信任”等研究热点，但这也导致指标数量激增和量表体系混乱，有研究统计自1950年至2018年间，共有259项媒介可信度研究，产生了198项测量指标[14]。纵向来看，以上媒介可信度研究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测量维度越来越向专业主义收紧。如斯特伦贝克（Str?mb?ck）所言，“正是因为当前的‘高选择媒介环境’（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s）使得媒介可信度的测量维度越来越复杂，人们对不同类型的媒体，或是不同栏目，甚至是从业者个人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的可信度标准，因此这种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和多维度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再也无法准确且直接地对媒介本身的信任做出合理测量，反而应该将测量的维度直接缩小为信息（information）本身”[15]。

回到新闻业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诞生之初，彼时结构功能主义的大流行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媒介可信度”研究中的专业追求与技术属性。在共同体消散的大机器时代，工业化与城镇化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生产规模与交往模式，社会重新分工继而出现了许多承载着不同功能的中层结构和社会系统，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依附于这些系统，卢曼将这种依赖称为“信任”，并认为信任能够帮助人们“消除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16]。为确保社会各子系统合理发挥功效并稳定运转，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由此，人们对系统功能的信任转移到制度上，“系统信任”化约为“制度信任”。就信息系统而言，公民需要专门的机构和组织提供信息以掌握社会动态，新闻行业应运而生。西方新闻业进一步遵循职业社会学的路径，建立起了包括培训体系、职业团体、规章制度等各种结构性制度[17，18]，又凭借专业知识和生产技术垄断了信息生产[19]，最终在社会功能系统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因此可以说，大众对新闻行业最初的信任是一种基于信息需求的功能系统信任，或说制度信任。然而，在新闻行业的专业化历程中，操作层面的技术规范能够通过具体章程而一以贯之，但服务于公共福祉的价值理想却无法以确定的形态传以后世。不同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文化中的核心问题千差万别，“社会关怀”包含哪些内容，具体如何实现，只能在不同情境中由从业者形成历时性的判断，难以通过量表指标予以固定。

一言概之，“媒介可信度”将受众的信任理解为一种对其专业程度的认知性评价，并提供了一个将大众媒介态度可视化的操作体系，但囿于其方法上的技术取向，往往止步于表层的数据测量，而难以解释信任背后所蕴含的更为深层的结构问题和价值取向。

（二）媒介信任：从文化心理出发的社会互动考察

媒介可信度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媒介信任图景，但没有扭转媒介信任度下降的趋势。有批评认为，这种测量方法既无法穷尽所有指标，也没有贴近具体的实践，最终只是对一些整体特征泛泛而谈[20]。故而一些学者转向理论，从“信任”概念出发重新认识“媒介信任”，又将“媒介可信度”嵌入“媒介信任”中，以拓展对概念的理解[21，22]。在2007年科林和马特斯（Kohring & Matthes）的研究之后，“媒介信任”（media trust）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他们认为，大众通过媒体获取信息以抵抗未知风险，但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拓宽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媒体的功能转而体现在对重要事实的“选择”上，因此大众对媒介的信任实则是对“选择”（selectivity）能力的信任[23]。在方法上，该研究仍然沿用了前人的量表体系而没有突破其局限，但在理论上，它尝试着引入“信任”这个经典的社会学概念，从理论内部打开了对媒介信任的再讨论，这启发了相关研究从现象测量转向对形成机制的探讨，也意味着概念本身从一种专业性描述走向了更具建构色彩的理论领域。

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文化转向”以来，学者们逐渐发现信任同样来自文化传统和道德倾向之中，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无形地限定着现代制度的可行性。如帕特南[24]、布尔迪厄[25]将信任看作一种维系民主运转的重要社会资本，福山[26]将信任看作一种创造经济繁荣的社会美德。英格尔哈特又提出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27]，表明人们的需求正从物质消费和人身安全转向个人自我表达与积极的社会参与，这直接影响到了信任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心理的形成。简言之，信任不仅是一种功能依赖，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继承自传统道德，也流变于现代需求，既关系到某一个专业组织的合法性，也影响着不同结构组织之间的互动。

以“信任”为参考，媒介信任的讨论范围从大众对媒介的专业性认知扩展到社会文化层面。许多研究聚焦于社会关系网络[28，29]、个人媒介认知[30]、后物质主义价值观[31，32]，研究结果也基本支持了前人的结论，即更紧密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带来更强的媒介信任，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起到相反作用。更多研究关注政治信任与媒介信任之间的相关性。在微观层面，个人的政治兴趣和党派立场直接影响着对媒体的信任程度[33]。在宏观层面，有研究证实了政治信任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媒介信任程度也更高[34，35]。反过来，诸多研究也将媒介信任作为一种自变量或者中介变量，将媒介信任作为影响公共政策、经济发展、政府管理的重要因素。如论证媒介信任与税收[36]、合作效能[37]、身份认同[38，39]、意识形态与政治倾向[40，41]、国家主义（nationalism）[42]、社会心理调停[43]、社会议题认知[44]、政策支持与劝服[45]等之间的相关性。

在“信任”理论的支持下，研究者们意识到大众对媒介的信任不仅来自以专业主义为前提的功能需求，也是一种在社会互动中累积、迁移、互相作用的文化心理，这大大扩充了媒介信任的概念内涵，也是对可信度量表体系无力考察社会文化价值方面的回应与补充。遗憾的是，相关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形成有力的理论反哺，反而流于碎片和零散。一方面，从文化视角讨论媒介信任意味着以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异质性为前提，这种在地化的研究打破了对全球媒介信任普遍下滑的笼统印象，目前世界范围内仍有许多地区维持着较高的媒介信任水平，比如中国和北欧地区。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使得研究结论缺少通行于其他文化情境的解释力。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既缺少历史的视角以探讨地区的文化特征与信任传统，也缺少比较的视角以考察外来理论与方法同本地情况的适用性，甚至缺少与媒介信任主体之间的对话，而仅在大型社会调查的数据库中做相关性推演。媒介的功能结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尚且有不同的表现，遑论文化心理在各个社会中的差异性。如果不贴近大众并观察其媒介信任行为，不透析主体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那么媒介信任研究实际上就缺少了研究对象。在缺少主体的情况下，断裂的因子分析和相关性推论必然无法构成一张弹性的文化网络，经验研究也就无法上升到理论建构的层面。

（三）媒介公信力：价值共识与中国的本土化调适

我国的相关研究以媒介公信力为起点。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市场化浪潮的影响下，我国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些行业乱象，学界就此提出了媒介公信力的概念，意在呼吁新闻媒体重视社会公共责任。随后在“非典”期间，媒体缺位、失语的情形再次对媒体形象造成冲击[46]，关于重建新闻行业社会影响力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峰，媒介公信力成为中国语境下的一个自发概念。与媒介可信度和媒介信任相比，媒介公信力格外强调媒介的道德义务，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其中“公信”意为“社会成员的集合性判断与评价”[47]。然而，早期媒介公信力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学理辨析上[48，49]，并未进一步完成概念内涵的自主建构，研究路径也主要借用了西方媒介可信度的方法体系。

2005年，张洪忠在博士论文中通过文献研究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探寻我国媒介公信力概念的构成，初步判断出三个维度即“权威性”“实用性”“真实性”。2006年，靳一从“新闻专业素质、社会关怀、媒介操守、新闻技巧”四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50]。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媒介公信力的研究逐渐拓展到网络媒体与社交媒体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我国网络媒体可信度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51]与《中国网络媒体可信度指标体系构建的实证研究》[52]。2018年，詹骞等人结合网络田野调查与面访等质性研究方法，得出由“基于用户体验的社会影响力”与“管理良好”两个维度构成的社交媒体公信力测评量表。这个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自新闻诞生以来的既有认知，即“信息内容客观、准确”这一题项由于共同度和因子负荷均不达标而被删除，说明信息内容本身首次被排除在了用户对媒体的可信度评价之外，而“媒体平台的社会影响力、使用体验与社交规范”则成为新的评价标准[53，54]。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聚焦于中国的社会语境，将政治权威与媒介体制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将媒介信任量表拓展为“制度信任”和“内容信任”两个维度[55]，对西方传统量表进行了拓展和补充。

除量表构建外，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讨论了影响中国媒介信任的其他因素。就媒介体系本身而言，媒体性质尤其是主流媒体[56-58]、传播渠道[59]、新闻来源[60，61]、新闻内容[62，63]、使用人群[64，65]得到了诸多关注。就媒介信任与政治信任而言，研究聚焦于媒介信任与政府公信力、政府形象、干群关系[66-68]、基层投票[69]、社会风险[70，71]、政策遵从[72]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媒介信任对以上事务起到的正面促进作用居多。就媒介信任与社会文化而言，有研究借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影响的研究思路，认为“互联网使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家庭收入提高、年轻化、教育年限提高”等现代社会变迁促进了民众的传统价值观向自我表达价值观转变，现有的媒体机构并未满足大众逐渐增强的自我表达价值观，因此影响了媒体信任度[73，74]。

“媒介公信力”是中国媒体在市场化改革和重大公共事件中所诞生的概念，相关研究贡献有三：一是在理论内涵上，再次强调了媒体公共性，这既是在中国语境中对社会关怀与职业理想的一次历时性回应，也为中国本土的新闻实践明确了价值层面的指导与规范。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研究有力地补充了媒介体制与政治权威这一新的信任生产机制，为解释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的媒介信任状况提供了有效的参考路径。三是在发展趋势上，新近研究显示感知体验、交往环境、价值观等文化心理因素对媒介信任的影响愈发重要，传统的内容质量、客观标准的重要性反而在降低，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中国的媒介公信力研究显然也遵循了西方的研究脉络，从量表出发到文化探究，因而也存在类似的研究局限，比如“公信力”的具体内涵仍然是一个讨论中的问题，同时也缺少对实证研究的理论抽象与反哺。

三、概念重述

从不同的问题出发，媒介可信度、媒介信任和媒介公信力三个概念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侧重点，三者之间互相关联又各有异同。“媒介可信度”从新闻专业主义出发，发展出一套成熟的量表体系，为学界直接认识大众对媒介的态度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媒介信任”源自“信任”理论，将研究视角从个人感知拓展到社会互动尤其是文化心理层面，并为研究者认识媒介信任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媒介公信力”则从价值层面阐述了媒介实践的公共性及社会责任。今天，媒介技术大大提升了用户与媒介的互动能力，个人权利意识也强化了大众与媒介对话的需求，媒介与大众之间早已超越了线性的传播模式，转为一种多主体的动态互联模式。在公众注意力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媒介甚至成为被选择的一方，而用户则掌握了更多主动选择的权利。因此，当前学界讨论大众对媒介信任与否，更多着墨于大众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在认识大众的文化心理和认知状况的基础上，倒推媒介本身应当具备和坚持哪些品质和能力，换言之，相关研究更加强调大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属性。本文认为，以上三个概念中，“媒介信任”实则是“信任媒介”，更能体现出这种基于社会认知的关系本质，故而建议以媒介信任作为主要概念，而将媒介可信度和媒介公信力作为辅助途径。

（一）媒介信任的具体内涵

综合中西方的既往研究，目前学界对媒介信任的认识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信任者（trustor）基于被信任者（trustee）过往的行为、经验而赋予的一种积极期待[75]。这种期待包含了几层含义，一是期望能够获得准确、专业、高质量的信息，以实现被告知（be informed）的权利[76-78]；二是期望通过信任媒体以降低对未知的风险，在辅助决策、满足娱乐、增进社会交往、联结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作用[79-81]；三是期望媒体能够履行道德义务，反映社会问题，守望社会公正，实现民主功能。[82-84]

（二）媒介信任的形成机制

媒介信任的形成机制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首先，功能需求是媒介信任生成的现实基础。在信息高度流动的社会中，个体通过媒介获取新闻、知识与社会认知，因而对媒介在信息传递、舆论监督与社会整合等方面的功能表现形成基本判断，并满足娱乐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需求，这种工具性的依赖构成了媒介信任的初始动因。其次，文化心理深刻地影响着个体信任倾向的形成与认知逻辑，其中传统的道德期许和新兴的价值观念交织，不仅体现了人们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等伦理预期对媒介产生的信任投射，更显示出公众对表达自由、平等对话、价值认同、交往规范、情绪共振等非功利性感知，尤其在媒介选择日益多元的当下，文化心理愈发成为大众与媒介互动并建立长久联系的深层驱动力。再次，媒介体制为媒介信任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方面，媒介体制规定了媒介的产权归属、权力边界、治理逻辑与问责机制，一个开放透明、公正可问责的媒介制度，有助于提升信息产品质量和大众互动体验；另一方面，公众对媒介的信任一定程度上是对国家整体制度的象征性认同，不仅限于媒介体制，国家制度的有序和权威也会对媒介信任产生辐射作用。

图1 媒介信任的发生机制

四、总结与相关建议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推荐算法、大模型等新技术不断迭代，在信息的洪流中，媒体作为提供信息与瞭望社会的专业化组织，首当其冲受到了质疑，媒介信任也遭受巨大冲击。正因如此，我们更加需要在数字传播秩序的不确定性中增加理论定力，在梳理概念脉络的基础上重新厘清媒介信任的内涵，即大众基于功能需求和道德义务对媒介产生的积极期待，并明确形成媒介信任的三重机制，即功能理性上的依赖、文化心理上的认同以及制度权威的辐射，以此应对当前媒介环境的冲击与挑战。

最后，本文就当前媒介信任的研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继续梳理理论资源，尤其是核心概念的辨析，以便后续形成系统性的学术积累；二是重回社会调研，深入具体情境把握数字时代的信任逻辑。作为媒介信任关系中的能动性主体，大众或许比研究者与从业者更加清楚媒介应当如何赢得自己的信任，比如价值认同、情绪动员等正在成为新的信任机制，这种新的信任逻辑需要研究者深入新的信任情境中进行观察和总结，以此补充定量研究在解释复杂社会过程中的局限，从而超越抽象模型对“信任”概念的过度简化，也为媒介信任研究提供更具现实解释力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Newman N, Fletcher R, Robertson C T, et al.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4[R]. Lonon: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2024.

[2] Charnley M. Preliminary notes on a study of newspaper accuracy[J].Journalism Quarterly, 1936, 13(4): 394-401.

[3] Hovland C, Weiss W. The influence of source credibility o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51, 15(4): 635-650.

[4] Hovland C.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Opinion Chang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349-370.

[5][13]李晓静.西方“媒介可信度”研究述评(上)[J].新闻大学，2006(03):39-48.

[6] Gaziano C, Mcgrath K. 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credibility[J]. Journalism Quarterly, 1986, 63(3): 451-462.

[7] West M. Validating a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credibility: A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ing approach[J].Journalism Quarterly, 1994, 71(1): 159-168.

[8] Meyer P. Defining and measuring credibility of newspapers:Developing an index[J]. Journalism Quarterly, 1988, 65(3): 567-574.

[9] Flanagin A, Metzger M. Perceptions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credibility[J].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0, 77(3): 515-540.

[10] Salwen M B, Garrison B, Driscoll P D. Online news and the public[M].London:Routledge,2004:147-163.

[11] Appelman A, Sundar S. Measuring message credibility: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n exclusive scale[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6, 93(1): 59-79.

[12][15][75] Str?mb?ck J, Tsfati Y, Boomgaarden H, et al. News media trust and its impact on media use: Toward a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J].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20, 44(2): 139-156.

[14] Hanimann A, Heimann A, Hellmueller L, et al. Believing in credibility measures: Reviewing credibility measures in media research from 1951 to 2018[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3, 17: 214-235.

[16]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8-33.

[17] Wilensky H.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veryon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4, 70(2): 137-158.

[18]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06(01):197-221.

[19] Elliot P.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J].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10, 2(1):97-98.

[20] Johnson T J, Kaye B K. Cruising is believing?: Comparing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on media credibility measures[J].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998, 75(2): 325-340.

[21] Kiousis S. Public trust or mistrust? Perceptions of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J].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1, 4(4): 381-403.

[22] Tsfati Y. Does audience skepticism of the media matter in agenda setting?[J].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03, 47(2): 157-176.

[23] Kohring M, Matthes J. Trust in news media -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scale[J].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7, 34(2): 231-252.

[24]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4-135.

[25]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5-78.

[26]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46-273.

[27]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M].叶娟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381-403.

[28] Ognyanova K. The social context of media trust: A network influence model[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9, 69(5): 539-562.

[29] Pasitselska O. Better ask your neighbor: Renegotiating media trust during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J].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2, 48(2): 179-202.

[30] Livio O, Cohen J.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Direct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media trust[J].Journalism, 2016, 19(5): 684-698.

[31] Tsfati Y, Ariely G.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trust in media across 44 countries[J].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4, 41(6): 760-782.

[32] Fletcher R, Park S. The impact of trust in the news media on online news consumtion and participation[J].Digital Journalism, 2017, 5(10): 1281-1299.

[33] Stubenvoll M, Heiss R, Matthes J. Media trust under threat: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misinformation perceptions on social medi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1, 15: 22.

[34] Tsfati Y, Cappella J N. Why do people watch news they do not trust? The need for cognition as a moderator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ews media skepticism and exposure[J].Media Psychology, 2005, 7(3): 251-271.

[35] Hanitzsch T, Van Dalen A, Steindl N. Caught in the nexus: A comparative and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public trust in the pres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18, 23(1): 3-23.

[36] Batrancea L, Nichita A, Olsen J, et al. Trust and power as determinants of tax compliance across 44 na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19, 74: 102-191.

[37] De Jong B A, Dirks K T, Gillespie N. Trust and team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of main effects, moderators, and covariate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6, 101(8): 11-34.

[38] Blumler J G. Communication in the European elections: The case of British broadcasting[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1979, 14(4): 508-530.

[39] Rubin A M. Uses-and-gratifications Perspective on Media Effects[M]//Bryant J, Oliver M B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3rd e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09: 165-184.

[40] Garrett R K, Carnahan D, Lynch E K. A turn toward avoidance? Selective exposure to online political information, 2004–2008[J].Political Behavior, 2013(1), 35: 113-134.

[41] Hutchens M J, Hmielowski J D, Beam M A, et al. Trust over use: Examining the roles of media use and media trust on misperceptions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J].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21, 24(5): 701-724.

[42] Zhang D, Xu Y. When nationalism encounters the COVID-19 pandemic: Understanding Chinese nationalism from media use and media trust[J].Global Society, 2022, 37(2): 176-196.

[43] Jiang X, Hwang J, Shan D V, et al. News attention and social-distancing behavior amid COVID-19: How media trust and social norms moderate a mediated relationship[J].Health Communication, 2022, 37(6): 768-777.

[44] Shehata A, Str?mb?ck J. Media use and societal perceptions: The dual role of media trust[J].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22, 10(3): 146-157.

[45]徐锋.主流媒体言论劝服效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J].青年记者，2019(19):44-46.

[46]喻国明.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初探(上)——兼论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的现状与问题[J].新闻与写作，2005(01): 11-13.

[47]喻国明.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初探(下)——兼论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的现状与问题[J].新闻与写作，2005(02): 11-13.

[48]王润泽.媒体信任危机的历史与辨证思考[J].国际新闻界， 2003(06):11-15.

[49]丁柏铨.新闻传媒公信力刍议[J].新闻爱好者，2005(12): 10-12.

[50]喻国明，张洪忠，靳一.媒介公信力:判断维度量表之研究——基于中国首次传媒公信力全国性调查的建模[J].新闻记者，2007(06):12-15.

[51]詹骞.我国网络媒体可信度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110-124.

[52]巢乃鹏.中国网络新闻媒体可信度指标体系的模型构建研究[J].中国出版，2012 (01):40-43.

[53]詹骞，周莉，吴梦.我国社交媒体公信力测评量表设计研究[J].当代传播，2018 (06):41-44.

[54]詹骞.社交媒体公信力[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0:138-143.

[55]周子杰.重新发现国家：一次拓展中国媒体信任概念的尝试[J].国际新闻界，2024, 46(07):28-53.

[56]强月新，徐迪.我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现状考察——基于2015年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新闻记者，2016(08):50-58.

[57]强月新，胡阳.平台化视角下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指标体系建构[J].当代传播，2023(04):18-23.

[58]沈正赋.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策略传承、手段创新及其效度量化——基于新媒体内容治理为中心的考察[J].江淮论坛，2022(01): 149-156+62.

[59]喻国明，张洪忠.中国大众传播渠道的公信力评测——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调查评测报告系列[J]. 国际新闻界，2007(05):29-34.

[60]王正祥.媒介使用、权威信息的可信度与民众对传言的信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 17(3):35-45+109.

[61]任孟山，王琳.旅行书写与国际传播：信息来源可信度理论下社交媒体的中国呈现[J].中国出版，2024(23):38-43.

[62]陈强，陈冰淳.微博内容信任问题的实证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 36(2):124-129.

[63]赵文军，陈荣元.社会化媒体中的在线信息可信度评估模型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 38(12):68-72.

[64]王菁.媒介使用如何影响我国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 一个以政治心理为中介变量的实证测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 24(7): 50-74+127-128.

[65]张明新，沙贺稳.我国青少年的媒体使用、媒体信任与政治信任——基于一项全国性问卷调查的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44(3):166-175.

[66]马得勇，孙梦欣.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决定因素——透明性、回应性抑或公关技巧?[J].公共管理学报，2014, 11(1):104-113+42.

[67]曾润喜，陈创.媒体信任如何增进政府信任——政治心理认知因素的中介作用[J].新闻大学，2022(10):13-26+118-119.

[68]胡荣，任重远.网民媒体接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中介和调节作用的研究[J].河北学刊，2022, 42(2):177-187.

[69]李丹峰.媒体使用、媒体信任与基层投票行为——以村/居委会换届选举投票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5(01):41-51.

[70]刘蕊.媒体的信任危机及对社会风险的化解措施[J].新闻战线，2015(03):119-120.

[71]许加彪，王军峰.媒介化信任的生成与风险治理[J].当代传播，2022(01): 94-96.

[72]景怀斌，刘白.媒介信任影响政策遵从的双通道模式——基于政策评价的中介效应[J].宁夏社会科学，2023(06):205-216.

[73]苏振华.中国媒体信任的来源与发生机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 24(05):51-68+127.

[74]周立民.“双重文化路径”:媒体使用影响政治信任的中介机制[J].中国研究，2017(01):1-20+190.

[76]周树华，闫岩.媒体可信度研究: 起源、发展, 机会和挑战[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5(33):255-297.

[77] Park S, Fisher C, Flew T, et al. Global mistrust in news: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trust[J]. Jmm-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2020, 22(2): 83-96.

[78]李晓静，张国良.社会化媒体可信度研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新闻大学，2012(06):105-114.

[79]陈娟.参与社会治理：社区传播的新功能[J].青年记者，2021(18):17-18.

[80] Luhmann N.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M].London;New York:Routledge, 2017:33.

[81]李京.媒体公信力:历史根基、理论渊源与现实逻辑[J].编辑之友，2018(05):55-60.

[82] Barber B.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J].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1984,69(1): 137-137.

[83]周培源.从社会治理到国家治理:主流媒体的角色功能变化[J].青年记者，2020(27):41-43.

[84]杨保军.论新闻的本体功能与派生功能[J].理论月刊，2010(03):5-11.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杨雨阁.重述“媒介信任”：概念辨析与机制探讨[J].青年记者，2025(12):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