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里的烟台丨火红的记忆

这真是一个奇妙而意想不到的相逢。1990年初夏的一天，一位年近八旬的美国老人，不远万里跨越重洋，来到这座他43年前曾驻足过的城市——烟台，在福建会馆——烟台市博物馆展厅内，不为别的，只为在一张泛黄的照片前，完成一次迟到太久的凝望。照片里，是他自己，正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力车夫扶柩送葬。那一刻，他紧握着烟台市博物馆王焕理馆长的手，眼角闪着泪花。那泪水，复杂得像太平洋的海水，咸涩里混杂着历史的尘埃、人性的微光与时间的无奈。王馆长将那张照片赠予了他。我想，这并非一件简单的礼物，而是一把钥匙，或许能开启他心中那座囚禁了40多年的、关于怀旧与敬意的牢笼。他带走的，是一张照片；他留下的，是一个故事。在1946年12月到1947年期间，他曾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台办事处主任，他的名字叫李普尔。

而烟台的史册，便是在这无数故事的叠加中，愈加深厚，愈发沉甸甸，这些故事，值得探寻，为了《解放烟台》这部纪录片。

我的探寻，便从知识渊博的王焕理老馆长开始。

一、碧波上的外交较量

2009年初夏的芝罘区，青山碧水间的空气里仍然浮动着尚未散尽的槐花甜丝丝的清气，与微咸的海风糅合在一起，酿成一种独属于港城初夏的、明媚而怀旧的气息。我叩响了华茂小区一扇普通的房门。门开了，王焕理老馆长的夫人将我们引入一间仅7平方米的书房——“拙斋”。名虽曰“拙”，室虽小，却如一只博古架，安然承载着一部烟台的近代史。74岁的王焕理正伏案校对他的新书《烟台往事》，见我们进来，放下笔，和蔼地对我们笑了笑。那时他已完全失聪，我们的交流，需凭借纸笔。然而，往往我字未写完，他已了然于心，随即用洪亮而清晰的声音，将那段尘封的岁月娓娓道来。那声音仿佛自带一种力量，能穿透听觉的壁垒，直抵人心。

几天后，我们随他登上烟台山。站在胶东革命史陈列馆前，背倚着碧蓝如洗的海湾，他花白的头发在海风中微微飘动，深邃的目光则投向渺远的星空，开始了他的讲述：

“1945年8月24日，烟台成为八路军在中国北方解放的第一座港口城市。”他的手臂有力地挥向远处的港湾，“你们看，那时，连接关内与关外的咽喉，就是这座港。多少援助的物资，多少北上的干部与部队，都是从这里启航，奔赴黑吉辽。”

他的叙述，瞬间为那片宁静的海面赋予了历史的重量。我仿佛看见，樯橹如林，人流如织，希望与决心，正通过这座重新获得新生的港口，源源不断地输向远方。

然而，刚刚解放一个多月，烟台的平静很快被打破。1945年9月29日，五艘美国军舰的桅杆，如同不祥的预兆，出现在海平线上。

“美军的意图，延安洞若观火。”王焕理老馆长的声音在海风中显得悠远而沉着，“国共尚在重庆谈判，他们若登陆烟台，局势便将复杂难料了。”

于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外交较量，在碧波之上展开。烟台市外事特派员兼代理市长于谷莺、驻军首长仲曦东与于得水，携翻译登上了美军的旗舰“旧金山号”。谈判桌上，美方借口清除水雷需要派兵登陆驻防，我方则申明主权与有能力清除海上危险物，不便麻烦盟军。

谈判持续10余日，我方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其间，三万烟台市民的怒吼在南操场震天动地，18集团军叶剑英参谋长的抗议信也措辞严正。最终，美军舰艇在10月16日悻悻撤往青岛。

讲到这里，王焕理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暖的、属于人性的笑意：“有意思的是，于谷莺市长与美海军特遣舰队长官赛特尔少将，竟因此番交锋成了朋友。美军撤至青岛后，赛特尔闻知于市长胃穿孔病重，特地派飞机来烟台，在南操场空投下一箱盘尼西林。这是当时的特效药，救了于市长的命。”

但这来自“盟军”的善意，在后来那场席卷全国的“文革”风暴中，却成了于谷莺无法辩白的“罪证”。他抽过的雪茄，他用过的药，他送出去的棒槌花边，都成了洗不脱的“污点”。这位曾在谈判桌上风度翩翩、寸土不让的儒雅书生，官越做越小，从大连市副市长职位上一路下降，最终被发配至抚顺的工厂车间，在机器的轰鸣中消耗着他的年华。直到1982年，他才重获大连市副市长的待遇。而与他并肩登舰谈判的另外两位，其中一位命运更为崎岖。仲曦东将军日后成为驻外大使，足迹遍及捷克与坦桑尼亚，为坦赞铁路的修建立下汗马功劳；而那位令日寇胆寒的老红军老英雄于得水，却在“文革”中因几句正直的“牢骚”，被投入监狱，于1967年2月16日含冤而死，直至1979年方得昭雪。

听着这些沉浮跌宕的人生故事，我默然了。历史的大潮汹涌澎湃，卷起的每一朵浪花，都有着各自无法言说的悲欢。他们共同缔造了那个“火红”的开端，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或明或暗的归宿。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另一副面孔，在壮阔的集体叙事之下，潜藏着无数个体命运的幽微与苍凉。

二、一声断喝与一个家族的命运

如果说，拒绝美军登陆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头的智慧与胆魄，那么一年半后发生的“杨禄奎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对每一个平凡生命人权的尊重与捍卫。

1947年5月23日下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台办事处美籍职员史鲁域琪，驾车撞倒人力车夫杨禄奎。肇事之后，他非但未停车让行，反而企图加速逃逸。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位14岁的少年战士。

在济南千佛山下一个安静的居民区里，我们见到了这位已是76岁老人的李万槐。岁月在这位当年意气风发的小战士脸上刻下了饱经沧桑的印迹，风霜染白了他曾经一头的黑发，却未曾磨灭那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我1945年12岁参加革命队伍，第二年给《大众日报》的匡亚明总编当勤务员，那时候《大众日报》的编辑记者都穿军装，配发武器。”老人清晰地回忆着，“1947年5月份我跟着匡总编到烟台出差。那天下午首长派我去送信，回来就看见那辆美国吉普，像疯了一样，把一辆黄包车撞翻了。车夫倒在地上，头破血流。那车竟想跑！”

老人的语调陡然升高，带着当年的愤慨：“我立刻拿着冲锋枪就追上去，大喊：‘轧死人啦，站住！’他大概是看见我穿着军装端着冲锋枪，才无奈地把车退了回来。他车上有只小狗，还跑下去舔人力车夫杨禄奎脸上的血……把我气得，一脚就把那狗踢到沟里去了！我大声吼着，我们中国人的命，还不如一条狗吗？”

少年战士的一声怒吼，石破天惊，拦下了一个企图遁逃的灵魂，也扭转了一场交通事故的走向。他飞报首长，护送伤者，参与庭审，出庭作证。一个普通车夫的死亡，因此不再普通，它上升为一个“事件”，一个关乎民族尊严与人权的符号。

在烟台大学，我们见到了受害者杨禄奎的长孙杨淑惠。杨淑惠对记者说：爷爷遇难时45岁，奶奶38岁，父亲16岁，所有的故事，都来自奶奶与父亲杨聚田的转述，他一直记在心间。

杨淑惠回忆道：“事件之后，姚仲明市长、东山区区长刘绩卿等领导不辞辛劳积极为我们家奔走交涉，连‘联总’上海总部都来人了，最终‘联总’接受了民主政府提出的所有条件：惩办肇事者、承担所有费用并登报道歉。‘联总’驻烟办事处主任李普尔还亲自扶灵，为我爷爷杨禄奎出殡送葬。”

1947年5月26日。烟台山下海岸路。送殡队伍中右边最前面扶灵穿西服的外国人为“联总”驻烟办事处主任李普尔

“在姚仲明市长和民主政府其他领导的大力争取下，‘联总’赔了3400美元抚恤金，相当于解放区货币255万元北海币。那时我爷爷拉洋车一天只能挣1000北海币，能买一斤小米。一位普通苦力，成为当时中国最值钱的人命。当时美国人在蒋管区开车压死人最多赔600美元，一般就赔200美元。”杨淑惠动情地说：“我奶奶常说，这255万北海币，是爷爷用命换来的。她一分也舍不得乱花。后来在姚仲明市长的建议下，用一半多一点抚恤金在大马路十字街附近买了个有18间房的小四合院，自家住，也出租，生活才有了着落。”

“别看小院间数挺多，其实建筑面积并不大，小的一间5个平方，大的一间10个平方，总共最多150个平方。这所房子，先后两次被钉上‘公管房’的牌子，差一点就没收了，政府都及时制止给纠正过来，一直属于我们杨家私有财产，1996年旧城改造才拆除，政府在惠安小区给补偿了两套楼房。”说完，杨淑惠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党和政府的关怀并未止步于此。杨禄奎16岁的大儿子杨聚田被送去水产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被党组织安排到大型国有企业大连市水产公司工作，后来被提拔成公司物资供应处处长。

杨淑惠自己也秉承着家族的信念，牢记长辈的教诲，低调做人勤恳工作。他对记者说：“我1975年参加工作，在烟台发电厂工作了10年。烟台大学刚成立我就到了烟台大学工作，一直到现在。我爱人和孩子都在烟台大学工作。这么多年，我一直是抱着感恩的心来干工作，现在是烟台大学后勤集团的副总，副处级干部，感谢烟台大学党组织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奶奶总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杨家，咱要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这话，我刻在骨子里，永志不忘。”他的话语朴实，却有着千钧之力。

“本来，1959年我们全家已经跟随我父亲在大连安家落户了，但我奶奶放心不下烟台那个小四合院，非要回烟台，也不能叫奶奶一个人住在烟台没人照顾，1964年我8岁那年，父亲就让我陪我奶奶一起回烟台生活。后来，奶奶1977年因病去世，享年68岁；我父亲1996年因病去世，享年65岁。其他人，我母亲和弟弟一家、叔叔一家都在大连，我自己一家在烟台，现在两地的家人们生活都很美满很幸福。”杨淑惠饱含深情地说。

一个家族的命运，就这样与国家的命运紧紧交织，完成了令人欣慰的升华。

历史的因缘，有时圆满得如同一首诗。更令人动容的，是事件发生62年后的一场重逢。在我的牵线下，2009年9月15日，杨禄奎的小儿子、已是大连书画篆刻家64岁的杨宝田先生，与43岁的侄子杨淑惠一同赴济南，拜谢恩人李万槐。60多年的时空地域阻隔，在相见的那一刻化为滚烫的热泪与紧紧地拥抱。

两位老人执手相看，泪眼婆娑。父亲出事时，杨宝田先生当时尚在襁褓，对父亲全无记忆，但他的一生，却实实在在地被眼前这位古稀老人所改变。激动之余，他展纸挥毫，写下肺腑之言：“大众日报，追古塑今第一眼，惊天醒世第一声；李万槐先生，枪指蛮夷浑身是胆，秉笔直书世代恩公。”

这幅字，不仅是对一位战士的礼赞，更是对一段历史的铭记，对一种精神的传承。镜头定格下他们的合影，背景是寻常人家的客厅，却仿佛承载了整个时代的重量。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情存如血。这迟到了一个甲子的感恩，终于圆满。

在李万槐家里，杨宝田对记者真诚地说，如果没有当年李万槐老前辈端着冲锋枪的一声断喝，史鲁域琪就开车逃逸了，也就没有了杨禄奎事件，顶多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很快就会不了了之，杨家依旧会饥寒交迫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李万槐真是我们杨家的大恩人！

李万槐的一声断喝，改变了杨家几代人的命运。

杨禄奎出事时杨宝田不到两岁，1959年跟哥哥一起移居大连，他自幼酷爱美术书法，考上了大连12中，高中毕业后，1963年在大连水产公司就业，从事美术设计，后任公司工艺美术师，在大连美术界小有名气，2001年退休。他有一儿一女，儿子是国际海员，女儿在政府机关工作，现在也是三代同堂，孙辈绕膝其乐融融。

为他两家牵线搭桥让他们接上了关系，也算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三、战火重燃与最终胜利

“杨禄奎事件”4个月后，战火重燃。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胶东，烟台党政机关于9月30日撤离，城市再度沦陷。然而，黑暗是短暂的。许世友将军挥师东进，胶东保卫战歼敌六万多，一举扭转战局。1948年10月15日，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盘踞烟台整整一年的国民党守军仓皇败逃。烟台，迎来了第二次解放。

7个月后，青岛解放。随后，许世友指挥了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渡海作战，以木帆船创下击败铁甲舰的奇迹。1949年8月19日，解放军收复长山列岛。至此，山东全境解放。此时，距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还有整整42天。

四、未竟的见证

60分钟的纪录片《解放烟台》终于制作完成。我致电王焕理老人的女儿，告知播出时间，并说会刻录光盘亲自送去。电话那头，传来老人安好的消息，我心中满是欣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9年10月7日上午，我接到的，却是老馆长妹妹的来电——王焕理先生已于昨日下午16时，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

那一刻，万籁俱寂。距离节目播出，只剩5天。他为我们讲述了整部烟台的解放史，却最终没能看到自己在荧屏上为这段历史画下的句点。

“满腹诗书漫古今，逝去犹能做鬼雄。”翌日上午，我前往殡仪馆，送老馆长最后一程。他静静地安卧着，面容如此安详，仿佛刚刚讲完那个漫长的、关于烟台往事的故事，此刻正进入一场短暂的、疲惫而满足的小憩。

2009年7月7日，王焕理在芝罘区法院查阅杨禄奎事件审判历史档案 （刘雪峰摄影）

《解放烟台》如期播出了。片头，正是他站在烟台山上，面朝蔚蓝无垠的大海，侃侃而谈。他的声音洪亮而充满底气，穿越了荧屏，与那段火红的记忆共鸣，在历史的穹庐下，激荡起延绵不绝的回音。

“无为不入世，有品始做人”，这是媒体对他的评价。他带走的，是一部活的烟台史；他留下的，是等身的著作与一座城市不会磨灭的记忆。他的“拙斋”犹在，那些泛黄的手稿依旧散发着幽幽墨香，如同种子，等待后来的有心人，将其播撒在更广阔的心田。

五、记忆不泯，火种永存

如今，当我再次站在烟台山上眺望，但见碧海蓝天下，盈盈一水间，涛声阵阵，帆影点点。承载着往昔岁月的“17国领事馆”“芝罘俱乐部”与朝阳街的洋楼，依旧静静地矗立着，它们被精心修葺，作为“不可移动的文物”，向游人诉说着另一种故事。广东街上，于谷莺宴请美海军将领的中兴楼饭庄还在，只是其中觥筹交错的人物，早已换了人间。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我知道，2025年，是一个注定要被铭记的年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今天的世界，硝烟并未散尽，乱象时有频仍。而我们，却幸运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最太平、最安全的国度，没有之一。我们今日所拥有的一切安宁、富足与尊严，都牢牢地建立在那段火红记忆的基石之上，建立在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奉献之上。他们把所有的好日子、甜日子、幸福生活，都毫无保留地，留给了我们。

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海风，依旧轻轻地吹拂着；涛声，依旧规律地吟唱着。只有那些不泯的记忆，在岁月的长河深处，历久弥新，愈发鲜红，如同一簇永恒不熄的火焰，照亮来路，也温暖着前程。

　　作者简介：张晋明，1955年11月出生，1970年12月27日入伍，1975年9月至1978年9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1987年3月至2015年11月在烟台电视台工作。2015年12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