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考古｜奔涌的泉 萌芽的城

泉水奔涌处，文明正萌芽。在济南大明湖西南角一片寻常的城市绿地下，考古工作者揭开了一个沉睡4000多年的秘密——一段保存相对完整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基槽，伴以深阔的环壕遗迹，以及大量典型黑陶、石器与灰坑堆积。

近日公布的这一发现，不仅将济南的建城史向前推进约1500年，更以其清晰的聚落结构、明确的防御体系和区域中心地位，为理解海岱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关键实证。

龙山城墙

择水而筑的深层逻辑

此次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墙，位于发掘区东端，在发掘区内南北长22.5米，两端分别向南北延伸至发掘区外；宽约28米，残留最高处距地表2.4米，残存高度约6.4米，为人工层层堆筑而成。

“经专家论证，该城墙是龙山文化时期城址西城墙，并有岳石文化及战国时期补筑痕迹。城墙内采集的碳14样品测年为距今4200年左右。”济南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俊峰介绍。

在这座城初具雏形前，先民已在此地经营多年。发掘成果表明，大明湖西南遗址自大汶口文化时期延续发展至今，文化序列完备，将济南古城区内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至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

这座泉畔之城并非孤立突兀的奇迹，而是来自物质、精神的层层累积。大约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开始，与其他地区一样，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开始加速，围绕高等级聚落开始有普通聚落集聚，区域社会开始孕育，向着实体化发展，社会分化亦随之加剧。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更加普遍，标志着以城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已具雏形。

济南龙山城址的选址绝非偶然的“风水偏好”，而是先民对自然环境长期观察与适应性利用的结果，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生存理性与生态智慧。

该遗址位于古济水南岸、趵突泉群以北的缓坡台地，海拔略高于周边平原，避开了济水汛期泛滥之患。在城北，有古济水提供交通与渔业资源，城南倚泰山余脉获取木材、石材与狩猎场。以城为中心，应该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道，东可抵城子崖、鲁中，西可至泰山西麓、汶泗一带。

这座济南龙山城，核心优势在于泉水系统。此处石灰岩地层裂隙发育，地下水受泰山隆起挤压，沿构造带上涌，形成众多自流泉。此次考古钻探显示，遗址发现众多水井、水渠等与水密切相关的遗存，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尤其是遇到气候学界所研究的“4.2千年事件”时，即大约在4200年前左右，黄土高原在长期干旱的背景下发生了持续约20年的极端强降雨，而黄河下游则呈现干旱气候。济南龙山城的种种应对策略，使聚落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具备更强的韧性。

更重要的是，此次济南龙山城墙以西发现有壕沟，应为利用自然河道改造而成，其总宽度超过50米，沟底最深距地表约9.8米，堆积为交替叠压的淤沙层和淤泥层，最底部约25厘米厚的淤沙层内出土少量大汶口文化陶片，其上的淤沙层和淤泥层内发现较多龙山文化陶片。城墙以东为城内生活遗迹，除了龙山文化堆积外，可见战国、宋代至今的其他遗迹。

这种布置契合了龙山时代聚落防御需求激增的趋势。著名史前考古学家、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栾丰实认为，进入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普遍出现“城址、环壕聚落、普通聚落”的三级聚落形态。大型或较大型的中心聚落多修筑有城墙，城墙周围还环绕着壕沟；中型聚落则主要表现为环壕聚落（不排除有的可能有城防设施存在），防御等级和聚落规模均介于中间的位置；大量的小型遗址则为不设防的普通聚落。这和后来古代文献里记载的“都、邑、聚”三级聚落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聚落到城邑的社会图景

济南龙山城址的价值，不仅在其时空中的选址，更在于其内部结构所折射出的社会复杂程度。

当时，氏族制度由母系氏族公社完全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即父权制时期。城池的出现、箭镞的大量增加，都标志着氏族部落之间矛盾、冲突经常发生，战争也频繁起来。战争中的俘虏变成了奴隶，氏族内部贫富差距加剧，产生了有权富人与无权穷人的对立，这一切都标志着阶级社会雏形开始形成，先民跨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

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龙山文化时期，在鲁东南苏北沿海地区、鲁北山前地带、汶泗流域、沂沭河流域等地发现十余处城址。这些城址占据了独立的地域范围，具有直属“畿内”和外围小型聚落群形成的“邦土”，可称为“最初的城邦国家”。城市之间依托便利的交通网络进行广泛而活跃的经济贸易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政治、军事、文化等层面的联系。

目前揭露的济南城址虽因现代城市叠压未能全面勘探，但初步数据显示其规模已达中心聚落级别。栾丰实介绍说，岳石文化、战国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修补，说明至战国时期该城址仍在沿用，应为文献记载中的东周“泺邑”“历下邑”。

出土遗物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城墙内出土少量磨光黑陶片，其中1件蛋壳陶片上刻有精美纹饰，这类蛋壳陶片目前仅见于日照两城镇、桐林和城子崖等高等级龙山城址。此类器物多用于宴飨、祭祀等礼仪场合，其集中出现暗示城内存在掌控礼制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也表明该城址与其他高等级城市具有同等重要价值。

同时还发现一例人头骨，表明城墙建造过程中可能存在祭祀活动。这表明，筑城不仅是部落所经营的重大防御工程，也可能伴随着具有精神信仰意义的仪式活动，反映出当时先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组织复杂性。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指出，大汶口到龙山的过渡阶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虽然文化传承上看似十分自然，但在很多地区文化内涵正在发生悄无声息的转变。龙山文化的聚落和社会一方面延续了大汶口以来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在社会风俗上，正在转变。

这一时期，区域社会正式成型，城市这一社会结构逐渐成熟，首先城内居民不按血缘关系划分居地，而是开始杂居，个体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细胞，人口密度更大，居民的职业身份更加多样，工业生产和产品交换活动都发达起来，相应的贸易系统逐步形成。从聚落形态观察，龙山社会存在三级聚落结构：基层聚落、围绕基层中心形成的聚落圈、围绕地区中心由多个聚落圈构成的区域社会。

这种“众星拱月”式的聚落格局，也暗示济南龙山城在区域内扮演着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核心角色：它可能负责组织水利、调解纠纷、主持祭祀，并在危机时提供庇护。这种层级化结构，标志着海岱社会已超越平等氏族部落阶段，进入以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为早期国家的诞生铺平道路。

新增的海岱文明坐标

济南龙山城址的发现，意义远超地方史范畴，它为重新评估海岱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提供了坚实支撑。

栾丰实认为，此次济南龙山城遗址的城墙外侧壕沟，其最底部为较厚的粗沙堆积，其上为淤土和淤沙的交替堆积，表明这里曾是一条河流和积水区域。到宋代这里已成为平地，适合人类居住。金元时期又淤积为湖泊，从而形成大明湖的雏形，一直延续使用到今天。

此次龙山古城的发现，让诸多历史细节得以还原。在春秋战国时，济南属齐国，称“泺”“鞍”“历下”等邑，为齐国西南边陲重镇。关于趵突泉更清晰的文字记载，还见于《左传》。公元前694年，齐国和鲁国曾经在趵突泉边会盟，《左传》记载的会盟地点即在“泺”。“公会齐侯于泺”，此“泺”到底是“泺水”还是“泺邑”，此前尚有分歧。而今，这一地点浮出水面。

此次出土资料表明，大明湖西南遗址地层堆积的时代自下而上依次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周代、汉代、唐代、宋代和元明清至近现代，从距今5000多年前基本不间断地发展到当代，极大延伸了济南城市的历史轴线，展示了五千年来连续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场景。

济南龙山城址的确认，填补了海岱龙山城址分布的关键空白。此前已知的城子崖（章丘）、丁公（邹平）、田旺（临淄）、景阳冈（阳谷）等城址，多集中于泰沂山脉北侧山前平原。而济南地处古济水下游、华北平原南缘，是连接中原与海岱的咽喉要道。此城的存在，证明龙山文明的辐射范围远比想象广阔，为深入研究龙山文化城址分布格局和早期城市文明模式，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建筑技术、生产工艺、经济形态和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阶段，作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组成部分，海岱地区贡献良多，特别是观念和制度等。尤其是距今4200年前后，恰是关键转折期，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些步入文明阶段的先行者先后衰落了，而黄河流域诸文化则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

济南龙山城的繁荣恰处于这一“文明重组”窗口。它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同时，如何积极参与跨区域交流？精英阶层如何通过仪式、符号与知识垄断构建权威？从“文化互动”到“制度融合”的临界点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有待学者进一步探究。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