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珍藏｜大辛庄遗址博物馆：于商代东极，见多元一体

■编者按

山海为证，岁月留痕。从东夷曙光到齐鲁华章，山东大地珍藏的每一件器物，都是文明长河凝固的浪花，而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的保存展示之地，更是一段段可以被触摸的鲜活历史。让我们走进齐鲁大地的各级博物馆，聆听血脉深处的回响，叩问“何以中国”的山东答案。

冬日，大辛庄遗址博物馆开启试运营。在展柜的灯光下，一件件沉睡三千年的文物静静陈列，将商王朝经略东方的壮阔历程徐徐铺展。学界常将大辛庄遗址比作“商王朝经略东方的桥头堡”，而这座博物馆的落成，为世人揭开东方商邑的神秘面纱，展示出“夷商融合，多元一体”的文明画卷。

甲骨惊天下

以“夷商融合，多元一体”为核心主题，大辛庄遗址博物馆并非简单的文物陈列场所，而是集收藏、展示、教育、科研于一体的专题性文化地标。馆体总建筑面积达2.2万平方米，上下两层的空间内，5个展厅错落分布，800余件文物集中亮相，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商代东方的轮廓。

步入展厅，将领手持铜钺征伐的复原场景，吸引着参观者驻足拍摄。场景旁的展柜内，一件大型铜钺引人注目。这件出土于大辛庄遗址M139墓葬的文物，高29.5厘米、刃宽30.6厘米，形体硕大、器身厚重，压迫感拉满。铜钺是商代军事权力的象征，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铜钺的主人绝非普通贵族，而是集军事、政治权力于一身的高级管理者，可能是商代东征的最高统帅。

一楼的“东土大邑”“率民事神”“百工惟时”三个展厅，堪称解读大辛庄遗址历史地位的三把钥匙。“东土大邑”聚焦政治与社会维度，通过一系列高规格遗存，展现出大辛庄遗址作为商代东方军政中心的突出地位；“率民事神”深入精神信仰层面，以占卜器具、祭祀遗存等，还原商代先民的精神世界；“百工惟时”则将视角投向环境与经济，通过各类手工业制品，勾勒出当时的生产生活图景。二楼的“考古纪事”展厅，则承担起科普与学术交流的功能，梳理了大辛庄遗址数十年的考古历程，详解考古方法，让普通观众也能读懂背后的门道。

若论馆内的“镇馆之宝”，2003年发现的甲骨卜辞当之无愧。这件由4块甲片缀合而成的文物，是首次在商代都城以外地区发现的商代卜辞。细细观察可知，其龟甲整治、钻凿形态、正反对贞方式以及字形字体，都与殷墟卜甲同属一个系统。特别之处在于，这组卜辞的占卜主体并非商王，而是本地的权贵，全国罕见。

走出展厅回头看，博物馆的建筑本身也充满巧思。其设计灵感源自遗址的F61大型宫殿基址，设计师将宫殿的平面比例与回廊形态抽象为基本模数，通过变换重组，构建出展厅、研究中心与游客中心。建筑立面采用了“三段式构图”，灵感来自商代宫殿“茅茨土阶”的形制，下层以夯土筑基，中层用柱廊支撑，上层则以茅草质感的材料覆盖，传递出商代建筑的古朴韵味。

在空间布局上，建筑同样暗藏匠心。庭、门、厅、堂、廊、院等象征商代城邦文化的礼制空间，被嵌套在观展动线中，让参观者在行走间，完成与商文化的互动。

F61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就在遗址公园东南部，方向为北偏东25°。有心人会发现，博物馆的屋顶朝向东南的遗址方向，与城址及宫殿建筑遥相呼应。

东方桥头堡

理解大辛庄遗址的价值，要将其置于商王朝全局视野中审视。《诗经》有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按文献记载，绵延500余年的商王朝，以中原王畿为核心，以方伯控制的四方为四极，不断经略四方，统治疆域前所未有。

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对商王朝的考古认知，还局限于安阳殷墟，对于早商王朝的统治范围、文化面貌，认识更是有限。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脚步遍布华夏大地，在东临海岱、西抵晋陕、南至长江、北达燕山的区域内，陆续发现了商文化的印记，一幅更为完整的商王朝图景逐渐清晰。

如今人们知道，南方是商王朝早期扩张的重心。湖北盘龙城从最初的商文化扩张据点，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城邑。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湖南北部青铜器群等考古发现，共同构成了蓬勃发展的南方青铜文化，展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格。

西方的面貌则更为多元。商王朝与西部势力的关系不断变化整合，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汉江流域的城洋青铜器群，以其独特的器物造型和文化内涵闻名于世。

北方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早商时期，北方并非商文化拓展的重点；中商时期，商王朝统治重心逐步北移至安阳洹河流域，燕山南麓开始出现臣属于商王国的据点，商王朝以此为依托，与燕山以北的草原地区展开深入交流。

而对东方的经略呈现出明显的据点式特征。晚商时期，商王朝相继控制了淄河、弥河流域，最终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潍河一线，本土的东夷文化则退守至胶东半岛。这一过程中，商文化与东夷文化深度融合，海岱地区与商朝中原文化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彼时的华夏大地，呈现出“四土资源内聚”的局面：南之冶金、北之车马、西之黄金、东之制盐，各地的优质资源不断涵养中原，共同缔造出辉煌壮丽的商文明。大辛庄遗址正是商王朝在东方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过去学界认为，甲骨文仅存于王都，大辛庄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颠覆了传统认知。卜辞内容为“御四母”祭祀，记录了地方贵族通过占卜祈求消除灾祸的场景，又填补了非王卜辞体系的空白。这一发现还证明，商代东方贵族已熟练掌握文字书写技能。

大辛庄遗址的高规格遗存，印证了商王朝的统治力。F61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具备宫殿建筑特征；青铜大鼎和青铜钺堪称商代早期的“国之重器”；高等级墓葬和祭祀坑的发现，则表明当时大辛庄的社会复杂化程度相当高。这些遗存共同证明，商王朝的统治力量已深入东方地区。

大辛庄遗址还是商文化与东夷文化融合的典范。这里出土的青铜礼器，在形制、纹饰上与殷墟保持高度一致，充分体现了商王朝礼乐制度的影响。与此同时，陶器组合则保留了本土的岳石文化因素，部分墓葬习俗与殷墟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同源异流”的文化特征，正是夷商融合的生动写照。

可以说，大辛庄遗址这处商代“东极”，是研究商代政治制度、文化传播、族群融合的关键支点，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见证，为理解早期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提供了宝贵资料。

认知在刷新

提及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历程，不得不提到山东大学的方辉教授。1984年秋天，刚读研究生的方辉就踏上了大辛庄的土地，与这片遗址结下不解之缘。2003年，方辉第一次以领队的身份，带领山东大学的师生对大辛庄遗址展开发掘，开启系统研究。

近年来，方辉又带领团队，围绕“考古中国”的“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项目”，对大辛庄遗址开展了许多新工作。团队以遗址为核心，聚焦区域调查，将遗址发掘与课题设计紧密结合，在多学科融合、科技考古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突破。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界对大辛庄遗址的认识也在深化。

在方辉看来，大辛庄遗址最引人关注的特征之一，便是商文化与岳石文化遗存的共存现象，且这种共存时间可能比以往认知更长。他指出，大辛庄遗址的第二类遗存（岳石文化遗存），在最早期（二里岗上层一期）就与典型商文化遗存共存，直到大约中商二期之后，岳石文化遗存才急剧减少。这一发现，为研究商文化与东夷文化的融合过程提供了线索。

考古证据表明，大辛庄遗址在商代可能已出现独立的铸铜手工业区，房址和墓葬没有明显分区，表现出“居葬合一”的特点。同时，大辛庄的墓葬具有明显规划性，前期与后期墓葬在墓向、殉狗、陶器组合等葬俗方面存在显著变化。在方辉看来，这种变化似乎是有意识的统一变革，反映出当时社会结构的调整。

对于遗址铸铜工业的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考古发现与冶金考古分析表明，大辛庄存在完整的青铜器生产链条，其铸铜工艺与中原地区一脉相承，不过，大辛庄的金属来源可能比较独特。这一发现，为研究商代手工业技术的传播与区域特色提供了启示。

植物考古与动物考古的研究，则揭示了商代大辛庄先民的生活细节。植物考古研究显示，不同功能区（居住区与手工业区）的植物资源利用差异并不明显，但居住区发现了更高比例的水稻、麻等作物；动物考古研究则表明，作为区域中心的大辛庄，动物资源主要靠自给自足，有趣的是，家猪、黄牛却主要靠外部供应。这或许意味着，商代区域性中心聚落与都城有不同的动物生产与消费模式。

尽管经过了九十年的考古探索，大辛庄遗址仍有不少未解之谜。目前，遗址尚未发现城墙、壕沟等关键遗迹，考古研究工作任重道远。山东大学教授郎剑锋表示，下一步，团队将注重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五次大辛庄遗址考古发掘资料连贯起来研究，将墓葬区、手工业区等不同区域综合考察，同时进一步清理和研究遗址中发现的零星龙山时期文化遗存，努力呈现大辛庄遗址商代以前的文化面貌。考古发掘工作将在2026年继续展开，寻找大型建筑、城墙、道路遗迹等将是重点任务。

大辛庄遗址出土的玉神人头像

遗产“活起来”

如何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实现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是遗址博物馆面临的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认为，遗址博物馆与常规博物馆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地处遗址之上，因此，更应注重遗址、博物馆与考古工作的深度结合。“比如，考古发掘工地如何与博物馆联动，出土文物的清理和拼接过程能否成为博物馆的展示内容，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济南市历城区大辛庄遗址管理服务中心（大辛庄遗址博物馆）负责人王传德表示，今后，该馆将以推动文物活化、升级游客体验、促进文旅融合为目标，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深化研学课程研发，结合遗址与出土文物特点及大中小学生的需求，建立馆校合作机制，让文博研学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兴技术，推动文物“活起来”，实现文物“可听、可视、可触、可感”。

大辛庄遗址公园考古科普体验区

其实，科技赋能还可为遗址的研究提供全新路径。2025年7月，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北师香港浸会大学高等研究院，启动了“大辛庄陶片拼合AI挑战赛”。这是一项结合人工智能与考古学的国际竞赛，旨在借助深度学习技术，对大辛庄遗址出土的近20000片陶器碎片进行拼合。这些陶片来自H690号储藏坑，传统的陶片拼合方式效率低下，难以应对如此庞大的数据量，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为解决这一考古难题提供了可能。竞赛邀请了全球人工智能专家、数据科学家、考古学者及文化遗产爱好者参与，共同开发陶片自动识别与匹配的新方法。

这项竞赛的意义，在于推动考古基础性研究的突破。在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副研究员王庆铸看来，相关成果不仅能服务于大辛庄遗址的陶片拼合，更将为人工智能在文物修复、古文字解读、文化网络模拟等领域的应用奠定基础。“我们得到的不仅是一件件完整的器物，更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解读维度，为计算考古学这一新范式探索前行之路。”

从遗址发掘到博物馆运营，从学术研究到科技赋能，大辛庄遗址正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公众视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活化利用的持续推进，大辛庄遗址将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