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珍藏｜大辛庄考古九十年

大辛庄遗址的考古从20世纪30年代持续至今，从发现、调查与试掘到系统性的科学考古，可以说是中国考古百年历程的缩影。

1935年春，汉学家林仰山了解到，济南东部靠近胶济铁路的沟渠附近，发现了骨质箭头等文物。次年寒冬，林仰山前往当地，不仅收集到这批文物，还征集了周边多处遗址的出土遗存。通过林仰山的报告，大辛庄遗址被国内外学术界所知晓。

1939年，林仰山撰写完成《山东古代陶器》《山东大辛庄商代遗址的发现》等四篇学术文章，时隔一年又发表《大辛庄再发现》。这些著作不仅文献考证翔实，而且收录了遗址实地场景图、手绘位置地图和出土文物图片等珍贵资料。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份对东方文明的坚守与探索，更显可贵。

新中国成立后，大辛庄遗址考古步入正轨。1955年冬，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开展试掘工作，在遗址蝎子沟东西两岸边沿布设两条探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出土器物风格接近郑州二里岗期，年代早于殷墟，为判断遗址年代提供了依据。1958年11月，大辛庄开展深翻土地工作，山东省文化局调集省文物训练班全体学员开展短期钻探与试掘。这次工作确认该遗址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更探明文化层普遍深2米，最深处可达4米。此次出土的白陶、卜骨、铜器等遗物，与殷墟典型器物高度吻合，进一步印证了与商王朝核心区域的联系。

1955年至1963年间，山东大学历史系持续深耕这片土地，通过系统考古调查采集到大量陶片、玉石器和骨角器标本。彼时山东境内商周时期遗址发现较少，这极大充实了学界的认知。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邹衡教授依托这些资料，首次尝试对山东地区商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迎来新的突破。1982年4月，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结合测量课实习，对遗址开展全面调查与测绘，清理了2个龙山文化灰坑和1座小型商代墓葬，采集到数件完整商代陶器。1984年，山东大学联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开展新一轮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880平方米。清理出商代房屋、墓葬、水井等大量遗迹，获得100余件陶器标本和约400片甲骨，明确了遗址至少包含商代、西周、战国和汉代的文化堆积。

2003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3月至6月，山东大学联合省、市考古机构在蝎子沟以东开展大范围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考古人员通过比对拼合，复原出一个较为完整的龟腹甲。彼时，考古学家李学勤教授认为，大辛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殷墟之外发现的唯一的商代卜辞，它的出现，在甲骨学史上具有标界意义”。这一发现获评当年“全国最具学术价值的六项考古新发现”。

2003 年发掘现场（资料片）

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新一轮发掘工作启动，2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创下历次之最。这次发掘弄清了遗址功能分区：西区为生活区，东区为墓葬区。不仅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而且集中清理出141座商代墓葬，年代跨越商朝中晚期。其中，高等级贵族墓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墓中出土的少量玉器，以及铜钺、觚、爵、鼎等重要铜礼器，为探讨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大辛庄遗址由此获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4年3月至7月，考古团队又将目光投向遗址西部的蝎子沟以西区域，8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揭示出丰富的中商晚期至晚商早期文化层。此次清理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遗存中，灰坑涵盖垃圾坑、祭祀坑和取土坑多种类型，墓葬则以小型墓葬为主，随葬品相对较少。出土的陶器、石器、骨角蚌器、卜骨卜甲及少量铸铜废弃物，为研究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鲜活素材。

2020年至2021年，山东大学在蝎子沟西侧中部开展进一步发掘，总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区域涵盖2014年发掘区西北的南、北两区。此次发掘成果丰硕，共清理灰坑420余个、房址2座、墓葬9座、灰沟12条、窑址2座、水井3口及大量红烧土堆积。值得关注的是，南区2座商代窑址均分布于大型灰坑周围，其中一座窑址形制较大，还发现了陶鼓风嘴等冶铸相关遗物。结合窑址周边密集的灰坑分布，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处商代手工业区。

如今，大辛庄遗址博物馆已建成开放，考古和研究还将持续进行。随着《大辛庄遗址考古工作规划（2025-2035年）》的实施，这片土地将有更多历史密码被解锁。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