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气候变局如何影响明朝兴衰

在海外明清史研究领域，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是绕不开的学者。他的著作《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以下简称《崩盘》），以明末浙江桐乡一个底层读书人的零散记录为起点，将气候变迁这一“慢变量”引入王朝兴衰的解读框架，描绘了别样的明清易代图景。

“边角料”里的大命题

《崩盘》的开篇，卜正民没有选择帝王将相的权谋博弈，也没有聚焦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明末浙江桐乡的读书人陈其德。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底层文人，在《灾荒记事》和《灾荒又记》中，随手记录了1640年至1642年间家乡的米价波动。这些看似琐碎的“边角料”，被清光绪《桐乡县志》辗转收录，意外成为《崩盘》破解历史迷局的钥匙。

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在卜正民的学术生涯中一脉相承。他的代表作《维米尔的帽子》，便是通过画作中的微小细节，勾勒全球贸易网络，而《崩盘》则将地方志的粮价记载，“放大到当时整个明朝中国的层面”，搭建起宏大的分析框架。

陈其德的经历，其实触及了前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生存命题。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有着本质差异。现代科技的进步，让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驯服自然的能力，“变”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而在前现代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为有限，只能被动顺应自然节律，稳而不变或稳而小变才是常态。彼时，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往往是从气候等外部因素变动开始的。所以，从气候史角度去理解、观察前现代社会的变迁，是可行且必要的。

明清时期，全球气候显著变冷，学界称之为明清小冰期。竺可桢等学者提倡气候史研究，黄仁宇的“十五英寸等雨线”、胡焕庸的“人口密度线”等都与此有关。近年来，环境史研究的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崩盘》的价值在于，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气候与历史关联的考证，而是发现了气候、环境、粮价与社会稳定之间的隐秘联系，并将其作为论证大明衰亡史的关键线索。

卜正民注意到，明朝物价整体保持稳定，但灾荒发生时，方志等史料中关于物价的记载会显著增多。他从3000余种地方志中搜集了777条灾荒价格数据，这种对微观史料的深耕细作，与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通过海量档案还原明清易代细节的研究方法异曲同工。通过这些资料，卜正民尝试建立起明朝粮价波动与气候变化的对应关系，这又与乔弗里•帕克在《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中，通过全球文献互证气候灾异的方法遥相呼应。

卜正民发现，明朝后期的社会危机，几乎与气候变化引发的物价上涨呈正相关。他将这些危机定义为“六次深渊期”，其中万历和崇祯时期的两次影响最为深远。“万历深渊二期”（1615-1620年）的严寒气候，逼迫东北的女真人持续南下，加剧了与明朝的军事冲突；而“崇祯深渊期”（1638-1644年）的极端干旱，堪称千年一遇，华北地区受灾最为严重。极端气候直接导致粮食价格飙升，北方粮价竟达南方十倍以上，远超民众承受极限，加速了王朝崩盘。

[明] 佚名《出警图》（局部）

值得注意的是，入清以后，粮价虽有回落，但价格底线已大幅抬高，这使清朝百姓的整体生活水平低于明朝。这一细节从侧面印证了气候变迁对王朝命运的长远影响，也与竺可桢关于清代气候仍处于小冰期的研究结论相呼应。

从全球视野看明朝

《崩盘》还从价格史入手，展现了明朝中国与全球的复杂联系，这一研究视角与其《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对明朝海外贸易网络的探索一脉相承，揭示了明朝中国参与全球互动的细节。

16世纪-17世纪的全球贸易网络中，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的中国凭借低廉的人工成本、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质优价廉的商品，在全球低端市场具备极强的竞争力。以布料为例，原本是西班牙重要市场的美洲，很快被从马尼拉远道而来的中国布料占领，每年有不少白银从美洲流入马尼拉，用于购买中国商品。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全球贸易的顺差国，白银持续大量流入国内。

白银问题是近三十年来全球史与明史研究的热点。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出，16世纪-17世纪的亚洲尤其是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白银的三大洲流动构成全球贸易的核心。不少学者认同此说，认为白银的大量流入，扩大了明朝的货币供应，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证明明朝已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内部价格体系受到全球化影响。

不过卜正民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数量相当有限。即便是在对外贸易最活跃的万历年间，运抵中国的白银，仅占秘鲁矿山开采量的7.5%，绝大部分白银都被运往欧洲等地。他尝试描绘出自洪武至崇祯的两百多年中，各类主要物品的价格变化图，从而证明立论的核心出发点：全球贸易导致的白银大量流入，并不是明朝后期物价飞涨的主因，突然变冷的气候才是关键。

颗粒无收、饥荒、动荡的记载，在史书中很常见。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几个字，却是许多先民苦痛的日常。如果把无数生命的苦难，简单归咎为自然因素，而淡化那些晦暗的政治、摆动的社会和纠结的人性，未免是对生命的漠视，也无法认清王朝兴衰的深层原因。

实际上，全球气候变迁引发的危机，并非明朝独有的遭遇。17世纪，受小冰期、火山喷发、太阳活动减弱等影响，全球主要国家都面临农业歉收、疫病泛滥的困境，人类社会进入动荡与分化时期。乔弗里•帕克在《全球危机》中提出“三重压力”框架，认为气候恶化、财政与军费压力、社会动乱的叠加，是当时全球危机的核心。

然而，各国命运迥异。在西班牙，气候异常引发饥荒和疫病，政府艰难应对，不过最终导致帝国衰落的，是由此延伸出的王室信用崩塌。法国同样遭遇饥荒与社会动荡，但路易十四通过强化财政汲取能力和军政集权，勉强维持了王权稳定。荷兰和英国则选择了“市场-贸易-制度”的应对路径，逆势翻盘，实现了崛起。

大明王朝这边，脆弱性暴露无遗。对外，明朝的贸易核心是白银输入，粮食主要靠自给自足，缺乏全球贸易网络的调剂；对内，灾荒频繁发生，战乱多次阻断漕运，跨地区粮食调配愈发艰难。庞大的底层群体在灾荒中不堪一击，社会不满情绪不断积累，最终转化为暴力冲突。

不过，卜正民还是充分肯定了明朝应对灾害的努力。他认为，在基础设施建设、作物改良、制度建设、技术革新、人口控制等方面，明朝已经做到了极致。但前现代社会的本质局限，让明朝最终无法摆脱对气候变化的依赖，其应对体系缺乏现代经济体系、科技、高效政务体系和科学环境认知的支撑，面对多重压力叠加，最终无以为继，迅速崩解。这种分析，不纠结于一朝一代之兴替，比较客观地揭示了前现代社会的制度困境。

回到具体历史语境中

关于明清易代的解读，总少不了“道德评判”的声音。传统史观往往以“有德”或“失德”来解释王朝的兴替，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官员的腐败无能、东林党的党争内耗等道德因素。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虽关注到气候和经济因素，但仍用大量笔墨描述明末政治的黑暗与混乱。卜正民将明朝的覆灭视为“一场长达两个世纪的生存危机的结束”，似乎更加平实理性。

要真正理解历史，必须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卜正民通过粮价、气候、贸易等看似平淡无奇的史料，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面对天灾时的无力感。《崩盘》计算出明朝维系生计的家庭成本略高于14两，维系体面的家庭生活成本略高于23两。明朝官方最低年工资在5两到12两之间。遇到饥荒年，普通人可能无法生存。有的家庭只能卖身求活，比如1588年严重饥荒时，上海人潘允瑞就用二两白银，购买了一对油漆匠夫妻。

可见，以男耕女织为生产单位的前现代社会，具有极低的容错率和抗风险能力。一次严重的灾荒，确实足以摧毁一个地区多年积累的安定局面。这并非某个王朝政权的问题，而是前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局限。

当然，这并不等同于气候就能决定文明兴衰，一个幅员辽阔、人口过亿、延续数百年的庞大帝国，其兴衰存亡很复杂。学界普遍认为，气候对文明的影响，取决于地理格局、交通网络、社群组织、制度设计、财政能力等多重变量。天灾或许无法避免，但不同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应对方式，是决定发展走向的关键。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前进的，《崩盘》也并非一部“气候决定论”的著作。卜正民没有将明朝的衰亡单纯归结为自然环境的恶化，相反，他反复提醒读者，明朝的经济困境、财政管理的失误和社会阶层的不平衡，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气候带来的粮食短缺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权无法有效应对这一危机。

卜正民的研究，通过耐心梳理看似零散的历史线索，拼凑出一幅更为完整、更为真实的大明衰亡图景。可见，历史研究既需要对史料的耐心梳理，也需要跨越学科的学术勇气；既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也需要具备观照现实的时代意识。

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国际局势动荡的当下，这部著作带给我们深刻启示：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才能让各种灾难变成可承受的波动，保持社会稳定。

相关阅读：

1.樊树志：《重写晚明史》（五卷本），中华书局

2.温骏轩：《大明生死线》，浙江人民出版社

3.[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修订版），新星出版社

4.[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