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丨“树荫下放着一卷诗章”——遇见《鲁拜集》

没想到，我会与著名的《鲁拜集》结缘！

前几日，我们星航读书会邀请岛城著名作家、藏书家姚法臣先生与书友们交流读书心得。法臣先生高度重视，不仅精心准备了讲稿，还特地带来了其珍藏的代表性藏书与大家见面，其中就有一本《鲁拜集》。

这是一本编号为197的限量版诗集，由海豚出版社2015年出版，盒装，6开，仿皮烫金封面，内页为书顶刷金的毛边本，已为法臣先生细心地裁开。当我们戴上白手套，小心地打开诗集，一股墨香扑鼻而来，里面有原貌呈现的维德先生绘制的石版画黑白插图、复制的英文原版书页以及郭沫若先生的中文版译诗，并附有英文版的作者传记、郭沫若先生撰写的中文版作者略传、英国出版商罗勃.谢波德先生以及海豚出版社关于《鲁拜集》的中文版出版说明，还有手写的编号等，所有这一切，无不显现出这是一本极具收藏价值的豪华本诗集。据本书附页介绍，本限量版诗集仅制作了500本，其中第1-3本用尼日利亚山羊皮装订，由英国谢泼德.桑格斯基&萨克利夫.扎赫诺斯朵夫公司手工制作，罗勃.谢波德先生监制，第4-10本用中国羊皮装订 ，由罗勃.谢波德先生在中国监制，第11-500本用仿皮装订，而法臣先生带来的正是这其中的第197本。

法臣先生为我们激动地讲起《鲁拜集》的传奇经历。

原来这本诗集曾经出版过史上最豪华的版本，并曾随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

《鲁拜集》是12世纪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的一本四行诗集。所谓“鲁拜”（Robajo）是古代波斯的一种传统诗体，一首四行，类似于中国古诗中的绝句，它诞生于9～10世纪的波斯，并在11世纪中叶达到了鼎盛，其中以奥玛·海亚姆的成就为最高。奥玛·海亚姆，1048年诞生于波斯湾边的内沙布尔（现今伊朗东北部），约于1131年于离世。他不仅是当时波斯帝国一位才华横溢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还是著名的诗人。在11世纪的波斯，战争频仍，诗人奥玛·海亚姆以独特的视角洞察生死，认为人的生死如同自然现象一般，都是“来如流水逝如风”，超越了当时宗教思想对人的生死观的束缚，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1859年，英国学者兼诗人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了波斯文版的《鲁拜集》，并为此打动，于是他决定将这部诗集翻译成英文版，且最终只选择了其中的一百零一首作品进行翻译。译稿完成后，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将诗集交给伦敦书商夸里奇出版。英文版的《鲁拜集》出版，加速了《鲁拜集》的传播，于是《鲁拜集》名声大噪，各种版本的诗集相继出版，多达千余种。

《鲁拜集》也引起了美国作家、插画家伊莱休.维德先生的关注。维德先生出生于纽约，但曾数度造访英国，正是在英国，他发现了菲茨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于是，1883年他开始为这本《鲁拜集》先后绘制了55幅石版画插图，并于1884年交由波士顿霍顿.米福林公司&河滨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为了完整地呈现石版画的效果，特别采用了用石版画原作直接印制的技术以及极为夸张的对开版本，且仅印制了100本。插画版的《鲁拜集》一经出版即引起全球关注。

当时伦敦一家名叫萨瑟伦的书店进了几本进行销售，恰巧被英国著名的书籍装帧家弗朗西斯·桑格斯基见到，大为震憾。他决心以此为底本，装帧出一部世界上最豪华最富丽的书。于是在萨瑟伦书店高级职员约翰·斯特恩豪斯的支持下，他开始了艰辛而细致的制作工作：他首先采用烫金技术，分别在封面、封底、封二、封三和前后环衬上烫出了100平方英尺的金叶脉络，接着又拼接嵌入了4967块各种颜色的羊皮，镶嵌了1050颗各种宝石。整个装帧过程历时近两年。这本号称史上最豪华的诗集装帧完成后，在萨瑟伦书店举行了隆重的展览，并标价1000英镑进行销售，立即在全球引起了轰动。

展览之际，一位叫魏斯的美国商人看中了此书，但又觉得太贵，虽经讨价还价，终未成交。1912年3月29日，萨瑟伦书店决定将此书进行公开拍卖，但因种种原因，无人举拍，最终魏斯仅以405英镑的价格拍得此书，竟比原标价便宜了一半以上。魏斯原定4月6日将《鲁拜集》运往美国，但因为工人罢工轮船停运，未能成行。4月10日，魏斯携《鲁拜集》登上了泰坦尼克号前往美国，没想到厄运降临，航行四天后，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那本装在橡木盒子中的《鲁拜集》也随之落入海底。消息传来，《书籍装帧期刊》悲怆地写道：“当代最豪华的书，与最豪华的邮轮一同沉没于汪洋之中，这也许是它最好的归宿。”

泰坦尼克号遇难10天后，桑格斯基所在公司在《每日电讯》发布声明，计划“再造一本这样的书”。但不幸的是，7月1日，年仅37岁的桑格斯基为救一位落水妇女而溺水身亡，此事就此搁置。1924年，桑格斯基当初的合作者萨克利夫的侄子斯坦利·布雷进入公司学徒，他竟意外地在公司的库房里发现了当年桑格斯基关于《鲁拜集》的设计图和烫金版，于是下决心独自复制《鲁拜集》。当他用了近7年时间将此书完成时，二战爆发了。为了免遭战火，布雷将这本重生后的豪华诗集放入一个金属箱子里，藏于地下室中。没想到灾难还是没能躲过，1941年在德军对伦敦的一次空袭中，整个房屋被炸毁，地下室也发生大火，幸亏有金属箱子的保护，尽管藏于其中的《鲁拜集》文本因高温化为灰烬，但用于装帧的各种宝石却幸运地存活了下来，静静地躺在灰烬之中。痛心疾首之余，布雷初心不改，决心利用这些灰烬中的宝石，再做一部同样的《鲁拜集》。功夫不负有心人，史上最豪华版的《鲁拜集》又被成功复制，并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之中，保存至今。

英译本《鲁拜集》出版后，也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等开始将《鲁拜集》引入中国，1919年，胡适就曾译过2首，1924年，郭沫若又将《鲁拜集》全文翻译了出来，并交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此后，闻一多、徐志摩、黄克孙、黄杲炘、木心等都曾翻译过它，光华书店、光大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也曾经多次再版，其中公认翻译得最为精妙的为郭沫若本。

而法臣先生为我们现场带来的正是郭沫若先生翻译的版本。和黄克孙等用中国绝句的形式翻译《鲁拜集》不同，郭沫若先生直接用白话文进行了翻译，更加贴近了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读书会现场，法臣先生邀请一位高中女生朗诵了其中的第十二首：

树荫下放著一卷诗章，

一瓶葡萄美酒，一点干粮，

有你在这荒原中傍我欢歌——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

虽然简短，但荒原中欢歌的场景确实令现场的书友们无限着迷。

关于《鲁拜集》的传奇，我意犹未尽。于是，分享会结束后，我继续讨教法臣先生是如何收藏到这本诗集的。法臣先生又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当代中国出版人的情怀与执着。

2014年10月，海豚出版社准备出版许渊冲先生新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为此该社社长俞晓群先生安排编辑杨小洲等前去欧洲，考察有关莎士比亚著作的装帧情况，并顺便了解一下《鲁拜集》的现状。幸运的是，杨小洲在伦敦街头找到了当年拍卖《鲁拜集》的那家名叫萨瑟伦的书店，并惊喜地在书店的橱窗里发现了彩色复制的《鲁拜集》封面，于是根据书店老板的要求，买了一本名叫《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的书，然后获得了作为赠品的那张封面。回国以后，俞晓群和杨小洲产生了复制出版《鲁拜集》的念头，并决定对《鲁拜集》再作一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要看看能否找到当年随着随泰坦尼克沉没的《鲁拜集》的内文。于是随着第二次去伦敦商谈出版《莎士比亚全集》事宜，杨小洲再次来到萨瑟伦书店，询问有没有那本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的《鲁拜集》的底本。书店老板踌躇再三，最终从秘不示人的书柜中，表情凝重地捧出一本对开本的《鲁拜集》对杨小洲说“就是这本，当年买的几本，现在仅剩下这一本，已经在店里安睡100多年了。”杨小洲欣喜不已，当即决定将其买回。很快，2015年9月，中文版的豪华复刻版就在中国正式出版了。出版消息一公布，法臣先生即从出版社购买了编号为197的收藏本，至今已经10年了。

分享会结束后，我留法臣先生小聚，并邀请几位书友一同参加。能够与法臣先生近距离交流读书写作的话题，书友们倍感机会难道，问题不断，法臣先生同样意犹未尽，谈兴甚浓，从藏书到读书、从创作到生活，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不知不觉，几近子夜。法臣先生突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要给我们每个人赠送一本他的藏书。众人一片欢呼，目光齐刷刷盯向他的脸。我担心法臣先生酒后反悔，连忙将他一军：“说话算数，不许反悔噢！”法臣先生斩钉截铁回应“决不反悔！”众人又是一片欢呼！

于是，法臣先生让书友们从自己带来的藏书中挑选各自喜欢的藏书，并一一为他们签名以作纪念。书友们欢天喜地，抢着与法臣拍照留念。我未敢开口，因为我早已看中了那本《鲁拜集》，但又怕法臣先生不舍。法臣先生似乎看中了我的心思，双手捧起那本厚实的《鲁拜集》塞到我的手上，郑重地说，这本赠送给你。我惊喜，但又再次担心法臣先生酒后反悔，于是再次将他一军：“法臣老师不许反悔噢！”法臣先生再次斩钉截铁地回答“决不反悔！”我抱着《鲁拜集》，爱不释手。我没有想到，如此传奇而精美的《鲁拜集》就这样传递到我的手中！

第二天是周末，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鲁拜集》，一幅插图一幅插图地仔细欣赏起来，一首诗一首诗地认真阅读起来，连其中的中文附录、出版说明，甚至出版信息都未曾遗漏。此前我对《鲁拜集》一无所知，这是我因法臣先生而第一次与其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掩卷而思，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美国插画家维德先生、英国书籍装帧大师桑格斯基先生和布雷先生，以及中国的胡适、郭沫若、黄克孙、俞晓群、杨小洲、姚法臣等先生对此无限着迷，并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为它的传播付出了努力，那是因为，这短短的101首诗歌作品，回答了自古以来作为个体的人一直在苦苦探索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人该怎样活着、该怎样度过这简短的一生？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发出的困惑：“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默然承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作者海亚姆以一位科学家的视角，通过波斯四行诗的方式，为我们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既然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死，那就应该快乐地活着。因此，我们在他的诗歌中，读出了对生死的豁达、对生命的赞美、对快乐的向往，这不由使人想起孔子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不由使人想起李白的名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海亚姆的诗歌恰如秋日的私语，当其从我们的心头飘过，带来的是安宁和快乐，带走的是烦恼和困惑。

同事霰忠欣是文学博士，也是岛城小有名气的诗人，当我与其谈起《鲁拜集》时，她亦如数家珍，并带来了她所收藏的黄克孙先生的译本。黄克孙先生在序言中说，读海亚姆的诗歌，有一种“淡漠的悲哀”，我虽有同感，但更多地还是参透生死后的旷达。霰博士还谈起与《鲁拜集》有关的两则文坛往事：一则是金庸先生与《鲁拜集》的故事，另一则是王蒙先生与《鲁拜集》的故事。

关于金庸先生与《鲁拜集》的故事，当然得从其武侠作品说起。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第三十回《东西永隔如参商》篇首有这样一段情节：有一次，谢逊听到殷离在唱“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就向张无忌等人讲了一个波斯的故事：其时波斯大哲野芒设帐授徒，门下有三个杰出的弟子：峨默长于文学，尼若牟擅于政事，霍山武功精强。三人意气相投，相互誓约祸福与共。后来尼若牟青云得意，做到教主的首相，而霍山不甘久居人下，阴谋叛变，事败后又结党据山，且遣人刺杀同门好友尼若牟。尼若牟临死时口吟峨默诗句，便是这两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

上述故事中的峨默就是《鲁拜集》的作者奥玛·海亚姆，而殷离所唱的这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正是来自于《鲁拜集》。在我手中的《鲁拜集》附录郭沫若先生的《诗人莪默.伽亚谟略传》中，郭沫若先生正是将奥玛·海亚姆翻译成了“莪默”，其中关于“莪默”的略传也与金庸笔下的故事基本相同，想来，金庸先生在创作这一段故事时，是有可能阅读过郭沫若先生翻译的《鲁拜集》以及其关于作者的介绍的。

关于王蒙先生与《鲁拜集》的故事，就得从王蒙先生在新疆伊犁的经历说起。

1963年至1978年，王蒙先生曾经在新疆伊犁生活了约15年，为此他创作有《在伊犁》的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名叫《鹰谷》的短篇小说，描写了他与新疆卫生厅干部图尔迪等四人一起到一个名叫鹰谷的地方伐木进行劳动改造的事故。有一次晚饭，王蒙借着酒兴朗诵起了一首海亚姆的诗：

空闲的时候要多读快乐的书本，

不要让忧郁的青草在心里生根。

再饮一杯吧，让我们一醉方休，

哪怕是死亡的征兆已渐渐临近。

曾经是诗人的图尔迪受到感染，也朗诵了一首海亚姆的诗：

我们是世界的期待和果实，

我们是智慧之眼的黑眸子。

若把偌大的宇宙视为指环，

我们定是镶在上面的宝石。

对于图尔迪朗诵的这首诗，王蒙先生印象深刻，不仅写进了小说里，还在多年之后一次国外的作家聚会上用乌兹别克语朗诵过，并得到了一位土耳其作家的赞誉和欢迎。为此，他还专门研究过郭沫若先生翻译的《鲁拜集》，发现他接触并抄录过的乌兹别克译文版的海亚姆的诗歌作品，与郭沫若翻译过来的英译本作品根本无法相互参照，特别是图尔迪朗诵的那首在郭沫若译本和王蒙先生接触的乌兹别克译本中都没有影迹。这也说明菲茨杰拉德先生的英译本、郭沫若先生的中译本以及王蒙先生的乌兹别克译本都只是翻译了海亚姆诗歌作品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作品没有被翻译流传开来。可事实可能真的如此，因为据黄克孙先生在其所翻译的《鲁拜集》序言中所说，海亚姆一生一共创作有一千多首“鲁拜”，而流传下来的大约有750首，但被翻译成中文版的只是其中的101首，因此，王蒙笔下图尔迪朗诵的那首极有可能是还没有被翻译过来的只在民间口口相传的版本。

在写作此稿时，我又给法臣先生打去电话，打趣地问道，现在还后悔赠书于我么？法臣笑着回答，从未反悔过，并强调说道，《鲁拜集》的传奇不仅在于其他在出版和装帧方面的传奇，更大的意义应该在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传递，《鲁拜集》能够从我的书架传递至你的手中，今后或许再从你的手中再传递到更多的读者手中，才是它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我恍然开悟，法臣先生作为一位真正的藏书人，他收藏的从不仅仅是作为物质形态而存在着的书，而是对读书作为生活状态的一种执着，以及唤醒更多读书人的一种情怀！

（颜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