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着人物写山海传奇

近日，枣庄市政协委员、作家简默最新长篇小说《榕树下的老乖》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邓恩铭（乳名“老乖”）烈士青少年岁月的长篇成长小说，《榕树下的老乖》以细腻笔触再现了这位革命先驱的成长轨迹，聚焦邓恩铭在家乡贵州荔波十六载的岁月，生动展现了一个水族少年如何一步步跨过千山万壑，毅然投身革命洪流，最终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历程。作品以水族少年的乡土记忆为棱镜，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璀璨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给读者带来丰富的阅读感受和心灵体验。记者就此书的创作过程、书写理念、书写内容等问题采访了简默委员。

记者：当我第一次听您谈到《榕树下的老乖》这部小说时，便十分好奇，“老乖”是谁？您为什么要写他呢？

简默：“老乖”是邓恩铭烈士的乳名。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我在《榕树下的老乖》中温馨地描写了“老乖”乳名的来历：“孩子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父亲，蓦地甜甜地笑了，带着咯咯的笑声。这声音虽像绣花针落到地上一样轻微，但父亲还是听到了。看着孩子乖巧伶俐的模样，丈夫越发欢喜，不禁脱口叫道：‘老乖。’”这是诗意生动的文学表达。现实中，邓恩铭出生后，便被赋予了更多的家族责任，父亲希望他通过求学苦读去博取功名，光耀门楣。而小时候的邓恩铭自听得懂话和学会走路开始，就表现得很乖，很听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很勤快，看见什么事情都做，而且认认真真，有条有理，善始善终，父母和长辈都很喜欢他，喊他“老乖”，言语间透着亲热、亲昵和疼爱。但谁都想不到这个曾经那么听话叫“老乖”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旧制度的叛逆者、殉难者和终结者。

2023年11月，我母亲猝然辞世，她比我父亲在人世间多陪伴了我们23年。那一刻，我的眼前大雪纷飞，感觉心如死灰，无精打采。父母的离世，让我成了人间孤儿，没了来处。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后，近半年时间里，我陷入了巨大无边的空虚与失落当中。就在此时，一道光亮猛然照彻了我的内心。我想起了我一直想要写的邓恩铭。循着邓恩铭，我可以重温我的故乡、童年、成长、父母和亲人，也可以探寻真理、理想与信仰。于是，在2024年初夏，我重拾有关邓恩铭的创作。

创作的念头一旦在心中萌生，我便思索以何种方式来表现邓恩铭的人生历程。邓恩铭是一位革命家，在他短暂而光辉的30年中，前16年在他的故乡贵州荔波县度过，后14年在山东生活。可以说山东是他挥洒热血、上演波澜壮阔革命篇章的“舞台”，贵州是他成长的起点与淬炼之地。众多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者，往往把目光聚焦于邓恩铭在山东期间所展现出的卓越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华，却极少关注他童年和少年时期性格的养成，文学界不乏直接书写邓恩铭革命生涯的作品，却鲜见反映他青少年时代生活的文学作品。最终，我决定创作一部长篇青少年成长小说，聚焦他在故乡荔波从出生到成长的16年。因为我写的是邓恩铭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我就用“老乖”这个乳名作为书名，再加上荔波的地标“大榕树”，这两者组合在一起，符合主人公的身份角色和生活本真，遂命名为《榕树下的老乖》。

记者：邓恩铭和山东有着深深的渊源。他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2016年，您创作了散文《重温一条河流》，刊发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这是邓恩铭壮烈牺牲85年后，文学界首次全面关注和讴歌他的英雄事迹。您的这部小说又一次填补了现当代文学画廊中的一处空白。请问，这部小说的种子最初是如何在您心中埋下的？

简默：我是一名三线建设者二代。我成长于荔波，我热爱荔波。荔波是一片美丽妖娆、人杰地灵的土地，诞生了邓恩铭、蒙九龄、杨家骝等仁人志士。说到这，我要感谢一场疟疾，这场疟疾改变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轨迹，是它让当时南下剿匪的外公无法继续跟随部队前进，先是滞留在荔波养病，最后干脆留在荔波一边剿匪，一边建设新荔波。外公外婆先后在荔波生了我母亲和我的姨舅们，这从他们的名字中可以寻觅到蛛丝马迹，比如我的两个舅舅分别叫“建荔”和“建波”，合起来就是“建设荔波”之意。到了1966年9月，我父亲与其他人乘火车离开济南，经郑州，过武汉，进株洲和衡阳，入柳州，三天四夜颠簸后，来到贵州都匀市，火车最后停在了清泰坡车站。他们以三线建设之名，开始建设由济南第二机床厂一分为二迁入的都匀机床厂（后更名为东方机床厂）。

父母成家后，生了我和弟弟，而我出生于1970年6月。小时候，父母都在东方机床厂工作，他们工作繁忙，无暇照顾我，有时就将我送到荔波的外公外婆家。许多年后，很多生活细节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并写入了我的作品中。每逢春节前夕，父母总是领着我和弟弟雷打不动地乘着那辆老牛似的长途汽车，来到荔波依偎着外公外婆过年。那时候我尚小，犹记得大榕树遮天蔽日，宽米粉鲜美可口，在通往民族中学的路上荷花静静绽放，还有那横跨樟江、连接着外面世界的大桥，县城仅有一条青石板铺就的主路，叫向阳路，这路走上去坑坑洼洼，看起来油亮可鉴。隔着向阳路，斜对着那棵大榕树的，就是邓恩铭故居。这是一栋四进三间的单层民居，为砖木结构，青瓦覆顶，墙砖齐腰，配有木门、木窗。院子两边是用青砖砌筑的马头封火山墙。这栋民居多数时候门户敞开，人们往来不断，但偶尔也会闭门谢客。

许多个寂静的夏日午后，我头顶着炙热的阳光，来到向阳路边的书摊上看小人儿书。我看得入了迷，直到守摊的老奶奶要关门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书摊。在回外婆家的路上，夕阳西下，余晖洒在青石板路上，仿佛泼上了一层油彩，青石板路闪耀着迷人的光芒。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渐渐沉入黑夜，人们静静等待着第二天的太阳重新升起。

我每天在向阳路上走来走去，邓恩铭故居就在向阳路中段，去时故居在左，回来时故居在右。我走着邓恩铭走过的路，仰望那棵曾给他荫庇与欢乐，如今也见证了我从童年步入少年的大榕树。那垂挂如帘的榕树枝叶，仿佛轻轻拂过我的心灵，让我受到深深的陶冶。

14岁那年夏天，我随父母从黔南调动工作至父亲的故乡鲁南。高考后，我恰满18岁，第一次跟着母亲重返荔波，也第一次走进邓恩铭故居，我看到一张邓恩铭与他的同学们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合影，正是从看到照片上邓恩铭样子的那一刻起，我便萌生了书写邓恩铭的强烈冲动，迄今已近40载。此后，我的内心对荔波、对亲人、对大榕树和向阳路眷恋不已，这份眷恋促使我多次重返荔波，并开展采风创作活动。2016年，我创作的散文《重温一条河流》刊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这是在邓恩铭壮烈牺牲85年后，文学界首次全面关注并讴歌他的英雄事迹。可以说，我与荔波和邓恩铭注定有着不解之缘。我感谢自外公外婆开始一代又一代接续至今的亲情纽带，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走进荔波，走近邓恩铭，书写邓恩铭。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以散文成名，《扛一株玉米进城》《天堂边的孩子》《河上漂下一群羊》《蒲公英》等多篇散文，都很有影响力，您是怎么想起构思创作这么一部长篇青少年成长小说的？

简默：一位著名作家曾对我说过:“你不能写一辈子散文。”我承认我曾无比热爱散文创作，但他的话仍然让我警醒，并深以为然。

我自2003年开始尝试进行散文创作。当年8月，《中华散文》从众多自然来稿中刊发了我的系列散文《声音》，且入选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散文年度选和《中华散文百人百篇》。之后，《声音》又获得了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此后，我相继出版了《活在时光中的灯》（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一棵树的私语》《身上有锈》《活在尘世中》《时间在表盘之外》《玛尼堆上》《薄如大地》《指尖花田》等多部散文集，获得了石峁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等奖项。

散文是一种严重依赖作家个人人生经历和记忆体验的体裁，它写的是生活，是见识，是情感，是人格，是思想。一篇好散文不仅仅是对生活现场的真实还原，更是对作家记忆经验、情感逻辑、思想见识的提纯与升华，它与作家血肉相连，同呼吸共命运，散发着作家个性化的气息和气质。

我写了20年散文，渐生重复和疲态，这状态就像老在同一个地方日复一日地打一口井，我渴望体裁的延伸和拓展。我想起了那位作家的话，于是，在那些特殊而悲伤成河的日子里，我重新找回了我一直想要写的人，拿起笔写下了：“1931年4月5日凌晨……”，这是另一条河流，浩浩荡荡，源自几千里地之外的月亮山麓，我的文字也追随着邓恩铭坚定而勇敢的背影，溯流而上，去寻觅少年“老乖”的成长历程。

记者：在创作“老乖”这个角色时，您是如何做到“贴”着他的心灵去感受和叙事的？在写作过程中，您是否曾被他“带着走”而经历了意想不到的情节发展？

简默：开始创作《榕树下的老乖》，我便提醒自己以情感贴着人物来塑造“老乖”；后来反复修改时，责任编辑也要求我以情感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达到以情动人的效果。从序章邓恩铭和他的战友们在刑场上英勇就义，一股慷慨悲壮的英雄气永远回荡在天地之间，直到最后一章，“老乖”跟随二婶母一家离开荔波县城，踏上远赴济南投奔二叔求学的迢迢征程，从此，他再也没回过故乡。他为了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埋骨异乡。他的亲人、他的父老乡亲以水族人自己的方式为他招魂，呼唤他魂兮归来！从水浦村、县城、大榕树、永济泉、樟江、荔泉书院到黎明关，这是一条“老乖”从出生、进城、日常玩耍、求学到离开荔波奔赴山东的成长之路。随着时空的转换，我“贴”着“老乖”的心灵，“贴”着“老乖”的成长，也“贴”着“老乖”的精神品格，在虚实之间闪转腾挪，用鲜活的细节塑造人物，贴近人物本身去书写，深入刻画他的性格，细腻描绘他的喜怒哀乐，生动展现他的抗争与不屈，清晰呈现他的成长轨迹，深度挖掘他的精神内涵。

对于这样一部脱胎于真人的长篇成长小说，虽然我写的是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但好看耐读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

为了塑造“老乖”精神品格的形成，我在《水浦的春夏课》中写了“老乖”吃有虫的茶包和疑似被五步蛇爬过的老蛇泡，也写了“老乖”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捉马蜂、挖蜂蛹而被马蜂蛰的经历；在《水浦的秋冬课》中写了小伙伴们扒开潘公的稻田捉稻花鱼，“老乖”为此蒙受不白之冤，被不知情的父亲毒打；在《榕树下好乘凉》中写了“老乖”仗义帮助不幸丧父的杨梅，带领小伙伴们一齐给杨梅父亲放飞萤火虫捎“信”；在《干栏下的惊雷》中写了“老乖”为了阻止尚未成年的大姐被包办婚姻，推动石磨制造“雷声”搅黄了媒人上门提亲；在《愤怒的樟江浪》中写了“老乖”去水浦村看望祖母途中，登上蓝靛山探望麻风病人并给他们送豆腐，等等。所有这些情节，有的是我的父辈的人生体验和记忆，有的属于我的人生体验和记忆，有的则是我“灵机一动”的虚构，却无不是被主人公“带着走”而写出的。

记者：小说中的“山海”与邓恩铭的生命密切相关，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山”是他成长的摇篮，而“海”则是他奋斗的热土、革命的舞台？那么，您是如何将地域风貌、风土人情巧妙地编织到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中的？您希望青少年读者从这片“山海”中感受到什么？

简默：“山”是环抱荔波的群山，重重大山构成了“老乖”成长的摇篮，“海”既说他来到了大海的故乡——山东求学和革命，又喻指中国革命的洪流，当然也是他波澜壮阔的革命舞台，是他为之奋斗直至献身的热土。

我“贴”着“老乖”，追随着时空和场景，从水浦村到县城，从天真玩耍到求学苦读，从走向社会到离开荔波，水族干栏式建筑、南驿古道、水家布、拜大洞、盘甜酒、酿造窖酒、马尾绣、水书、水族古歌、“简大王”抗击清军的故事、大榕树、永济泉、打陀螺、斗鸡、吃新节、鱼包韭菜、过卯节、扳腰等元素，它们覆盖了水族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水族的“百科全书”。我将它们从头到尾一一贯串和呈现于整本书中，伴随着主人公出生和成长的全过程，体现于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当中。

邓恩铭是根植乡土、胸怀家国的榜样。我认为邓恩铭的少年成长经历是一次生命的壮丽旅行，当青少年读者通过阅读《榕树下的老乖》回望和追溯他的“山海”经历时，他们受到的是精神的洗礼与净化，他们会看到一位革命家的精神品格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在“山海”之间，他脚踏实地，立足乡土，仰望星空，心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淬炼追求真理的坚定信仰，他的吃苦耐劳，他的正直善良，他的扶危济困，他的不怕牺牲，他为了实现心中最美的图画孜孜以求的奋斗和努力，都对当下的青少年有着现实而积极的启示与意义。

记者：水族的“蝴蝶精神”是小说的重要精神内核，您如何将这种民族图腾精神与邓恩铭的革命初心相联结？在描写时是否有特定的情节设计来体现这种精神的传承？

简默：其实在贵州少数民族中，不光水族，其他少数民族比如说苗族也有类似的蝴蝶图腾崇拜和“蝴蝶精神”。蝴蝶是水族马尾绣中常见的图案，但凡有水族人生活的地方，必有蝴蝶在角角落落翩翩飞翔，融入每一个生活细节中。“蝴蝶精神”便是舍生忘死、救人于水火的担当和牺牲精神，这和一位革命家的精神品格和毕生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书中我描述了“蝴蝶精神”对少年邓恩铭的影响，从最初萌芽到最终在刑场上英勇就义，他的一生其实都在践行“蝴蝶精神”，他也化作一只蝴蝶，沿着樟江流过的方向，一路飞出群山，飞越大海，飞向外面的世界，以头颅和热血撞开黑暗，迎来黎明。在书中我也设计了“老乖”与母亲之间的互动来体现“蝴蝶精神”的传承。

记者：“成长”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老乖”的成长，伴随着甜蜜与苦涩、守护与离别。您在后记中写道：“世上没有天生的革命者。”您是如何解读这句话的？

简默：一位革命家的成长，就像一块钢铁的炼成，需要历经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滋养。这三者代表着三重维度，在邓恩铭的成长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缺一不可。它们就像一座互联互通的大熔炉，冶炼与锤打着青少年时代的邓恩铭，这是他成长的时代背景和精神源头，也是他性格与精神养成的必由之路，让他最终百炼成钢，却又不乏对父母、亲人和同志的绕指柔情。基于此，在创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地将邓恩铭还原成一位有血有肉、敢爱敢恨、可亲可敬的普通人。

“老乖”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史，“邓恩铭”则是一位革命家的伟大呈现，但没有少年“老乖”自然也不会有以后的革命家邓恩铭。常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但英雄的产生，是建立在普通人的基础之上的，他首先是一个普通人，是芸芸众生中的某一个人，有着自己的七情六欲，而不是站在高处振臂喊上几句口号，就完成了从普通人到革命家甚至英雄的蜕变，他需要逐步地成长，在成长中他会经历挫折与磨难，也会生发自己的困惑与迷惘，这样的英雄才真实可信，才能够打动和感染读者。在叙事中我也尽可能让这三条线索水乳交融、相互推进、彼此渗透，密不可分，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贴着人物写他的成长，写他性格和精神的养成。

记者：据我了解，关于邓恩铭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记载极少，您是如何弥补资料匮乏所带来的创作难度的？

简默：我在创作《榕树下的老乖》前夕，跟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聊天，他质疑道：“邓恩铭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有那么多可写的吗？”的确，大量的党史、文史和地方史料记载的都是邓恩铭离开荔波远赴山东求学，特别是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直至英勇牺牲的传奇历程，而对他在荔波从出生到成长的16年时间往往一带而过，基本没有较为详尽的介绍。资料的匮乏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创作难度，同时也让我摆脱了资料的羁绊，能够跳出资料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贴着人物性格和精神的塑造，展开故事情节，丰富生活细节，反复锤炼推敲语言，寻找适合人物成长的表达方式。

在启动创作前，我再次专程赶赴荔波，实地重温邓恩铭的成长足迹。我深入邓恩铭出生、生活、求学和离开荔波远赴山东的各个地点，包括水浦村、邓恩铭故居、大榕树、永济泉、樟江、荔泉书院、黎明关等，这些地点我都曾多次探访过，它们中像大榕树、樟江和永济泉也都曾是我童年和少年玩耍戏水的乐园。在探访过程中，我深入了解了邓恩铭的生平事迹。我与邓恩铭的亲属、他在荔波读书时老师的后人，以及当地文史学者、水书先生进行了深入交谈。我还广泛走访水族村寨，努力了解水族的历史文化，掌握其风俗习惯和民族风情，最大限度地充实创作素材。在丰富素材的基础上，我积极调动父辈和我这两代人在荔波生活的人生体验和记忆，尽可能地还原和重现邓恩铭生活的时代，像书中对樟江、永济泉和大榕树的珍贵记忆，都来自于父辈和我，还有打陀螺、斗鸡、会水（游泳）、扳腰（摔跤）、抠黄鳝等游戏与行动的美好体验，也都有着父辈和我两代人的影子。

资料的匮乏限制了我，更成就了我，让我不依赖资料，主动沉潜入生活的根部和人物的内心，探索挖掘我需要的素材。我又阅读大量党史、文史、民族风俗和非遗文化等方面的书籍资料，经过反复构思酝酿，终于创作完成了这部《榕树下的老乖》。

记者：在书中，您写道：“我终于写出了我一直想要写的人。”读来有如愿以偿、有如释重负，更有珍爱之情。如何理解这句话呢？而完成之后，它给您带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简默：从18岁成年，到2024年底创作完成《榕树下的老乖》，在近40年的漫长时光中，邓恩铭是我一直想要写的人。从贵州到山东，跨越千山万水，我离邓恩铭不是越来越远，而是愈来愈近，我追随着他的背影，来到他曾经生活和革命直至抛头颅、洒热血的山东。他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我的生活中，他仍然是那位我走过他故居时邂逅的少年，肩背行囊，两道浓眉下，一双坚毅的眸子炯炯有神，气宇轩昂。他抬脚迈过门槛，迎面朝我走来，冲着路边的我微微一笑，便向着远方走去……那表情和模样都像极了我的邻家大哥。

我必须承认我有着深深的要写好他的情结，而一旦这种情结扎下根后，我理解就像在我的意识深处埋了一枚钉子，岁月的磨砺，热血的激荡，只会让它变得愈加锃亮锐利，锋芒毕露。我写那个叫“老乖”的少年的故乡、童年、成长、父母、亲人、理想和信仰，其实也是在写少年的我的故乡、童年、成长、父母、亲人、理想和信仰。就像我在书中所写：“世间有了职业革命家邓恩铭，而老乖则永远留在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里，在故乡的风中被人们传颂。”作为一个与“老乖”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过并视之为故乡的普通人，我同样在故乡的风中记忆别人，也被别人记忆。

《榕树下的老乖》让我从找不到来处的悲伤、惶恐、迷惘和失落中走了出来，借助回溯“老乖”和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我走出了内心黑暗的城堡，实现了自我救赎，也完成了一次向故乡、童年、成长、父母、亲人、理想和信仰的深情回望与真诚致敬。我们不缺少泪水，只是稀缺比泪水更纯净更炽热的情感，泪水洗印和放大的才是沉甸甸的情感底片。这也是我第一次“试水”儿童文学，我选择了我一直想要写的人，我从中找到了与创作成人文学完全不同的乐趣与体会，从此儿童文学将成为我创作的另一个新维度。

记者：请谈一谈您下一步的创作打算。

简默：我是一名专业作家，日常工作就是创作。目前，我正在创作长篇非虚构《微山湖传》，接下来还打算创作反映三线建设者二代童年往事生活的儿童散文集《后楼的孩子们》，反映水族非遗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的儿童长篇小说《小水书先生》，以及布依族建军英雄蒙九龄成长经历的儿童长篇小说《铜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