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观点（2026.1）

编译者：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读：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以飨读者。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用户隐私管理、“亲密监控”、儿童数据治理、“网络生命权力”、 用户新闻体验、体育新闻的报道边界等多主题。

1. AI算法背景下的用户隐私管理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普遍采用AI算法进行个性化营销内容推荐，用户对隐私问题的担忧正不断加剧。尽管许多用户有意保护自身隐私，其采取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发表在2025年第6期《计算机中介传播杂志》（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一篇文章，通过对美国和新加坡的2078名参与者的问卷调查与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区分了采取不同隐私管理行为的用户群体类型，并分析了影响个体归属特定群体的关键因素。

研究首先界定了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三种主要隐私管理策略：一是“披露管理”（disclosure management），作为一种边界管理策略，披露管理指用户在社交媒体中持续监控个人数据的披露情况、数据用于个性化广告推荐的方式，以及控制外部企业获取个人数据的权限；二是“信息撤回”（information withdrawal），指用户为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主动采取措施以避免算法出于个性化营销目的进行的监控与数据收集；三是“认知回避”（cognitive avoidance），指用户在认知层面有选择地避开特定社交媒体平台与个性化推荐内容，而非采取积极的隐私管理策略。

在此基础上，研究区分了四种典型的用户群体:“隐私效益最大化者”（privacy-benefit maximizers）会积极运用所有可用的隐私策略，包括限制信息共享、管理数据披露及避开特定社交媒体平台。“隐私问题回避者”（privacy unnerved）主要依赖回避策略来应对隐私风险。“均衡型守护者”（balanced guardians）会采用所有隐私策略，但使用强度较为适中。第四类群体在两国的表现存在差异：在美国表现为“披露与回避并行型”，即同时采用披露管理策略和回避策略；而在新加坡则呈现为几乎不采取任何隐私保护措施。研究还发现，用户的“隐私管理自我效能感”（privacy self-efficacy）或用户管理自己隐私的信心，是决定其所属群体的关键因素。这些结论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个体如何在算法社交媒体环境中应对隐私风险，并为后续完善隐私保护措施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文献来源：KANG H J, YANG T T, BANU N, et al. Latent Privacy Management Profiles on Algorithmic Social Media: Cross-Cultural Insights into Privacy Protection Motivations and Management Behaviors[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25, 30(6): 1-14.

2. 智能家居与“亲密监控”

智能家居技术（smart home technologies，SHT）的普及不仅给家庭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为家庭成员提供了便捷的监控工具。目前，父母对子女的监控（parental surveillance）、伴侣之间的监控（partner surveillance）等“亲密监控”（intimate surveillance）行为在智能家居语境下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鉴于此，发表在2025年第11期《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的一篇文章基于对比利时715名父母与伴侣的在线调查，系统探讨了智能家居技术背景下家庭成员之间“亲密监控”的行为、意图与动机。

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家居技术已成为亲密监控的重要延伸工具。智能摄像头和智能音箱等设备已被实际运用于父母对子女、伴侣之间的监控行为中，证实了技术进入家庭后对人际监控模式的拓展。父母监控与伴侣监控在频率、意图和动机上存在显著差异。父母表现出更强的监控意图，且实际监控行为更为普遍。具体而言，父母更倾向于采取“限制性”监控，如限制孩子使用电子设备；而伴侣则更倾向于“检查性”监控，如检查对方的手机。这种差异反映出监控行为在不同家庭角色中的不同功能与接受度。此外，亲密监控的动机具有复杂性，尤其是“关怀”（care）成为理解亲密监控的关键维度。对父母而言，监控主要由“负责任的父母身份”驱动，与保护子女、履行养育责任密切相关，显示出监控在当代育儿中的规范化趋势；对伴侣而言，虽然存在与不信任相关的动机，但“高效管理家庭”和“好奇心”也是常见动因，因此纳入关怀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伴侣间监控的发生逻辑。

研究指出，亲密监控根植于“风险社会”与“数据化家庭”的双重语境，尽管常出于善意，但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伦理与社会挑战：它不仅可能侵犯被监控者的隐私与福祉，还可能给监控者带来心理压力，比如强化父母“必须时刻关注孩子”的社会期待。因此，未来研究应避免将亲密监控简单视为单一、负面的现象，监控行为的具体情境、技术类型、信息公开程度以及动机的多样性，共同构成其社会意义。

文献来源：DEREYMAEKER J, SCHOKKENBROEK J M, MARTENS M, et al. Smarter Homes, Smarter Surveillance? Exploring Intimate Surveillance Practices in Modern Day Households[J]. New Media & Society, 2025, 27(11): 6119-6138.

3. 儿童数据治理的困境

对于现代社会的儿童而言，他们从婴儿期起就生活在高度数据化的环境中，学校、医疗机构、托儿所乃至公共场所，都在日常运作中收集着儿童的位置、图像、健康信息等多维数据。然而，这种数据化进程也伴随着严峻的隐私挑战，父母在保护儿童隐私与使用数字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2025年11月的《儿童与媒体杂志》（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发表了一篇论文，考察了儿童数据的生成、使用与管理情况。

论文首先对澳大利亚的64名0-8岁儿童的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初步了解儿童数据生成的现状。随后，论文对3个典型家庭进行深度追踪，连续两周内每天两次提示父母记录孩子可能被收集的数据内容，并辅以工作坊深度访谈。

研究发现，儿童数据大多数由成人（父母、机构、他人）生成，数据生成贯穿全天，数据类型包括位置、多媒体影像、教育和健康等。父母虽然高度重视儿童的隐私保护，但却不得不在社交压力、机构要求与商业算法的多重影响下做出妥协，出让儿童数据以换取使用便利。研究指出，这种困境暴露出父母作为儿童数据的“守门人”，但却缺乏真正的数据控制权。对此，作者呼吁让科技公司、政策制定者与教育机构共同承担儿童数据治理的责任，推动践行数据收集的最小化原则，构建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数据保护框架。

文献来源：NG, R., ROGERSON, C., & BENNETT, S. Digital dilemmas of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a day in the life of Australian children’s data[J]. 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 2025(11):1–25.

4. 个性化医疗与“网络生命权力”

数据化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个性化服务日益普及。这一趋势常被概括为“在对的时间，向对的人提供对的内容”，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个人效益的最大化，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医疗（data-driven personalization in healthcare, DDPH）是此方面的典型案例。通过收集、存储与分析个人大数据，个性化医疗可以为人们提供定制化治疗与疾病预防方案。2025年第13期《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发表的一篇论文基于对以色列与爱沙尼亚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的访谈，揭示了DDPH的发展趋势与社会技术想象，并借助福柯的“生命权力”（biopower）理论，提出了“网络生命权力”（networked biopower）这一概念。

生命权力是现代国家通过管理人口的生命（如出生率、健康、死亡率等）来实现对个体的规训与控制的权力形式。而“网络生命权力”则依托数据化逻辑，通过 “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连接性”（connectivity）与“无时性”（timeless time）三大机制强化医疗机构对个体乃至整体人口的治理能力。

“去中心化”指数据收集与分析的权力从传统权力机构分散至各类公立机构、商业实体与数字平台，形成多节点、多层次的数据治理网络；“连接性”指医疗机构通过整合来自智能手机应用、社交媒体网站等多源数据，实现对用户的全景式监控，并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对其进行远程行为干预与引导。“无时性”指实时、持续的数据收集与分析使医疗干预突破传统时间界限，支持全天候监测、即时诊断与未来健康风险预测。

研究指出，医疗精英将 DDPH 视为提升医疗效能的关键工具，但其想象中蕴含着明显的“技术解决主义”（techo-solutionism）倾向：即相信所有健康问题均可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这种倾向掩盖了 DDPH 可能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隐私侵蚀、伦理风险以及商业资本对公共健康的裹挟。因此，人们必须在推动个性化医疗发展的同时，对其权力扩张与社会影响保持批判性警觉。

文献来源：ASHURI T, VOORST R V. Networked Biopower: Personalized Healthcare in a Datafied World[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5, 28(13): 2341-2358.

5. 用户新闻体验分析框架

如今，受众转向已成为数字新闻研究的重要趋势，但现有研究多关注受众如何消费、回避或理解新闻，但对用户的新闻体验关注不足。2025年12月《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发表了一篇论文，引入了跨学科视角，尝试构建一个适用于新闻学领域的用户体验分析框架。

论文采用理论综述与模型移植的方法，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与理论整合来完成。作者引入了“用户体验”（user experience）研究中的Morville蜂巢模型，该模型认为最佳的用户体验应具备七个互相关联的维度。

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七个维度逐一进行理论适配与阐释，将其移植到“新闻体验”（news experience）的语境中：有用（Usefulness），意味着新闻应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与生活；可用（Usability），意味着新闻内容与平台应易于理解和使用；合意（Desirability），意味着新闻能唤起情感共鸣与审美愉悦；可寻（Findability），意味着新闻应易于被发现和定位；可达（Accessible），意味着新闻应具有高可读性，并能包容各类残障用户；可信（Credible），意味着新闻内容应基于专业、透明与伦理原则；有价值（Valuable），意味着新闻能产生持久价值感，培养用户忠诚度，并促进公民参与。

论文为理解和评估新闻体验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该框架表明，优质的新闻体验不止于信息传递，而是一个融合了功能性、情感性、伦理性与技术性的复杂整体。论文鼓励新闻机构在未来的编辑决策和技术实现流程中，统筹考量这七个维度，从而创造真正服务于公众的新闻体验。

文献来源：MADUNEME, E., & LEWIS, S. C. What Makes for a Good News Experience: Developing a UX Perspective to Advance Audience Studies in Journalism[J]. Digital Journalism, 2025(12):1–25.

6. 体育新闻的报道边界

很长时间来，体育新闻被视作一种偏向娱乐化的新闻报道。而随着行业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新闻编辑部倾向于让体育新闻与政治、社会和文化议题相交叉，这些变化促使体育记者重新审视自身角色。2025年12月的《新闻实践》（Journalism Studies）发表了一篇论文，基于26名体育记者和10名非体育记者的访谈，考察了体育记者如何在新闻场域中界定自身的角色与报道边界。

研究发现，过去的体育记者主要负责比赛结果报道，因此承担着信息传播者角色，而如今体育记者的身份更加多元，开始涵盖故事讲述者、批判监督者、教育倡导者等角色身份。研究进一步发现，资本与惯习共同影响着体育记者的角色变化：在经济资本层面，体育新闻的商业价值不再依赖比赛信息，而更在于能否产出独家访谈和人物故事；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层面，记者的教育背景、行业人脉、社群关系共同塑造了他们报道社会议题的视角与能力，例如，少数族裔的体育记者更倾向于主动涉足种族议题；在惯习层面，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组织架构、工作流程与决策文化，潜移默化地规训着记者，共同决定着哪些故事被划归“体育”，哪些又应移交“新闻”。对于上述变化，部分记者坚持“体育归体育”，认为体育是逃避现实的娱乐，不能过度严肃化；而另一些记者则认为体育是社会缩影，报道相关社会议题是记者的责任。

研究拓展了新闻角色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建议未来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的体育记者角色异同，并追踪数字新兴平台如何重构体育新闻的形态与使命。

文献来源：ANTUNOVIC, D. “I’m Not Really Seeing it as Just a Sports Story”: Journalists’ Role Conceptions and Boundaries of Sports Coverage[J]. Journalism Studies,2025(12):1–19.